路遥真的是励志作家吗？
作品完稿时，作家最脆弱
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都忌讳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哪怕是寄给主编。通常他们会写信或者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普及，长途电话算奢侈品)告诉编辑部，问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能不能派编辑前来?寄给编辑部，虽然编辑说是赐稿，但寄的过程是投稿，总有点投靠的意思，感觉总有些屈尊。要是编辑上门，那是出版社和刊物来抢稿，至少是讨稿。感觉大不一样。这是在试探掂量。如果编辑不愿意上门，那说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视。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讨没趣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给看重它的人。这不是装孙子，是自我保护。
作品完稿的时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时候。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写完，说是心力交瘁，一点不夸张。看着手稿，却不知优劣，不知生死，不知成败。茫然四顾，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样。越著名越困难，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装，送邮局就是。有认识的编辑，写上编辑大名;没认识的编辑，写上主编的大名;最普及的，写上编辑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一分钱邮费不花。
你看得上，我高兴。看不上，退稿给我，给我份手写体的退稿信，我就当宝贝珍藏。总之，小作家投稿，没有心理障碍。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样，他经不起退稿，丢不起这个人，比脸面更重要，就像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身体极度虚弱，一点风寒，就可能留下终生毛病。所以，我还得重申，这与作家人品无关，与装腔作势无关。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职业软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时。
《当代》的老编辑像刘茵、章仲鄂、何启治、朱胜昌等，都是著名编辑，他们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要体谅作家，维护作家，帮助作家。
《当代》这么多年，一没美女编辑，二不趁人上厕所抢走手稿，三不提密码箱拍现钞，能够发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没有道理的。路遥要是直接给秦老写封信，《当代》会派一个老编辑，有可能是个副主编，领着我这个小编辑直奔陕西，直奔路遥家门。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好之后，就给《当代》去了信。
以陈忠实当时的名气，远不如路遥。我记得大家在朝内大街166号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认为陈忠实一定能够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但还是决定，派人奔赴西安。是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当代》发行量五六十万册，不考虑经营问题，内部管理也还是大锅饭，没有奖金差别。那些老编辑不管以什么方式组稿，都为的是编辑的荣誉感，比我们现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刊物产生影响，读者还不习惯直接阅读图书，所以作家都寻求刊物发表。还有，作协那位副主席，是个好同志，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时，对路遥有极其充分的保护。他说，路遥新作没给《十月》、《收获》，也没给《当代》的领导，是为了寻找知音。之所以问及我，是认为我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矿工子弟。路遥一生都在贫困中生活，陈泽顺的《路遥生平》一文中讲述了一件事，说路遥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得连内裤也没得穿。他到了《延河》编辑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因为他光屁股，必须要在被窝里穿上长裤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几岁就当民工，抡大锤，打炮眼，拉板车，抬石头，什么苦都吃过。跟路遥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这么一说，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给我看，真是托对人了，你怎么会毁人家呢?
副主席还有一席话，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苛刻吗?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有“一字不改”的要求。和副主席谈过之后，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因为读不下去，所以退稿
再经典的名著，我读不下去，就坚决不读。就跟吃东西一样，你说鲍鱼名贵，我吃着难吃，就坚决不吃。读书跟吃饭一样，是为自己享受，不是给别人看的。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开脱，是检讨自己怎么会铸成大错。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路遥有回忆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所以，我不可能对他说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对副主席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发稿和待发的长篇不少。我例举给你听: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还有李杭育那部后来被封杀的长篇。
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证头条和几号大字，更不能保证全文一次刊登。路遥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这就不用说你看不下去了，还给路遥留了面子。严格地说，不是我给路遥留面子，是路遥给我备好了台阶。很多著名作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实现，而是特意给编辑退稿准备台阶。避免编辑难办，大家难堪。
要不然，只好说看不上，说不够发表水平，那就太残酷了。很多时候，表面过分，其实厚道。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该是提过分要求的人。
退稿的时候，如果是无名作家，我们肯定就再见面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感受如实地告诉他，希望对他有所帮助。路遥是著名作家，轮不到我帮助，他要不主动听我的感受，我不会找上门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万要保密，对文坛保密，对陕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应该的，稿子被你一个小编辑随手就退了，传出去怎么也不好听。
我在西安期间，还真有人不时问我一句:看路遥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时会感觉古怪。
路遥创作这部长篇，费时多年，应当是陕西文坛的一件大事，受大家关注很应该。可我的感觉是问及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要泄密出去，会有人幸灾乐祸吗?不会有这么严重。尽管到哪儿都会有文人相轻，到哪儿也都会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当时陕西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数陕西作家有相同的创作路数。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会对陕西作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大家也不会盼着他失败。
陕西地处西北，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改革开放前沿，不能得风气之先。想要创新，不行;想要装现代，不行;想要给读者思想启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陕西恰好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也该承担起现实主义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我那一退稿，的确很残忍。
可惜我一个毛头小伙，愣头青，哪儿有这么心细。我退完稿，出门逛街，看上一辆有铁丝网还有轱辘的婴儿床，向孙见喜他们借了钱，高高兴兴买到手，扛上火车，就去了成都。当时我闺女她妈身怀六甲，我正准备给我闺女当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