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 苏轼的“词自是一家”和李清照“词别是一家”

词在发展初期，被普遍认做"艳科”。 ”小道“、“诗余”等带有“轻词”的意味的名称启发了宋人的“尊体”意识。从五代南唐李煜，到晏殊和晏几道，到欧阳修，文人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用文人士大夫的视角雅化。宋人之“尊体”意识体现在诗化、雅化宋词的内容以及形式，目地则是欲抬高词的格调。故宋代可谓“尊词体”之意识 的开创期。
“自是一家”、“别是一家”就对词的要求来看，李清照说词要典重高雅，苏轼反对词绮艳媚俗，他们都看重词的实在意义，反对繁复之词的堆砌。二者都是要提高词的地位。

苏轼的“词自是一家”提出早于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是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甚盛，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时词坛是一片 “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 转之度”，吟唱的男欢女爱，离情别绪。此时的词坛是婉约词的词坛。
苏轼提出的 ”诗词合流“ 的基本思想和立足点是 "以诗论词"。苏轼的“以诗论词”之尊体意识是词之思想性相对较弱，在文学性质上不能与诗相比。词当陶写词人性情。词坛应多样性，不应一味婉约。

苏轼在古诗中为词寻根源，在 《祭张子野文》里，更明确的披露了苏轼“诗词同源“的观念： ”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
苏轼明确的指出，词乃诗之苗裔，是与诗一脉相传的文体。苏轼认为词之长短 句在古诗歌乐府已经出现过了，而且古人并未将这“长短句”以“艳科”的呈 现。宋词的“艳科”其实是发展了唐五代的艳情而背弃了古乐府诗之精神面 貌。苏轼的“词乃是诗之苗裔”理论，将词之长短形式与“古人长短句诗”做 一祖系，揭示了词之渊源。

苏轼词除了豪放风格之外，其也有婉约、清旷、 韶秀、清丽等词风。 所以，苏轼所倡导的词风是不局限于一种风格，而是多方追求。其实苏轼改革词风的主要中心点在于不满由婉约词风一统词坛。
苏轼站在文艺的角度认为词亦能与诗文一样，能够承载作家主体的性情，认为词能够陶写性情。因为苏轼认为“诗词同裔”，二者相似的地方不仅是二者皆是“长短句”而且二者的内在精神是 与古诗是很相近的，即词亦是能陶写性情的。而苏轼的词作则反映了其“陶写性情”的创作取向，例如其《定风波》“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浣溪沙》“人间有味是清欢”，充分的体现了其词学观

苏轼的诗化主张是把词由“艳科”“小道”提高到与诗并驾齐驱的正统地位。联同他的词体改革的理论激起词坛千层浪，词坛一时之间涌现许多评词以及评词人的理论文字。李清照的《词论》就是百家争鸣中的一种主张。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核心是在文学领域区分词与诗的审美标准，推尊词为音乐文学， 将词之传统风格具体化，推尊婉约为词之传统特色。

李清照站在维护词之特色的角度提出“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还特别强调词的体性形式应协律可歌，乃是音乐文学。就是说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比诗更严格和独特的要求，认为词不仅要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谐律”“可歌”。否则，词就成了“句读不葺之诗”，而丧失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征。

同时李清照也强调词之审美风格乃是“缘情”的抒情文体。李清照强调词之“本色”，从 此角度推尊词与诗乃是不同文学，划分词与诗的界限，维护词之独特性，故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理论。
李清照“别是一家”观点的提出首先是对苏轼词学观点的回击，称之“句读不葺”，”音律不协“。也由于“元佑党争”的缘故，李清照对苏门弟子逐一批过。

李清照作为婉约派词人，对晏殊、柳永、秦观等婉约派词人的评价较高，但也逐一指出他们的局限。如对晏殊，认为他“苦无铺叙”，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风逸，而缺乏富贵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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