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的历史人物，主要涉及儒、道、墨（名）三家，老、庄、列属道家，孔、颜属儒家，惠施属墨家分流的名家。儒墨显学，互相攻讦，又都成为庄子针砭的对象，而庄子锋芒所向主要是儒家孔子。庄子后学神而明之，故外杂篇一如内篇，孔子亦为箭垛人物，出镜率最高，计17篇41次，庄子仅出现13篇30次。庄门师徒笔下既真且幻、亦儒亦道的孔子，让不少人得出“庄子助孔”的结论，甚至认为庄子本属儒门。[7]然而，信仰天道的庄子与信奉人道的孔子，绝非同道。以为庄子助孔，或是出于儒学成心的故意歪解，或是由于各种原因的误读。下文对此略作概论，择要详辨数例。
一、外杂篇对内篇的引用、仿拟与阐发
       刘笑敢先生把外杂篇分为三类：超越儒墨、阐发内篇的“述庄派”；融合儒法、与内篇同异参半的“黄老派”；抨击儒墨、与内篇异大于同的“无君派”。[8]据刘先生分析，三派中惟无君派对儒家无情抨击，其实不然。虽然三派各从内篇取其所需加以着重阐释，但都从不同角度批评了儒家：述庄派基本忠实内篇，包括思想主张与行文风格，因而非儒斥孔亦委婉隐晦，这也是述庄派作品常被误为庄子自撰的原因。黄老派杂取各派思想，而对孔子也多有批评，如《天道》批评孔子“揭仁义”而“乱人之性”，主张“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摈礼乐”，但此派思想驳杂，时有违背内篇之处。无君派思想主张亦从内篇而来，如《逍遥游》“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大宗师》“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应帝王》“有虞氏不及泰氏”等，都表达了庄子的“无君”思想。无君派全面深入阐释无君思想，但未明庄子“两忘而化其道”，故从儒家“誉尧非桀”一端走向相反之极端，猛批明君贤臣在内的一切治人者，且表达直露，但思想基点仍未离内篇。三派发挥庄学思想各有侧重，而非儒斥孔态度几无二致。
         外杂篇塑造的孔子形象，出自“述庄派”占11篇29次，故孔子形象类型与作者态度与内篇接近：实际孔子因悖道而受批评；处于儒道之间的孔子因顺道而被肯定；真际孔子求道、悟道并传道，改宗而成庄学代言人。可见非庄子助孔，而是庄子借孔立言。“述庄派”深得内篇奥义，故不仅频频以孔子说事，仿拟内篇虚构孔子改宗模式，且表达手法屡出新意。尽管如此，辨别庄撰与“述庄派”撰并非难事，述庄派存有“述庄”之意，如《秋水》、《山木》、《田子方》、《寓言》等佳作，或阐释演绎内篇庄学奥义，或归纳揭示内篇结构章法，明显非庄子自撰。
       外杂篇涉孔诸章直接引用内篇，仅以下三例：
        第一例：《大宗师》孔子自谓“丘，天之戮民”。
        《天运》老子谓孔子：“尔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第二例：《大宗师》作者论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天运》老子教诲孔子：“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第三例：《大宗师》作者论述：“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外物》老莱子教诲孔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非誉。”

二、孔子与老子
           孔老7次晤谈全在外篇，5次出自“黄老派”的《天地》、《天道》、《天运》，2次出自“述庄派”的《田子方》与《知北游》。《史记》、《礼记》等书均记载了孔子问礼或问道于老子之事，学界多予采信。限于篇幅，本文不作繁琐详证，仅撮述要点。
          外杂篇老子7次向孔子传道，总源头是《德充符》“无趾踵见仲尼”寓言。无趾被孔子奚落后去问老子：“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庄子暗示，孔子曾向老子学道而仍未悟道。孔子闻道而不悟道，正如《养生主》中受教于老子的弟子闻道不悟道，庄子不仅以此说明悟道之难，更以无趾之言“天刑之，安可解”暗示：实际孔子即使得闻天道，仍会坚执人道。庄子后学充分发挥想象力，对此一笔带过的暗示反复填充，虚构了7个孔老寓言。
        孔子闻道于老子，就像闻道于为圃丈人、承蜩丈人、游水丈夫、太公任、子桑雽、老莱子、渔父诸人，这些真人隐士形象，大多依据《论语》中接舆、长沮、桀溺、晨门等隐士再创造，历史上或实有其人，而其事多不可考。倘若老子曾经传道或传礼于孔子，在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中不可能找不到蛛丝马迹，既然接舆、晨门这些无名者对孔子的讥讽都详录在案，偏巧遗漏或忌讳孔老相会这一重大事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庄子》中老子其人为真，其事则为虚构。
         内篇3次提及老子，庄子都作了虚化处理。庄子笔下的真人，惟老子是真实历史人物，其他均为虚构，说明庄子对老子极其推崇，但推崇而不予正面坐实，认祖而又虚化老子得道，是因为庄子认为，人不可能尽得天道。面对“无极之外复无极”的天道真君，笑傲王侯的庄子虚己丧我，从不自谓得道，即使塑造自己推崇的先驱老子，也尽可能虚化，这与儒家“舍我其谁”、夸耀“善养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以及对孔子的不断圣化，截然相反。
        外篇作者一再虚构老子传道于孔子，固然未明庄子虚化老子形象的用意，却自有其目的与原因，而后人以外篇虚构的“孔老寓言”为信史，却是一个弄假成真的误会。

三、孔子与庄子
        1、《寓言》“庄惠议孔”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耶？”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忤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吾且不得及彼乎”一句，旧多理解为庄子自叹不如孔子，历来被尊孔者视为庄子助孔的直接明证，实属误解。导致误解的原因，首先是不明《寓言》主旨，其次是断句错误。
         《寓言》开宗明义归纳庄子内篇写作方法：“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分释“三言”后紧接着就是“庄惠议孔”，以此具体证明何为“寓言十九”，从而揭示内篇“寓言”的核心密码：所谓“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之孔子，非历史真实孔子，而是内篇塑造的寓言形象。因而内篇包含两个孔子：六十岁之前信奉人道的实际孔子；六十岁“化”为信仰天道的真际孔子。庄惠所议，正是内篇虚构的孔子改宗，所谓“化”，非实际孔子自化，乃庄子妙笔使“化”。这是理解“庄惠议孔”的前提，否则便误解丛生。
          比如，如何理解“始时所是，卒而非之”？王叔岷的理解很有代表性：“孔子应时而变，顺乎自然。”[9]而这仅说对了一半，这句话包含全然相反的两层意思。
          “始时所是，卒而非之”被庄子否定——实际孔子此时所是，彼时非之，是非无定。
            “始时所是，卒而非之”被庄子肯定——真际孔子对“始时所是”的人道“卒而非之”，“六十而化”为天道信徒。
          实际孔子是非无定的“应时而变”，为庄子所“不然”。而究其“变”之根源，在于其始终“不变”的人道立场：“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又见《论语·宪问》）。庄子所“然”的“应时而变”，是真际孔子弃绝人道、“六十而化”为天道信徒的根本立场转变。惠施并不知庄子虚构了改宗天道的真际孔子，所以认为孔子勇于否定“始时所是”，是因为“勤志服知”。庄子褒扬真际孔子悟道改宗，惠施褒扬实际孔子勤志服知，《寓言》作者正是借“庄惠议孔”告示读者：内篇存在一实一虚两个迥异的孔子。
          再看“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究竟是庄子言，还是孔子云？“孔子云”断至何处？大致有4种断句法：
          1、郭庆藩、王先谦、刘文典等断至“复灵以生”；
           2、钟泰等断至“言而当法”；
          3、道藏成疏本、王叔岷、陈鼓应、方勇等断至“定天下之定”；
           4、罗勉道、焦竑、林云铭、陆树芝、马其昶、支伟成等断至“吾且不得及彼乎”。
           前三种断句均释“不得及彼”之“彼”为孔子，都以为庄子自叹不如孔子，因而证明庄子助孔；第四种断句释“彼”为“至人”、“至人之道”或“大本”（天道），认为孔子自叹未达至人之道。断句不同，句意迥别。


          还有更多证据支持第四种断句：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黜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已乎！已乎！且无所逃。（《则阳》）
          这段文字与“庄惠议孔”首尾几近重复。蘧伯玉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因此，即便不把《庄子》中的蘧伯玉视为孔子的化身，其描写蘧伯玉的文字也基本适用于孔子。
        “已乎已乎”出自《德充符》“接舆讽孔”，源自《论语》“接舆讽孔”之“已而已而”。接舆讽谏实际孔子：知殆而止吧！如今从政是危险的。这一真实细节演化到“庄惠议孔”中，成为真际孔子自言：“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表明实际孔子通过接舆等人的教诲讽谏，省悟六十岁前之非，开始向往天道而又担心“不得及彼”。“及彼”是《齐物论》“待彼”的变文重言，“彼”即天道。“六十而化”的孔子终于明白：相对的是非之辩只能暂时服人之口，能服人心而定天下的只有永恒遍在的天道。
          综上所述，只要理解篇旨，就能准确断句，更不难正确理解，而“庄惠议孔”作为“庄子助孔”的唯一直接证据就不能成立，反倒是整部《庄子》反复虚构“孔子改宗”的最直接证据。
        2、《田子方》“儒者一人”
         鲁哀公死于公元前467年，庄子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前后，两人不可能谋面，因而此事必为虚构。但寓言中并未出现孔子名，本文为何归入外杂篇塑造的“孔子形象”？
       寓言虚构了庄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鲁哀公认为，全鲁国都穿儒服，故鲁多儒。庄子认为：“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故鲁少儒，如果不信，请传令“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看看还有几人敢穿儒服？果然，“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这位硕果仅存的儒服者，是崇信儒道的真儒，非孔子莫属。
       与误读“庄惠议孔”一样，“儒者一人”也被很多学者视为庄子对孔子的褒扬，甚至把“儒者一人”误读为“天下第一人”。导致误读的主客观原因很多，而不明《庄子》存在两个孔子，更不明庄学“然于然，不然于不然”的评价原则，则是症结所在。“庄惠议孔”褒扬真际孔子，隐含对实际孔子的批评；“儒者一人”褒扬实际孔子，仍然隐含对实际孔子的批评。
      相对于众多不信儒而儒服的假儒，“庄子”肯定孔子是“儒者一人”的真儒，是为“然于然”；究诘假儒大量出现的渊源，终归于真儒信奉之道并非真道，是为“不然于不然”。尊孔者成心在先，只见“儒者一人”的明褒，不见“庄子言”的暗贬——“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其言寓意：穿戴儒服的假儒固不信儒，穿戴儒服的真儒亦未必有道。有道者，“才全而德不形”（《德充符》），不必为其服而昭告天下“我有道”。
        很显然，假儒所以大量产生，与真儒“为其服”不无干系。儒服就像一张名片：圆帽象征知天，方鞋表示知地，佩玉玦意为有决断。名片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但能“广己而造大”（《山木》），蛊惑天下。颜阖曾批评孔子“使民离实学伪”（《列御寇》），真儒穿戴儒服的弊害就在于此。“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则阳》）？
        “儒者一人”在褒扬真儒的表层意思下，晦藏深层的批评：让人离实学伪的儒道，绝非真道。故“儒者一人”作为“庄子助孔”的主要间接证据也不成立，而是整部《庄子》对孔子既“然于然”、又“不然于不然”的诸多证据之一。

五、两个特例：《盗跖》与《渔父》
         盗跖》长篇批评实际孔子，《渔父》长篇描述真际孔子向渔父求道。两寓言均似完整的短篇小说，充分展示细节与冲突。由于篇幅较长，描写具体，斥孔之旨极难遮蔽，无法歪解为助孔尊孔，因而最受尊孔成心在胸、坚信“庄子助孔”者诟病，多被视为“伪作”。
       然而两篇主旨并未背离内篇。如果说“儒者一人”批评的是“学伪”，那么这两篇的主旨则是“守真”。盗跖讥孔子“以利惑其真”，渔父谏孔子“谨修尔身，慎守其真”，主旨不离“守真”。真者，渔父言：“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守真就是葆全真德，即庄子所言“全德”、“德不形”。两篇塑造的孔子形象，也非凭空臆造。孔子对隐者的态度，《论语》多有记载，对比可明《渔父》所本，现以《盗跖》为例。
     孔子对柳下惠言：“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孔子游历四方，不倦教诲诸侯与弟子，正是出于“必能改人之德”的信念，而一旦发现“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孟子·离娄下》），孔子便非常生气：“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自以为能“改于其德”，是孔子冒险往谏盗跖的动机。
    孔子劝说盗跖，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最后才晓之以理。孔子对盗跖施以攻心术，目的是要盗跖“听臣”而改其德：“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这段话几乎是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翻版。为“存鲁”而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盗与非盗，有何是非标准？盗跖一番反驳，有理有据，最具说服力的是以子路为例，说明孔子之道害人悖道枉死：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史记·孔子世家》）
       被孔子礼诱的子路，最终枉死于其礼。子路结缨而死，孔子如丧其子，却仍不悟子路正死于“由己道”。子路所事卫出公与其父卫庄公相争，孰是孰非？孰盗孰君？子路究竟应该忠于谁？孔子也解不开这个是非之谜，子路只能“求仁得仁”地悖道枉死。盗跖可谓一针见血：人们都骂我盗跖而不骂你盗丘，仅仅是因为人们被你的巧言利口迷惑了。盗跖斥孔正如内篇接舆讽孔，都为揭出孔子的病根：“临人以德”（《德充符》），即以一己相对之是为绝对真理，以己道僭代天道，黥劓天下人之真德，[10]欲使天下人均“由其道”。正因为急欲天下人都归顺其道，孔子自不量力往谏盗跖，却不料“几不免虎口哉”，而这恰恰是孔子“陋于知人心”、“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具体表现。
         当然，庄子批评孔子，每每基于“然于然”，未全盘否定，且行文支离委婉而讥讽晦藏，如《大宗师》让孔子对子贡承认自己是“天之戮民”，斥孔之甚不亚于《盗跖》，而仅有片言只语，意旨又深藏不露。《盗跖》却极端戏谑地让“反面”人物挞责孔子，鸿篇巨制而直白激烈，又对孔子一味“不然于不然”，似乎仅为斥孔，而非劝孔改宗入道，与内篇稍有偏离。

对，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