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位文豪，他在国内没有红，然而却在外国红了。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有研究他的汉学家以及书迷，他就是李劼人，实际上他应该像鲁迅、老舍那样红才对，因为他的文学功底可以算得上一流的文豪。而且他才是白话文第一人，你们可以看看名人给他的评价，郭沫若评价他是中国的左拉。巴金曾感慨道：“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竹内实这位日本作家看过鲁迅，赵树理、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但他却评价李劼人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马悦然曾说：“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劼人、沈从文……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然而这位在国外地位非常高的人却在中国没有什么名声...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也有很多人像李劼人那样有文学功底也没有红，为什么我偏偏说李劼人呢？因为李劼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四个第一！1.他才是真正第一个写白话文的人 2.他是中国第一个写长河小说的人 3.他是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祖师（他是中国第一个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内实现了内形与外形的革命。在外形方面第一次打破了结构上的章回体例，使“大河小说”实现了对中国历史传奇的超越。在内形方面第一次将我国长篇小说发展的两大类型，即:历史传奇与世情小说融会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中国文学新的历史小说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也有别于西方的历史小说）4.李劼人还是第一个以史诗般的艺术气魄描写辛亥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

你们知道巴尔扎克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吗？ 在巴尔扎克的著名长篇小说《幻灭》里，曾有不少地方谈到中国。例如，在描绘吕西安的相貌时，就说他的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大卫·赛夏在得知吕西安爱上了贵族巴日东太太之后，曾对吕西安说：“可是你们受着成见的阻隔，比她在北京，你在格林兰还要远。”还有“南京缎裤子”、“北京的皇帝”。当然，巴尔扎克在这部小说里谈得最多，说得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造的纸。他借书中那个正直、善良而又富于进取心的青年发明家之口，对中国纸赞扬备至，钦佩万分。他说“中国纸又薄又细洁，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不管怎么薄，还是不透明的。当年大家对中国纸极感兴趣。”他还拿中国纸同法国纸加以具体的比较，说用法国仿小牛皮纸印一套精装的服尔德全集，重达二百五十斤，而用中国纸印，则不到五十斤。令人最感兴味的是，巴尔扎克还讲了一个关于校对出身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另一个校对为中国纸的原料问题打赌的故事。前者根据德国医生兼博物学家开普弗的考察和法国教士阿尔特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中国散记》的记载，认为中国造纸的原料是楮，而后者则认为是丝。并把问题提到法兰西学士院，请马赛尔来加以评判。马赛尔倒并非什么造纸专家，但他在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任随军印刷所的负责官员，于一八○四年回到法国后，还担任过帝国印刷厂的厂长。马赛尔评判不了，要他们去请教葛罗齐埃神甫(1743—1823年)。这个神甫不仅有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行世，还珍藏着一部附有插图的讲到造纸技术的中国书籍。圣·西门和那个校对果然找到了葛罗齐埃。但这个神甫说他们两个讲的都不对。他根据所掌握的材料说：“中国纸的原料既不是楮，也不是丝，而是用捣碎的竹子纤维做的纸浆。”这个故事大概是巴尔扎克从什么人那里听来，可能还是辗转听来的。所以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葛罗齐埃神甫收藏的到底是中国什么人的著作。
如果就中国古代造纸的原料来说，不仅有竹，也有楮和丝。例如，苏易的《简纸谱》就云：“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葛罗齐埃收藏的显然不是这部讲造纸的中国书。否则，他就不至于说圣·西门“他们两个打的赌都输了”。
葛罗齐埃收藏的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个问题，在《幻灭》的法文版里，巴尔扎克是这样写的：“L’abbé Grozier pcssédait un livre chinois，ouvrage à la foisiconographique et technologique，où se trouvaient de nombreu-ses figures représentant la fabrication du papier dans toutes sesphases……”傅雷先生把这句话译为：“葛罗齐埃神甫藏着一部专讲造纸技术的中国书，附有不少图解，说明全部制造过程；……”很明显，原文并无“专讲”二字。译者无意中加上的这两个字，倒反而把事情弄得复杂了。其实巴尔扎克只是说葛罗齐埃藏得有一本中国书，其中附有插图，还有对造纸技术工艺流程的说明。在紧接这句话之后，巴尔扎克还描述道：葛罗齐埃“指给我们(按：即圣·西门和另一个校对——引者)看纸坊里堆的大批竹竿，画得很精”。
根据巴尔扎克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来看，葛罗齐埃收藏的那部中国书，倒颇似我国明人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该书《杀青》一章，介绍的就是我国古代造纸的技术，还特别着重地讲述了用竹造纸的工艺，而且所附的六幅插图，都是说明用竹造纸的工艺流程的。我国这部著名的古代科技著作，很早就扬名海外。据说《天工开物》的原本曾收藏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
当然，这里说葛罗齐埃收藏的那本书有些象《天工开物》，也不过是“姑妄言之”而已。倒底如何，只好留给巴尔扎克学的专家们去考订了，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在《幻灭》里，巴尔扎克还提到用树皮造纸的事。关于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云：我国远在东汉和帝时就开始用“树皮、故帛、鱼网、麻缯，煮烂造纸”。用旧布造纸，相传是在中唐时期由我国经西路传到中东一带的阿拉伯国家的。而欧洲在十二、三世纪才开始用棉布做造纸的原料。如果蔡伦采树皮造纸之说属实，在法国直到一八三○年初，即在巴尔扎克构思《幻灭》的前三年，才有个叫布拉尔的法国人用腐烂的松树皮作造纸的试验，刚刚获得初步的成功。在这一年的《巴黎评论》杂志上曾报道过这项创造发明的新消息。但较之中国用树皮造纸的历史已经晚了一千多年。
巴尔扎克早年曾经营过印刷所的业务，因此他对纸的情况颇为熟悉。虽然他的印刷所在一八二八年倒闭了，但他对纸的生产和技术上的革新依然十分关心。他自己就曾多次计划生产一种质量又好，成本又低的纸。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对中国纸表示出那样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巴尔扎克对中国的兴趣并非始于《幻灭》，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就收有一篇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发表在《漫画》杂志上的杂文，题目就叫做《中国人<SPS=2310>狭税吏的办法》。巴尔扎克说，中国人都是发明家，他们比法国人要文明开化得多。他说在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火药的时候，法国人还在用棍棒厮杀；中国人已经发明了印刷术，而法国人还不曾学会识字。所以中国人能想出种种聪明的办法来对付元朝统治者的敲骨吸髓的盘剥。虽然这篇杂文未免夸张过分，但却写得妙趣横生，兴味无穷。

马克吐温曾经反对歧视美国华人—— 马克·吐温在19世纪60年代左右开始撰写关于种族主义的文章，他震惊于所目睹的对华歧视和反华暴力行径，开始对此撰写讽刺文章，抨击美国华人受到不公平待遇以及白人优越论，成为美国最有力的反种族主义作家之一。
　　马克·吐温从小生活在实施奴隶制的美国南方，被灌输了强烈的保守主义和白人至上的观点。17岁时，他离开密苏里州，并开始遇到不同的人种，但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在非白人群体中应如何定位。
　　后来马克·吐温前往西部，在旧金山他第一次看到警察对华人的压迫，同时人们对此现象的熟视无睹更让年轻的马克·吐温受到强烈的冲击，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与种族歧视之间的关系。1870年，他义愤填膺地针对旧金山街头人们向一名华人扔石块发表了评论。这也促使他反思种族主义的本质和复杂性，不再仅仅局限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还有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各个种族。
　　欧洲旅居结束返回美国之前，马克·吐温还去了斐济、锡兰、印度、南非等地举办世界巡回讲座。这些游历恰逢英国殖民西印度群岛、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殖民非洲和远东地区。海外经历让他看到更多帝国主义恶行，使他重新思考霸权主义问题，并从一个更加批判性的、全球化的视角思考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意义。尤其是美国在美西战争获胜之后对古巴、关岛、波多黎各、菲律宾进行殖民控制，以及加入八国联军在中国“助”清朝廷打压义和团运动，马克·吐温更是感到失望和幻灭，在19世纪末他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批评家。

雨果曾为中国谴责英法联军的暴行——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焚毁了中国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给世界文明史带来了空前劫难。1861年11月25日，在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吉利海峡的根西岛上，雨果以一个政治流亡者、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身份，写下著名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握住文明和野蛮的标尺，大义凛然，对圆明园的被毁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历史总结。雨果痛心，雨果为圆明园的消失感到痛心；雨果愤慨，雨果为东方文明的珍宝被毁而感到愤慨；雨果谴责，雨果谴责英法联军的野蛮行为；雨果大声疾呼，倾情讴歌圆明园在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普希金渴望访华，终未成行
　　1828年，普希金结识了著名汉学家雅金夫神父，使他对中国的热爱与激情上升到新的高度。毕业于喀山神学院的雅金夫神父，曾任喀山某修道院院长和大司祭等神职，后任东正教使团团长，在中国住了14年。在中国期间，他学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精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颇有感悟和心得，并和不少中国人结下深厚友情。
　　雅金夫神父于1821年回国后，即在《莫斯科导报》、《莫斯科电讯》等杂志上热情撰文介绍中国，流传很广，享有极高声望。他翻译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述，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大清一统志》、《通鉴纲目》、《北京志》等等，并将多部译著赠送给普希金。其中一部译作就是《今日西藏纪行》，书中还附有从成都至拉萨的详实路线图，在书的扉页上则写有雅金夫的亲笔题辞：“赠予善良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君，译者深表诚挚的敬意，1828年4月26日。”
　　随着与雅金夫神父交往日多，普希金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渴望尽早尽快地来到中国。他在1829年12月30日《致友人》的诗中一吐心声：“出发吧，我已准备好，朋友们／不论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将紧紧跟随／跟着你们……／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诗中的“朋友们”系指希林格和雅金夫。希林格是外交部官员兼东方学者，是普希金的好友，正奉命组建使团前往中国西北考察边境贸易情况，雅金夫则是考察团成员。普希金很想随团前往，但他的行动自由因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正受到沙皇政府的限制。为此，他于1830年1月7日写信给沙皇政府第三厅厅长宪兵头子本肯多夫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我现时还没结婚，也没担任官职，我想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如若不能获准，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中国。”
　　普希金的申请被沙皇政府拒绝了，宪兵头子本肯多夫回复道：“陛下不能满足您关于允许您到异邦旅行的申请，认为这会使您耗费许多金钱，还会使您脱离正业。您想随同我国使团赴中国的愿望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使团的全部组成人员均已确定；况且，如未事先通知北京宫廷，也就不得由别人替换。”
　　满腔期待顿时化为泡影，但普希金对中国的热切向望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他一如既往继续关心着中国的一切，即使在希林格考察团已经出发3个月之后，他仍在认真研读《中华帝国概览》第一卷和第二卷。与此同时，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时的同学，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丘赫尔别克被流放到远东西伯利亚，都曾到过俄中边境，他们在寄回的信件中详尽记述了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的所见所闻，这些都引起普希金的热情关注。虽然普希金未能随希林格考察团成行，但他在所编辑的《文学报》上，一连数期刊载希林格、雅金夫在中国大西北考察当地风土民情所写的信札或相关报导，向俄罗斯公众介绍中国的最新情况，增强和促进了俄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布罗茨基的朋友洛谢夫在布罗茨基逝世之后，他写了一本布罗茨基的传记，在这本书有一章节叫做致中国读者，告诉了我们正因为布罗茨基在小时候听父亲讲解关于中国的事情，才对中国感兴趣的。

在2015年，著名俄语翻译家刘文飞举行了自己翻译悲伤与理智的新书公布会，在会上，刘云飞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有一次他和布罗茨基的朋友散步，他的朋友告诉他，布罗茨基喜欢吃中餐，在布罗茨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就用一部分文学奖金在纽约开了一家中餐馆。布罗茨基除了喜欢中国的美食，他还喜欢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他不仅跟布罗茨基讲解关于中国文化的事情，还让布罗茨基去翻译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据说，布罗茨基还曾想访问中国，但当时的布罗茨基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也就没有来访问中国。我想这对于布罗茨基来说是种遗憾吧。

在公众号那里写的四篇文章，1王智量先生翻译的上尉的女儿2布罗茨基与中国（就是今天讲的内容）3索契冬奥会的“作家”（这个我之前只是讲了闭幕式，但并没有讲开幕式的作家。要是想了解，你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来看看）4考证钦差大臣是否为普希金的素材。当然，以后我会继续创作更多

关于布罗茨基翻译中国诗歌的这件事情，我是从一个叫做谷羽的人写的文章知道的。

我觉得布罗茨基翻译的唐诗很有意思，虽然他没有把“原味”翻译出来，但是，汉语博大精深，很少有外国翻译家是能够直译出来那种感觉的。

而对于布罗茨基开中餐的消息，我是从一个标题为“布罗茨基临终绝笔《悲伤与理智》出版 曾在纽约开中餐馆”的新闻得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