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前两个秘密是岛国优势和可扩展性，我在前一篇已经详细解释过。这一篇，我们剖析美国的第三个秘密——政治上的左右平衡。
美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规模是优势，但前提是秩序优良，尤其是政治秩序要安排妥当。否则，就会像老欧洲那样，要么分裂，要么变得乱糟糟，无法形成一个大洲规模的共同体。
那么，美国政治是如何塑造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呢？具体的办法当然有很多，包括前一篇提过的市场经济和法律，但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左右平衡。

“左”的武器库
先看“左”这个武器库。在美国，“左”代表道义，通常打着“自由”的名号，美国就常说自己是自由国家。古希腊也是这样定义自己的，但自由的内涵实在太宽广、太复杂了，对自由的理解不同是会让人打起来的。雅典和斯巴达是这样，美国联邦和南部邦联之间发生的内战也是这样。在美国内战中，南北两方的分歧，从自由的角度理解就是：到底是工业的、金融的、平等的、维护联邦统一的自由重要，还是农业的、贵族式的、奴隶主的、随意撤伙的自由更重要。
即便在理论上能分辨出对错，在政治中还是得靠实力来证明。也就是说，自由必须用力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不是说说就算了。这让美国有了在道义上使自己无限扩展的可能。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超级联盟，它并不在意国界。自由的道义驱动着美国推广自己的价值，而且让它在重大事务上超级自信，当仁不让，甚至在遇到危险或者阻力的时候选择动武。因为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失去了这一点，美国的精气神就没了，更别谈扩展了。所以，哪怕是强说、硬说，美国也要把自由的故事讲到底，把自由贯彻到底。
美国这个道义的武器库是由国父们共同铸造的，代表人物是杰斐逊，代表作品就是他执笔写成的《独立宣言》。
杰斐逊和他的遗产对美国非常重要。杰斐逊热爱平等，他理解的自由是平等意味非常重的自由，所以他支持民主，相信人民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好；相应地，他反对寡头政治，反对寡头控制国家、欺压人民。他甚至认为在每代人之间都要实现公平，所以主张宪法每二十年就要改一次，让活着的人决定自己的政治框架。

杰斐逊很喜欢法国，他曾在独立战争时期出任驻法大使。加上法国人在美国独立上帮了很大的忙，杰斐逊和法国交情不浅，他当然会认同法国的价值观——理性主义、进步主义、自由平等。在美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中，他极力主张亲善法国，对付英国。杰斐逊的这些主张在他的文集里都有体现，无论是从《独立宣言》《国情咨文》，还是公务或私人信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带有强烈平等意味的自由。
杰斐逊这一套理论是美国政治的阳面，和启蒙运动带来的积极、乐观、进步、阳光的形象是高度吻合的，美国也特别爱宣扬这种形象。

“右”的武器库
不过，杰斐逊这一套并不是美国的全部，美国还有代表实力的“右”。在美国，实力通常是以联邦为名义的，也就是强化联邦的权力。强政治是美国的基本价值，但它并不意味着政治可以为所欲为，恰恰相反，为所欲为的政治是纸老虎。任性的政治会伤害人民、伤害自己，让所有人失去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秩序自然也会被瓦解。
真正的强政治是要搞清楚什么必须抓住，什么不能伸手，把当为的做强，把不当为的管住。从这个道理看，强政治的前提恰恰是管住自己，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国家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并不是天然明确的，需要不断探索。
美国这个实力的武器库也是由国父们共同铸造的，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代表作品是《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协助华盛顿解决了革命后的各种麻烦，建立了常备军、大银行、海关、美元这些美国制度的基础设施。没有这些，就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美国。美国就只能像原来一样，种烟叶卖给英国人。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要用实力说话，就得仔细算计各种利弊得失，可行性、效果、手段、策略、法律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加以落实。实力当然要讲实用性，它很多时候显得很俗、很市侩也是在所难免。
汉密尔顿是杰斐逊的死对头，我们可以把他看作美国建国初期掌握实权的马基雅维利。他认为，美国要强大，必须有实力，国家建设就是必须的。精英之间确实会形成肮脏的政治，但比暴民统治好得多。精英掌握住集中的权力，国家才有主心骨，才有资格谈稳定、谈繁荣昌盛。
要塑造强大的美国，对内就要强化联邦的权力。汉密尔顿甚至提议让华盛顿做国王，不过共和的大势在北美已经不可阻挡，于是他迅速转变策略，极力推动强总统制成为美国制度的核心。
在经济上，美国必须用工商业立国，朝着现代经济的方向迈进。对外，汉密尔顿极力主张亲善英国，疏远法国。在他看来，杰斐逊那套法国想法过于天真无知，空有美好愿望，却不知道实际治国之道。
汉密尔顿这一套是美国政治的阴面，和切实、稳健、审慎、精明、狠辣的马基雅维利是一致的。但美国的这一套从来只做不说。

两套武器库的平衡
凡是武器，必有缺点。越厉害的武器，缺点越明显，“左” “右”两个武器库都是如此。如果“道义”这个武器库太充足，人就会变得傲慢，眼高手低，好心办坏事，容易被指责成虚伪；如果“实力”这个武器库太充足，人就会变得蛮横，心狠手辣，霸王硬上弓，容易被指责成霸道。因此，美国必须在这一左一右之间求得平衡。《易经》里讲，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相生相克，一个体系才有了最内在的成长机理。
在美国政治中，道义为实力提供目标，实力才不会堕落；实力为道义保驾护航，道义才不会沦为空话。现实中的美国既不是纯粹的道义，也不是纯粹的实力，而是一直处于道义和实力不断拉锯的状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战只是最显而易见的拉锯，其实美国所有政治事件都是左右成分皆有，阴阳两面俱全。如果只抓住其中一面，得出简单结论，就很难看清美国的实质。只有用左右平衡、阴阳协调的思路打开看美国的思路，听取不同的声音，才能拼接出完整的真相。

之前我去华盛顿的时候，特意参观了华盛顿中心的国家建筑群，深刻地感受到了美国这种左右平衡的特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国家建筑群的中心好像是独立纪念碑，它的北边是白宫，南边是杰斐逊纪念堂，西边是林肯纪念堂，东边是国会山。
等我参观完后才发现，最佳观景点其实是林肯纪念堂的大台阶。林肯纪念堂修得像帕特农神庙一样宏伟庄严，林肯端坐中央，用深邃的目光守护着他再造的共和国——这个地方才是凝聚爱国情感的焦点。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大台阶上，我的左手边是白宫，这是汉密尔顿极力塑造的权力中枢，我的右手边是杰斐逊纪念堂，这是民主的灯塔。而林肯处于中心，独享国家祭祀中的最高供奉，因为他通过战争的形式，把自由和联邦这两套价值重新合二为一。
最后，我想用一句政治学的名言来概括美国的“左”和“右”带来的重大启示：“政治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也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条原则相互补充时为真，相互分离时为假。”兼得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才是好政治，单顾一头、单讲一头，都是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