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越的行为算不算谋反？
诸侯对天子所承担的义务，其详已不可见于诸文献，但从其后的事件来看，至少有三条：
1.要定期朝拜天子，王不能亲自来也要由使者来。彭月多次到长安朝拜。
2.每年要向天子上贡，称为“献费”。这就是刘邦后来下的诏书，规定不准多收百姓钱财，每人每年只收63个铜钱，每年10月“朝献”。
3.不得“擅发兵”，一切军事行动只能听命于天子。
彭越和韩信都栽在第三条上。彭越是“征兵不至”，韩信是“擅自发兵”。
彭越的谋反罪是基于装病这一欺君行为、以及不遵调遣这一抗旨行为，外加与亲信扈辄谈论反叛的事宜。这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罪形，不能拆开。如果整体来看，就不是没有反形，就不是“苛小”罪了。
如果在军事上装病抗旨不从都算苛小罪，那汉律干脆撤销好了，异姓王统统割据独立算了。欺君且抗旨不从，并基于此涉及交谈谋反事宜，且隐瞒提出谋反意见的罪臣，本身就是存在参与性和包庇性的谋反罪。
故有司根据太仆提供的人证和事证进行查实，判定其反形已显。
谋反跟造反也不是一回事。
谋反是谋划、商讨、以及交流反叛事宜。设定这个罪形，正是为了杜绝明反发生时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导致天下大乱。
对此唐颜师古有过注解：
[张晏曰：“扈辄劝越反，越不听，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瓒曰：“扈辄劝越反，而越不诛辄，是反形已具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这是一审。
一审吕后没染指，契机又是太仆偶然告发，不涉嫌官方操纵。彭越的罪责应不假。
二审基于彭越抗命不从，自言无罪，扬言要回老家。在情绪和立场上过于对抗汉中央了。
彭越肯定会自言无罪，搁谁涉嫌造反或造反未遂，都会自言无罪。罪犯被抓也会上来一通自己无罪。然而“王莽谦卑未篡时”，如果所有臣子都自言无罪，要汉律、有司干什么？
彭越越是自言无罪，越等于是把刘邦放在道德谴责的立场上炮轰。刘邦能乐意吗？这也是彭越跟蒯通的差距。蒯通被抓时，先是坦白自己的罪过，又扬言死的冤，从而引起刘邦的好奇，你明明认罪了，怎么还说冤？蒯通制造了一个悬念，勾起了刘邦的好奇，然后信誓旦旦交代了自己的阴谋诡计，并引申出一个大道理，阐明乱世中各为其主不算过失，使刘邦既不必站在冤杀大臣的昏君立场上，又被其戴上了“盗狗吠尧”的高帽子。蒯通给了刘邦台阶下，又替刘邦找了个放人的恰当理由，刘邦便赦免了蒯通。彭越作为一个草寇出身的将领，显然不具备这种老辣的口才和圆滑的政治悟性。
因此二审，思来想去，只能是在彭越在反抗情绪上面被做了文章。
彭越压根没想去巴蜀，而是一路怨天尤人，赖着不走，后来粘着吕后回到了洛阳。估计还在刘邦殿外一哭二闹了一通。由于之前对彭越已减免死罪，却换来大放厥词。刘邦又正好接到韩信谋反的报告，两案情绪合一，终于杀之以示众。
韩信、韩王信、臧荼、英布这些明反的人在情节上都比彭越严重，都没示众，唯独彭越示众，说明彭越的反抗情绪不是一般强烈，到了使刘邦忍无可忍的地步。加之彭越出身盗贼，半路入伙，时有二心，忠诚度着实不高。这都是导致彭越难以被宽大处理的原因。

若即若离的彭越
彭越是强盗出身。在天下大乱时只图四处抢劫，割据自保。
刘邦早期曾攻打昌邑，彭越以绿林强盗身份协助过刘邦攻城，但在攻城失败后便脱离刘邦，盘踞于钜野一带当强盗。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司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高祖本纪》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将其众居钜野中，收魏散卒。——《彭越列传》
史载，刘邦是第一个攻打昌邑之人。彭越就是昌邑人，他造反以后，自己没有能力攻打昌邑，在刘邦大军到来前，只能居于野泽之中寻求自保。刘邦并不是必须要攻打昌邑，他的目的是西入关中。
从刘邦兼并刚武侯的军队来看，刘邦离开昌邑时，应拉拢过彭越。但以彭越的性格不会跟随刘邦。他宁愿自成一派。这已经注定其在政治派系上谁都不讨好的命运。
自昌邑一战后直至戏下分封，彭越一直没有名分和作为。
后来齐国田荣反楚自立，需要吸收在野武装。彭越便为田荣招安。“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
彭越此时才作为正式的将领登上历史舞台。
此后，彭越为齐国攻打过楚将萧公角。间接的代表齐国参与了汉与楚的对抗。刘邦东击彭城时，“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黄。”
介于田荣已被杀，齐国为项羽所祸害，国家不稳。彭越正好借这个机会半脱离齐国，开始倾向投靠刘邦。所以彭越的第二重正式身份是刘邦所任命的魏相。
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
刘邦任命彭越为魏相有历史原因。
刘邦是秦末第一个攻打昌邑的将领，昌邑是彭越的老家。
刘邦当年从砀郡北上攻打昌邑的目的有三个：首要目的是北上绕道开辟西进关中的路线；其次消灭盘踞在北伐军周围的秦军势力；再者是保障砀郡边境的安稳（昌邑当时是与砀郡接壤的秦军守城）。
昌邑不再砀郡之内，即便攻打下来刘邦也不会驻兵不前。那么如果刘邦攻下昌邑，算谁的？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很关键。即刘邦刚刚攻打昌邑时，并无魏军参与。
在魏军没有前来帮忙的前提下，彭越是协助刘邦的唯一在野武装。彭越此前没有实力对抗秦军，只能借助刘邦西征军攻打秦军时，趁机借着帮忙的姿态捡漏。所以彭越的算盘是混个攻城名义，获取反秦联军的认同，等刘邦离开后割据昌邑一带。
刘邦既然没有兼并彭越的军队，也默认了他的帮助，估计并不反对让彭越接管当地。但前提可能是彭越日后要在大事上支持他。所以刘邦西征彭城时，彭越顺其自然的就加入到刘邦麾下。
刘邦返回栗（今夏邑县）拉援兵，彭越藏了起来。刘邦不久就在栗兼并刚武侯的军队，携魏军再次攻昌邑。
为什么刘邦能在栗兼并刚武侯的军队并笼络魏军帮忙？因为栗邑是魏国的旧地盘。此时魏国势利正在占领并恢复自己的旧领地。以魏豹为首的魏国势力已经加入到楚怀王阵营。史载：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刘邦当时是西征军统帅，军权高于诸将，有权调动栗邑兵力完成西征计划。这是刚武侯和魏军配合刘邦行动的唯一理由。
于是就变成刘邦、彭越、魏军三股势力并攻昌邑。但还是没有攻下。
攻打昌邑是刘邦率先之为，刘邦作为西征军统帅，原兵力不会少于万人，又兼并刚武侯的四千人。大约二三万。当时魏将皇欣和魏司徒武蒲是魏豹的手下，还不能算刘邦的嫡系。考虑到魏豹当时才数千号人马，估计这俩家伙的兵力不过千余，史称皇欣和武蒲只带了一些魏军“散卒”。彭越亦只有千余草寇军。因此昌邑之战，刘邦是绝对主力和统帅无疑。说这是彭越第一次抱刘邦大腿并不为过。
刘邦没有时间在昌邑耗，而是选择保存实力继续西进。这样一来，彭越也没理由再跟刘邦冒险西进。他的目的只是割据老家昌邑和巨野一带。刘邦大概支持彭越继续活动，所以默许彭越带走了一些魏军士兵（也可能是在刘邦的默许下接管了皇欣和武蒲的部分士兵，毕竟没有西征统帅刘邦点头，魏军不会也不屑跟随草寇彭越），让他继续在当地打游击，骚扰秦军。当时只要是反秦武装，在刘邦看来都属于统一战线。
所以最早帮助、统领甚至指导彭越者，是刘邦无疑。
帮助彭越打地盘，刘邦是第一个，也是绝对主力；魏军的作用其次。刘邦走后，彭越又领到一部分魏卒。所以后面彭越甘愿再次投奔刘邦。刘邦也就以自己携魏军和彭越攻打昌邑时积累的军事关系，命彭越作为魏相，继续带领魏兵打地盘。
需要强调的是，刘邦让彭越当魏豹的手下，协助其打地盘。表面上是扶持魏豹，或让彭越报答当年魏军协助攻城的恩情。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助彭越统御魏兵的经验，及其在梁地游击反楚的立场，分化掉魏豹的军权；比起当过项羽跟屁虫且反复无常的魏豹，一贯反楚的彭越显然更可靠。所以刘邦拿下魏豹后，立即将魏豹的军权给予彭越（没有刘邦授意和默许，彭越不可能刚到刘邦麾下就擅夺魏豹的兵权）。这可能也是魏豹反汉的原因之一。
刘邦任命彭越为魏相，算不算挖齐国的墙角？不算。
其一，彭越是自愿以齐将身份加入刘邦的伐楚大军，并非刘邦劫来的。且当时齐王田荣已败亡，齐国无正主（后由田荣弟田横暂时主持大局）。
其二，刘邦命彭越下梁地，也不违反田荣当年给彭越下的命令。刘邦充分尊重彭越身为齐将的使命。并且还将魏豹的兵权交由彭越利用。可谓极大的扶持彭越。
其三，彭越并未归汉。他的身份是先为齐将（由齐王田荣任命）、后为魏相（由汉王刘邦任命），独没有在汉军的官职。
正是基于刘邦扶持彭越而又未将其收归到汉军麾下，彭越一直徘徊游离于不确定的政治立场。
需要说明的是，彭越虽然加入了刘邦的伐楚大军，但他并没有参与彭城之战。而是负责在梁地一代掠地袭扰。
汉三年，彭城之战后，项羽乘胜向西席卷，趁势打败了彭越。彭越丢失了梁地所获的所有城池，只能独自率兵驻扎在靠近黄河一带的地方自保。这就是《彭越列传》所言的：“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
正当此时，刘邦西撤至荥阳固防，辗转于宛一带吸引和狙击项羽。彭越趁项羽为刘邦所牵制，趁机渡过黄河，攻击楚国东阿（项羽封鲁公，东阿为鲁国之地，项羽建立西楚后，东阿属西楚），并渡过睢水，在下邳一带打败了项声，杀死了薛公。引得项羽挥师讨伐。彭越再次被项羽轻松击败。
刘邦意识到单靠彭越一人在梁地扰楚远远不够，派卢绾、刘贾领兵两万去协助彭越打游击。彭越得到卢绾和刘贾支援，外加项羽被刘邦的坚壁策略牵制在荥阳、成皋一带，最终于汉四年重新收复梁地十多座城池。这就是《高祖本纪》所言的：“（刘邦）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馀城。”以及《项羽本纪》所言的：“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荆王世家》所言的：“（汉王）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
刘邦派卢绾、刘贾渡黄河袭楚后方，照应和协助彭越，以分化楚军攻击目标的策略极为高明，这是彭越有机会“复下梁地”的关键因素。

汉三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韩信擅自攻齐，导致项羽有机会联合齐国攻打汉军。在这个节骨眼上。楚军主力多调往齐国战场，自然没有太多功夫理会彭越、刘贾等人。但这个事件却间接透露出彭越其人的立场。当齐楚联军行将被汉军肢解时，靠捡漏割据梁地的彭越收到了齐王田广的贿赂。《史记•高祖本纪》载：“齐王广饹彭越。”
齐王田广这一行为旨在劝彭越反水中立。聪明的彭越没有爽快答应。理由有三：
一则，齐王田广劝返彭越时，齐楚联军已落下风，彭越怎会念及旧主子齐国的利益，去得罪如日中天的汉军；
二则，彭越此时正借着刘邦的势力在梁地捞地盘捞的欢，江河日下的齐国并不能给彭越带来任何好处。彭越怎么会弃强木而择枯枝？
三则，齐国当时与楚国是盟友。彭越本就占据着项羽的封地和地盘，此时逢楚军新败，更不会给楚国面子。
四则，刘贾、卢绾的数万大军与彭越互为犄角，作为刘邦给予彭越的得力助手的同时，也起到政治监视作用。彭越不能说反水就反水，与汉军撕破脸。这一情形与刘邦派灌婴、曹参协助韩信平齐一样。
当然，田广的拉拢也不是没效果。在贿赂彭越后，齐国实际主事者齐相田横投归了彭越。田横去往彭越处不会只是避难，极可能涉及政治游说。彭越在此前后确实表现出明显的中立态度。这就是历史所载的“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田儋列传》”所以《项羽本纪》也会用“彭越复反”一词形容彭越的反复无常。
司马迁在写彭越谋反案时，杜撰说吕后给彭越制造了一个“复反”的罪名，应是以此附会的。
田广贿赂彭越，是齐楚联军的共同利益。拉拢彭越失败后，项羽旋即挥师再伐彭越，夺下了外黄等城。这就是所谓的“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于此同时，刘邦打败曹咎，夺回成皋，在荥阳一带围困楚军。项羽不得不再次回到荥阳战线，在广武涧与刘邦形成对峙态势。两次失去梁地的彭越索性趁机由谷城东阿往北撤，转移到老家昌邑一代，打下了二十余城。
这表现出彭越始终想利用刘邦的力量在老家昌邑一带割据称王。哪怕后来被刘邦逮捕，也渴望回到老家一代东山再起。这也算是一种故里情怀。正是这一动机使彭越对刘邦处于若即若离的态度。时常在楚汉战争关键时刻，拥兵自重，摇摆不定。

总结彭越：
1.彭越第一次作战，为了在老家昌邑一代显头露脸，不得不抱刘邦大腿。
2.彭越第一次打了胜仗（击败楚将萧公角），是齐王田荣授其将印，正式任用的结果。
3.彭越首次打下梁地十余座城，是抛弃齐国，投靠如日中天的刘邦，并被其任命为魏相，将魏兵所致。后为项羽打败收复；
4.彭越第二次复下外黄等十余座城池，是在他连续败于项羽后，刘邦派卢绾、刘贾袭楚后方，牵制楚军，协助彭越的结果。彭越第二次打下梁地十余座城池时，正逢汉与齐楚联军鏖战，齐王田广趁机贿赂曾为齐将的彭越，彭越一度中立，为齐楚服务。后来汉军消灭了楚军，平定了齐国，彭越又复畔齐楚而为汉，故引发项羽再次将其打败收复梁地（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濊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项羽本纪》）；
5.刘邦打败项羽后，追击南撤于阳夏的项羽。此役之后项羽的有生力量基本为刘邦所灭。彭越趁机北上，返回昌邑打下一些地盘，终于实现他割据老家昌邑的目的。
说彭越依赖齐王拜将而起家，靠汉王扶持而上位，但始终对齐、汉两国若即若离，存有二心，并不言过。
汉十年，代相陈豨谋反，刘邦率部驾亲征，要求各诸侯领兵加入讨逆。这时彭越又犯了在楚汉战争期间的老毛病，为保存实力告病不去。刘邦知道后很生气，派人批评了彭越。彭越怕了，准备亲自带兵向刘邦请罪。如彭越按这个想法行事就没有接下来的事了。偏偏这时，彭越又听信亲信扈辄的话，继续装病。
扈辄劝彭越趁机割据谋反，彭越畏惧而没有听从，但有所心动。不久他的太仆因有过得罪了彭越，就偷偷跑到京城把彭越装病和扈辄谋反之事捅了出去。刘邦派人调查，有司认为反形已具。由于考虑彭越未有谋反行动，刘邦驳回了有司的死罪，只削其王位，发配蜀地。但这只是刘邦个人的网开一面，不是汉律设定谋反罪的标准。谋反还要等行动发生，还能问罪吗？只能领兵讨伐，打的你死我活了。如韩信也是还没开始造反就胎死腹中，谁敢说韩信没有谋反之心？

栾布与彭越
司马迁时期有个栾公社，是一个围绕栾布成立的民间社团，而且是个涉嫌犯罪的游侠组织。这个栾布就是当年追随彭越发迹的人。也是彭越案中的主要辩护人。
司马迁是知道这个栾公社的。如果司马迁没接触栾公社的人，不可能知道太多跟栾布有关的事迹。栾布并不在汉初诸侯功臣之列，也不是汉朝的重要人物。只在平七国之乱时才因周亚夫的任用显赫了一下。
彭越早先是个穷困潦倒的渔民，后来大概在秦朝重压之下，成了一个“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的江湖草寇，靠打劫越货维生。有点类似梁山好汉里的阮氏兄弟；因此彭越没什么家族亲人，只在落草为寇以后拥有一些江湖朋友。这也能从其死后无人收尸看出来。只有栾布在彭越落草为寇前就认识他，又在彭越当强盗后接受过他的救济，所以愿意以死吊唁彭越。司马迁只能根据栾公社的人传着的流言，结合彭越的下场，编出彭越和栾布的列传。尤其涉及彭越案，栾布所占信息比例尤为重。甚至可以说《栾布列传》中的栾布就是在围绕彭越案说事（比其参与平定七国之乱的信息都多）。
因此可以断定，彭越案在《史记》中的表现，是司马迁接触栾公社的结果。
《彭越列传》里彭越说自己无罪，《栾布列传》里栾布也说彭越无反形。这明显是对立有司言“反形以具”的文学统一口径。彭越、栾布早死，这个口径应该是司马迁根据栾公社人的口述所整齐。栾布又是因为彭越为之说情才被刘邦任用。后脚栾布跳出来为彭越辩护，意味着两者具有密切的感情和利益关系；自然也就把彭越捧了起来。但两者在谋反案中又明显没有交集。所以栾布为彭越作辩护的信息，主观成分较大。后人编造的可能性大过历史的真实体现。
栾布始终没跟彭越待在一起，案发时也没有在一起，他不是当事人，连做证人的资格都没有。栾布除了摆弄一番人情，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只是强词夺理的扬言彭越只要还没发兵就不存在谋反。在刘邦极为愤怒的时候，栾布不惜犯龙颜火上浇油。刘邦就会据此随便推翻官方的审判结果，打自己耳光吗？因为栾布一哭二闹三上吊，刘邦会立马承认过错，向天下人宣布彭越是无过的吗？
不太可能。
栾布的话或编这个话的人，最大的马脚是根本不懂汉律（或压根反汉）。面对有司调查，硬扯彭越没有谋反罪的反形，或硬鼓吹彭越的功劳，说惩罚彭越会让天下功臣惶恐，是明显转移话题，驴唇不对马嘴的玩道德绑架。栾布所言，跟谋反这一汉律和谋反这一罪形完全是两码事，探讨的也是两个问题。不但根本起不到辩护作用，还会反效果的激怒刘邦。
只是编造这件事的人刻意在不断强调和突出为君者必须重视功臣人心罢了。故而《史记》中借刘邦营造了许多类似的情节，譬如张良跟刘邦说，大臣都在商议谋反，刘邦听后便放宽了惩罚战时背叛的力度，任用了雍齿；韩信擅发兵的阴谋败露，被捕时大叫天下平定了，我就该治罪了？刘邦只贬为淮阴侯；蒯通以各为其主为由诡辩，刘邦也放了他；召平暗中让萧何自污，刘邦受骗把萧何下狱，又立马跳出个王卫尉再次扯人情逼宫，使得刘邦放了萧何；以及彭越案里，栾布以天下功臣惶恐威逼刘邦，刘邦似乎又“认栽”了。这说明刘邦在汉初根本不是治罪不当，也不是不敢治罪。而是多因顾忌人情不能及时处理一些大臣的问题，往往等到事情爆发后才被动处理。英布被告谋反，刘邦拖泥带水反复查验，显然是受人情影响，生怕草率处理，结果导致处理不干脆，等英布明反打下大片地盘，刘邦才亲征平叛。
于是看到，貌似《史记》笔下，汉初臣子都能用人情这一手棋让自己逃脱汉律，变得无罪化，甚至反臣为主、反过为功的化身“白莲花”。
栾布说彭越已死，自己也不想活了，也是个假话。栾布不但活了下去，还受刘邦重用而扬名于世。刘邦不杀栾布，并非因为彭越案是冤案，而是敬佩栾布的胆识和义气；类似还有贯高刺客集团。栾布的一番话恰恰衬托了上面所言，刘邦对人情的重视。所以此处编排刘邦为栾布的话所打动，旨在向读者明示，栾布以死犯难，汉家法律又磨不过情义。这似乎就迎合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所宣扬的游侠“不轨于正义，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大概就是栾公社的信徒在当时奉行的一种作风。司马迁把后来沦为任侠的季布与栾布同书列传，也旨在暗示两者都与江湖任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乎《季布栾布列传》实则就是在渲染任侠精神的政治成果。
栾布在吕后时期也继续任用，以吕后的脾性绝不会用栾布这种硬骨头，只能是刘邦生前安排。不然，很难想象策划并力主杀彭越的吕后会容忍栾布在政治上有一席之地；栾布会听命于杀了自己恩人的吕后。这本身就跟栾布的情义立场相矛盾。
将《栾布列传》打造成彭越案的外传，正是基于无法平反彭越案。所以司马迁才故意以彭越的旧“情人”栾布在此案中嫁接了一段任侠气节的故事。经过《史记》中栾布一番哭爹叫娘的侠义表演，看客顺理成章被文学感性所洗脑。

综上所述，并不是彭越案被栾布的一番哭闹平反了，而是刘邦仅就吊唁彭越这件事，对栾布放宽了情面。卢绾造反后也曾想面对面跟刘邦解释，正是知道刘邦对情义很重视。一旦卢绾听说刘邦去世，吕后当权，便再也不敢返回汉朝。
重点在于《史记》借栾布的表演，潜移默化的把彭越的政治问题带到了人情节奏上。甚至提示读者利用人情去诽谤刘邦杀功臣的无情。

彭越与韩信“冤案”的相似之处
类似彭越案的还有韩信案。刘邦听说韩信谋反被诛后，招蒯通问罪，却因蒯通一番诡辩而免于责罚。韩信在汉初并非中央的核心人物，在功臣里排位也不高，只是刘邦在其擅自攻齐后不得不临时任命的齐王。谋反被诛后同样没什么党羽反抗和势力遗存，只有蒯通是韩信唯一的吹鼓手。对比蒯通和栾布的历史文学作用，两者都是把犯错者的错误转变为一场生动感人的人情逼宫大戏的工具，完全属于一个文学编造的路子。
如此，韩彭案的共同点浮出了水面：皆是刘邦释放或重用一个跟当事人紧密相关的情感人物，造成了当事人本来有罪的定案被这个相关的情感人物的舆论扩散和个人影响带入了“冤案”色彩。韩信的情感关系人物是蒯通，彭越的情感关系人物是栾布。不要小看两者的影响力，《汉书》里蒯通是个名辩士，有私著。他活动的时间很长，远超过刘邦的时代。且交际颇杂颇广。说他散布和制造韩信假史并不为过；栾布在民间有栾公社这种在野组织，渲染彭越的“冤案”舆论也不困难。
韩、彭跟藏荼、利己、韩王信、英布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后几个诸侯都是明确起兵造反，皆遭到刘邦亲征平叛被消灭；前两者则是隐而未发被提前制约。换句话说，只要刘邦依法处理的诸侯，都会被当时的分裂派和反汉派诋毁成刘邦害怕其能力而造成的冤案。而被刘邦亲征消灭掉的几个叛徒，皆无此类表述和流言。故而被及时处理的彭越、韩信二人，反而成了“冤案”。用意很显然了。所以连无任何军功和造反能力的文吏萧何自污而被下狱，都能被《史记》拿来渲染刘邦惧怕功臣。
这种历史调子的推手应是同根生——即汉初反统一、反皇权的分裂复辟势力与在野的罪臣家族；司马迁本人在汉武帝时代也是因为给李陵投敌辩护而获罪的罪臣，他本人未必没有对彭越、韩信的寄情报泄之意。
司马迁作书很讲究，他把魏豹和彭越放在一起列传，意图说明两者皆不是汉军嫡系，而是反复无常的中立割据势力。
按今天的法制标准及历代封建王朝的律法来看，治彭越之罪并不为过。彭越虽未起兵造反，单是挟兵自重、欺君罔上、抗旨不尊、商议谋反事宜（绝不像《史记》所载的三言两语这么简单），就构成重罪。若非太仆告发，刘邦还被蒙在鼓里。这些事往往要靠偶然的检举。
刘邦曾下诏说，自己最终安邦平天下，没有辜负功臣贤大夫。说明诸如韩王信，卢绾，臧荼，利己，陈希，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皆非贤善之人，在当时都是并无异议的定案。其中只有彭越案牵涉二次审理。
后世非汉朝臣民，今人亦非封建时人，自然以个人利益视角审视历史，以个人得失情绪判断是非，以反历史的道德观念入戏解读，理所当然的就认为韩、彭之流功劳卓著，显赫一时，最后却落得树倒猢狲撒，是刘邦在政治上的绝情和错误造成的。从而对两者抱去可惜之叹。但经过一番严谨的历史检验和推敲，这种说法基本站不住脚。

@大庶长樗里疾
@无辜炮灰
@都忘了我😡
@嬴政加白起
@檀陵舟😁
@月映书房
@一只叫拉拉的猫
@金懋叔白玉堂

西汉有没有《汉实录》？

肉酱梗还有人信

有道理，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