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辉煌的龙山图景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600-3800年间，出现了比较特殊的考古文化现象，多处遗址发掘出精美的玉器，比较共性地出土了考古命名为牙璋、玉琮、玉圭、玉钺、玉壁、玉柄形器等物品，其中尤以玉琮和牙璋最具代表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均有发现。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龙山文化，以同类文化发掘最早的山东城子崖遗址得名。最初文化范围只指山东全境及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区，但随着不断发掘出新的文化相似性遗址，又细分成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等。
　　这类带有社会族群高端社会文化模板的器物大范围出现，强烈反映出在此期间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权力的整合与分配，表明已经出现初级的国家形式，有的学者称之为酋邦。其中非常著名的遗址有城子崖、良渚、石峁、石家河、陶寺、三星堆、二里头等。至于牛河梁、凌家滩等遗址，虽然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但由于时间上出现更早，不在讨论之列；至于望京楼、大路陈村等遗址，由于出现时间偏晚，规模偏小，也不在讨论之列。

　　山东龙山文化虽然最早发掘，从牙璋等器物分析上似乎也处在第一阶段，但不一定是发源地，从后期发掘的石峁遗址看，更有可能是龙山文化的源头。但由于石峁遗址可能发生过被毁灭后再次建城的可能，未能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导致考古断代上偏晚，实际上可能要早得多。即使这样，其BC2600－BC2000的年代范围，也把城子崖的BC2500－BC2100年代范围涵盖其中。从常识理解，石峁先期古人不可能把精美的石雕和玉制品杂乱砌在墙体中，这只能是占有者的后期改建行为。而精美石雕应为神殿或宗庙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是用在十分突出的建筑部位，并且寄寓了其宗教和政治的意义。精制玉器是当时统治者身份和权力的代表或象征，部分是庙堂内的陈列物。所谓的“藏玉于石”不过是一种牵强而扯谈的解释。
　　在这一时间段内，由于涵盖历史文献中夏朝的年代，尤其应引起重视，应该对此期间的重要遗址深入分析研究。
　　龙山文化期间的重大遗址和高等级男性墓葬，出土了很多牙璋，在现今的行政范围陕西、甘肃、山东、湖北、四川、河南、广东、福建、广西、香港，甚至远达越南境内。牙璋的形制大致分三类，分别代表了龙山时代的早中晚期。从传统文献到今天的普遍历史认知，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王朝。牙璋被公认为夏王朝核心玉礼器。经多年考古学发现，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此两者覆盖广袤的范围，又与日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意味深远。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牙璋非常相似，应该视为同一系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邓聪认为，山东是牙璋的起源地，三星堆牙璋受二里头文化传播影响。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进入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出现之前，许多重要文化城址消失了。“基于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引用自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莉论文）。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自然环境恶化导致，甚至有人认为是发生大洪水引起。
　　在刘莉和陈星灿合著的《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河南和陕西的大部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没有重要考古遗址存在。对这一时间范围已经发现的重要遗址，我们按公元前存在年代的上下限排序列在下面。
　　湖北屈家岭，约3400BC－2500BC
　　山东城子崖，约2500BC－2100BC
　　浙江良渚，约3300BC－2000BC
　　广东石峡，约3000BC－2000BC
　　广东涌浪，约3000BC－2000BC
　　甘肃马家窑，约2900BC－2700BC,2300BC－2000BC
　　陕西石峁，约BC2600－2000BC（怀疑上限有误）
　　山西陶寺，约2600BC－2000BC
　　湖北石家河，约2500BC－2000BC
　　福建昙石，约3000BC－2000BC
　　福建黄瓜山，约2300BC－1500BC
　　河南王城岗，约2200BC－1835BC
　　四川宝墩，约2500BC－1700BC
　　四川三星堆，约2800BC－约600BC
　　河南二里头，约1750BC－1500BC

　　从以上所列年代数据可以看出，很多遗址文化在BC2000左右年消失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可能反映出的不仅是自然灾害影响，更可能暗含由于自然变化导致人类社会族群冲突的事实。以牙璋为代表器物的龙山文化，反映出当时几大社会实体之间普遍的经济、文化、宗教、政治联系，就是有的学者认为的酋邦政治组织形式，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政治中心的转移，不太可能发生亡族灭种的斗争。更大可能在这一期间，代表以农业种植文化为主的社会群体，受到了游牧文化社会族群的残酷侵略和掳掠。各大已经具有较为初始的宗教信仰的政治实体被摧毁后，社会文明程度必然经历大的倒退，各地社会人群，也会依据地域关系，形成许多新的小的聚落和社会组织。

　　二里头在上述含有龙山文化因素的遗址中，最后一个出现，存在的时间最短。三星堆是龙山文化因素延续最长的一个，直到目前认为的历史中的商晚期。至今，绝大多数考古和历史研究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受到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龙山时代的玉牙璋，被众多考古学者判断为王权的象征。对应苏秉琦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至少在大约公元前2600－2000年间的龙山时代，已经进入了古国时代。这其中又以山东城子崖、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四川三星堆等最为耀眼。当然，以上古国的最为显赫时期，各有先后，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逐个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三星堆，跨越了龙山时代，夏、商、周，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三星堆城才废弃。

　　　　　　　　东亚牙璋分布图
　　在龙山时代出土玉牙璋的遗址中，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三星堆最多，石峁也不少，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牙璋共有几百枚之多，远远超过所有其它遗址出土的总和。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是，三星堆明明经历了龙山时代，且是它们之中最晚最耀眼的一个，偏偏没有一个考古学家明确提出来，从来没有看到哪个考古学家发表三星堆经历龙山文化时代的论文。我想这不是意识到或没意识到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正视的问题。三星堆的发现，对传统的观念冲击太大，有些人的小心脏早就承受不了，只愿意矮化它、贬低它，把它说成是古蜀的区域的地方的文化，而不敢正视它。中央台有个节目名称很好，叫假如国宝会说话。其实国宝会说话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听见而已。
　　
　　　　　　　　　　　　　牙璋分布示意图
　　二里头也出土了龙山时代的象征文物牙璋，但已经是晚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那它的文化继承自哪里呢？邹衡是断定二里头一至四期全部是夏文化的考古学家，同时他也判定二里头文化不是继承自河南龙山文化。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也没有一处考古遗址，能够支持二里头文化来自河南龙山文化。但河南的考古学家们急了，整出了一个新密新砦＋王湾三期＋登封告成遗址（王城岗）是二里头文化来源的闹剧。二里头已经是文献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晚期，那这不是在说明夏的不存在吗？何况传说中的夏，已经是家天下的大国，这又怎么冒出三个父亲？还是说夏的早中期是严重分裂的？如果考古不实事求是，不讲逻辑，那硬伤就太多了。不能把全国人民当傻子啊。

二里头城邦是移民所建

　　　　　　　　　　　　二时头“夏都博物馆”
　　大约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社会群体出现。科学考古证实，其一期即出现铸造遗迹，代表了当时刚露头角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这种迹象表明，在中原龙山文化已经凋零的情况下，先进的技术文化不可能产生在本地原生民中，而是来自移民。二里头人拥有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其实是承继于移民母体族群。
　　可以证明二里头人群是移民的另一条证据，来自对遗址中粮食作物的浮选。在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中，稻谷遗存的出土数量相当惊人，稻谷出土概率的统计数值相当高，尤其是在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样品中，与粟的出土概率几乎不相上下。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十分罕见。这反映出迁徙到二里头的人群社会可能来自水稻种植区，他们有稻米饮食习惯。同时，其定居选址也反映出生存策略，在洛阳盆地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其间流经洛、伊两河，水利资源非常丰富，还可以通过从上游开渠引水方便灌溉，非常适宜种植水稻。

　　　　　　　　　　二里头嵌绿松石铜牌饰
　　考古学界并非没有意识到二里头文化突然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关键是未能找到与其对应的文化母体。二里头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间存在明显断档，要做到考古学上所说的见物见人，实在相当为难。对此，考古界采取了一种文化整合的处理方式，即以河南密县新砦遗址命名的新砦期文化，作为二里头的文化来源，而不明确其继承自哪一个具体的文化遗存。这类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又能弥补龙山文化与二里头之间的断档。但不论新砦遗址，还是类似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柏树圪垯、禹县阎砦、王湾、雀庄、登封北庄、王城岗、郑州二七路等遗存，均体量太小，族群文化的先进程度亦不足以支撑。原告成遗址即后来命名为王城岗遗址被发现后，有考古学者认为其对应文献中的“禹都阳城”，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但被绝大多数专家否决了，甚至有人嘲笑不是阳城是羊圈。从后来碳14测年看，二者之间亦存在断档，续接不上。
　　我们再回到上节列出的各重要遗址存在年代。去除离二里头最近的王城岗遗址，BC20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之前，依然存在的重要社会族群只剩下三组：
　　福建黄瓜山，约2300BC－1500BC
　　四川宝墩，约2700BC－1700BC
　　四川三星堆，约2800BC－600BC
　　福建黄瓜山为代表的文化，与二里头存在巨大差异，可以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四川盆地内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了。

　　　　　　　　　　　　　宝墩遗址保护碑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的龙马乡宝墩村，地形奇特，在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凸现出一圈不规则的脊梁似的黄土埂子。埂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沟底和两侧往往会发现一些散碎的砖瓦器物。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对宝墩村进行考古发掘，经四个月发掘后确认，黄土埂子圈起的地方是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古城遗址，散碎的砖瓦器物是蜀地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进入文明的物证，属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阶段。
　　宝墩古城遗址系龙山时代古城遗址，对探索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继广汉三星堆埋藏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要发现，在中外考古界引起了轰动。
　　宝墩古城城墙采用堆筑法建成，分为二期。第一期城墙东西长600米，南北长1000米，总面积60万平方米（1995年探明）；第二期城墙也采用堆筑法建成，但比较残缺，只能测量其总长度。第二期城墙总长度约为6.2千米（2010年探明）。考古人员使用全占仪对第二期城墙、壕沟的分布范围和走势进行了精准的测量并绘制了城址平面地形图。以第二期城墙外侧的壕沟外侧边为界，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以第二期城墙外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68万平方米；以第二期城墙内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53万平方米。这一面积数据在目前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290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大城（280万平方米），而大于湖北石家河古城（120万平方米）。

　　　　　　　　　　　　　　　宝墩遗址
　　在初步调查结论中，宝墩古城存在了大约三百年左右，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继承自宝墩文化。但随着后续考古，这一断代得到修正，宝墩遗址目前的断代为2700BC－1700 BC。同时，经过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三星堆逐渐摆脱两个埋藏坑给大家带来的处于晚商阶段的印象，文化年代得到了修正，目前最新的学术观点为2800BC－600 BC，且三星堆一期和同时存在的其他文化比起来，并不落后。三星堆和宝墩，是并存的文化关系，而他们的源头，已经上溯到四川阿坝州茂县的营盘山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另外，关于金沙文化，以前一直以为是继承自三星堆文化，但现在的考古研究，其历史应该更为久远。
　　三星堆遗址比宝墩遗址更大，同时期的社会文化遗存也更丰富和先进，下一节单独作介绍。

宝墩遗址发掘现场俯瞰图
　　对中国上古人类社会的发展，严文明先生有多重花瓣的比喻，大概既承认不同地区间的文化发展为早期中华核心文明做出的贡献，又强调各社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上存在主次之分。苏秉琦有满天星斗的说法，但忽略了时空关系。这满天星斗，并不是同时亮同时灭，它们存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文明的高潮此起彼伏。二里头在洛阳盆地出现之时，同期存在的重要而庞大的社会族群，已经只有成都平原三星堆为代表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而其中最先进的，无疑是三星堆。
　　从考古学上的见物见人来说。二里头文化既然是移民创造，这一社会群体的来源当作为重要的追溯对象。经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大概能得出一个认识，具备移民二里头的人群，应该有四大特征，一是可能拥有最多人口的社会族群；二是具有当时最先进最综合的文化技术；三是已经掌握青铜文明；四是该族群属于稻作农耕文明社会。经过全面比较权衡，我们不难发现，二里头的移民，最有可能来自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地区。

三星堆起源于金沙文化，后分解出了宝墩文化，尔后两者之间竞争长期并存。最终宝墩文化被三星堆打败，被迫向东迁移，成了后来的二里头文化。大禹生于四川北部的汶川，可见四川盆地和夏文化有密切关系。

所以《山海经》记载的内容靠谱，不是商灭夏，而是昆仑虚替代禹都阳城。商汤只是趁乱灭了中原夏后启的诸侯国。

归根结底说明 夏与古羌人密不可分 三星堆是四川土著古蜀人与古羌族融合的结果 发源地 其后古蜀兄弟不和 一支跑到河南(非现今认为的河南地域)建立被周人所说的夏朝 陶寺遗址 商人只有伐蜀 即商人知道 蜀才是夏朝的母国 周人不知道 只知道中原的夏朝 在此之前 古羌人早已挺进石峁 建立对抗东北系人群 先商人群的前线基地 被吸收了斯基泰金属兵器技术的东胡鞑靼通古斯系人群打击 失败后撤退回三星堆 从此黄河以北被西亚 西伯利亚 人群占据 混血儿汉人 也解释了陶寺与石峁的关系非常密切 三星堆遗址下应该还有更早的遗址 古蜀九州 始于人皇 华夏之源头 陕西新石器时代应该都是巴人 巴蜀同源 古蜀朝 天下第一朝

“封禅成功曰禹”，禹就有成功之意，所以：禹都=成都
成都这座几千年没有改名的城市，就是大禹的都邑西羌禹都阳城。有文献记载，成都大邑县的得名“因其邑广大”。注意这个“其邑广大”，可不是形容今天成都的范围。今天的成都虽大，但配不上“广大”一词。在《山海经》中是这样描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这里的“其城方三百里”就是“广大”，也就是说当时的成都是指“方三百里”的范围，“方三百里”的范围叫“阳城”。
蜀人左言，从目前地名上看，带有“阳”字的集中出现在涪江与岷江之间，如绵阳、德阳、简阳、资阳、蒲阳、武阳、濛阳等。成都叫华阳。也就是说，绵、德、简、资、蒲、武、濛、华等是禹都阳城之中的小地名，在三星堆二期是以城市群形式出现的。

三星堆，一道探索中华文明绕不过的坎，随着去年遗址探掘的重启和6个新坑的发现，三星堆再次成为焦点。等楼主更新。

我最好的朋友来自于羌族汶川，他应该是血统纯正的古蜀人，和三星堆的青铜人有几分面似，却又明显区别于藏族同胞面孔，又和我们绝大多数的现代川人面异，现代川人都是后来迁入（湖广填四川，近代曾两次屠种）的，每次看到三星堆文化我就会想起他们，另外，山海经有记载，古羌蜀迁至于新疆阿尔泰地区的羌族。

三星堆遗址位於距四川省广汉市城西7公里，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於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遗址年代最早 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即距今4800年。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後，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著一定的联系。
金沙遗址是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蘇坡乡金沙村一处青铜器时代遗址，位於摸底河沿岸，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该文化所处年代约在公元前1250至前650，即最早距今约3270年。在前1000年时较为繁荣。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物有相似性，但是没有城墙，约等於三星堆文化的最後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

龙山火种三星堆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偏北部，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南距成都市区40公里。其西部为连绵的龙门山脉，其北部由北向东再向南为绵延的龙泉山脉，两系山脉对三星堆周边形成半包围结构。自西北向东南，绵远河（沱江上游）、石亭江（雒水、洛水）、湔江（伊河、鸭子河）、清白江等流经平原，汇聚横穿金堂县赵镇龙泉山脉形成沱江，至泸州市汇入长江。区域内地势平坦，河流密集，沟渠纵横，土地肥沃，是农耕社会形成以来重要的种植区，特别适合栽培水稻，非常适宜人类休养生息。
　　三星堆是偶然发现的。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家用传统水车向自家稻田里抽水，因水坑太浅，不便于把水提上来，让他的儿子把下面的水坑掏深一些，工具碰到下面的石板，揭开来发现了一坑玉器。此事传开后，引起华西协和大学(就是211、985之前的华西医科大学，现今的四川大学下属，华西医院的教学科研机构)教授、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美国人）的关注，开始对二里头考古。当年发掘面积很小，只挖了一条探沟，据说发现了一些玉器。

　　　　　　　　　　　　　　　三星堆遗址区保护规划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至陪都重庆，许多学校南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其中包括北大），很多知识界的人南迁到重庆、成都片区，学校更是逐渐南迁到了昆明。在这期间，成都白马寺街在城建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引起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卫聚贤的注意，针对这类青铜器与中原发现实物的巨大差距，他发明了“巴蜀文化”概念，认为这些青铜器，代表的就是地方性质的巴蜀文化。这个观念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考古界迎来了春天。三星堆一直没有脱离考古界人的视线，陆续又有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展，但进展不大。1964年春，月亮湾农民在距离出土玉石器地点约五六十米处挖化粪池时，发现一坑玉石器；1974年，附近的梭子田发现磨石一坑；1976年发现玉刀、玉斧、玉矛等文物；1981年以来，村民在鸭子河边拾得玉质精美的瑁圭、玉凿、小玉璋、青铜虎等文物……种种迹象提醒着考古人员，有必要对三星堆进行深入发掘。但当时，很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三星堆有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毕竟，远离中原的考古，都应该是地方性质的，对大多当时的有识之士来说，地方文化对中原中心文化，只能锦上添花，对我们的核心文明的深层认识起不了多大作用，对我们构建中华文明光辉的历史渊源帮助不大。直到1986年发现两个埋藏坑，出土了前所未见的大量青铜器，才造成巨大轰动，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


　　到2013年，三星堆进行17次考古，发掘分布23个掘点，其后陆续发掘，发现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墙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址一期的分布约3.7平方公里，遗存内容非常丰富。2019年12月，发现第三个器物埋藏坑，目前正发掘，可能又将出土一批重要文物。
　　三星堆遗址目前分为四期，距今：第一期4800－4100年，第二期4100－3600年，第三期3600－3200年，第四期3200－2600年。古城遗址存在人类社会活动达2200年，其分布面积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以来古城遗址中绝无仅有。

　　由于两个埋藏坑位于遗址第三期文化层，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故被断代为商晚期。两坑器物，大多断代在商晚期，仅有少部分断代在商前期。从逻辑上讲，今天不可能埋明天的器物。三星堆埋藏器物，最晚不可能晚于商晚期，最早到什么时候，就大可商榷了。实际上，从近些年的考古发掘看，三星堆一期遗存非常丰富，与同时期其它遗址相比，根本不落后。

　　　　　　　　　　　　　　　　　　三星堆玉礼器
　　龙山时期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代表王权政治、道德礼仪、地位身份等内容的牙璋出现，并分布在几个巨大而重要的考古遗址范围，显示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可能具有宗亲、姻亲的早期国家组织联盟，可以视为形成了宗邦的政治组织形式，即由某一个实力最强的族群作为宗主国，其他族群间处于平等地位。这些遗址呈散点式分布，彼此没有直接的疆界接壤，各大社会族群间没有发生争夺资源战争的可能，反倒是各地的特殊物品或产品具有互补性，形成了彼此依存的关系，促进了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社会族群，先后在2000BC年前后，陆续消失了。至于原因，后面再作探讨。

　　三星堆文化从龙山时代一直繁荣发展到商后期，不管是从族群体量还是文化先进性，到公元前2000年，其已成为古代中国龙山文化续存的唯一文化火种。三星堆遗址人类社会活动时间长文化跨度大，从发掘出土器物观察，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社会族群间存在物质交往和文化交流，无论是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还是代表精神世界的高端玉石、青铜制品，与其它遗址出土器物“撞衫”现象非常普遍。
　　公元前2800年即已存在的三星堆，与公元前1750年横空出世的二里头之间，出土的许多器物非常相似，且二里头早期出现的器物，同样出现在三星堆。考古资料也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指4100－3600年之间）所出器物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两者均出陶盉、觚、器盖、豆、罐类器物，都是以小平底为主。尤其是陶盉，二者极为相似……”

　　　　　　　三星堆陶盉（从早到晚不完全系列，早期陶盉应该比二里头最早的陶盉还早）
　　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也指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同二里头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也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也就是说，邹衡认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就已经传播到三星堆了。
　　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二里头作为早期王权国家强大文化辐射力的表现，三星堆受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这种观点正确吗？逻辑上成立吗？

纵目人像有3个，代表的就是三皇
古蜀王叫蚕丛，蚕=天+虫的合字，也有神+虫，天+3个虫的异体字。而丛是四川一带的地名。也就是在四川一带的这个天虫叫蚕丛。天虫也就是“龙”的早期称呼，天虫的图腾演变成文字巴或蜀字。

我们常说的“龙的传人”，就是三皇的传人，也就是巴蜀的传人。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4000年前成都平原密集出现古城址的情况：

　　在成都平原内，不到80公里的直线距离之间，先后发现三星堆、宝墩、金沙三座史前古城遗址，三星堆在最北，约3.6平方公里；宝墩在最南，约2.8平方公里；金沙居于二者之中间，因为在成都市城市区偏西部位，已经被城建所破坏，不能确定面积，但估计至少也在上百万平方米以上，年代上大量重叠，文化上高度影响，这是三代史中几乎可以看成孤例的存在。更不要说还卫星般点缀着：
　　郫县古城：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古城村，是成都平原多处史前城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遗址。遗址长约650米，宽约500米，总面积32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1996年古城遗址与成都平原其它吏前城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这些古城址建筑技术相同，文化性质单一，是宝墩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
　　鱼凫古城：平面呈六边形，面积40万平方米。
　　芒城古城：为内外双圈城墙，内外城墙间有壕沟，面积11万平方米。
　　双河古城、其平面也均呈长方形，面积分别为11万平方米。
　　紫竹古城，其平面也均呈长方形，20万平方米 。
　　另外还有十二桥遗址和尚未发现的一些城址。
　　这个现象，确实是值得深入发掘分析的，它似乎在表明，当时的成都平原，根本不是现在某些人眼中的偏僻地方的地方文化中心，很可能是龙山文化后期到夏文化早中期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宝墩古城复原图
　　关于宝墩古城的重要性，这里提一下。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津新平镇，地跨宝墩村、双石村、龙马村。遗址距今约4500—4200年，是成都平原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城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为目前发现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城址之一。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在199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6月25日，宝墩古城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发现和确认对于探索古蜀文明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关键证据。

　　　　　　　　宝墩古城发掘图
　　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巍在2018年10月22日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上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公布重大考古发现时说：“在国内多个遗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研究证实，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他表示，对于这一成果，在四川成都发现的宝墩文化，提供了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