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初始晋东南》
序言：
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晋东南，她的历史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艺术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此，我们把《文明初始晋东南》用文字的形式定格在这里，想赋予那饱经沧桑的历史以凝重和感染力，使今人有所启迪。——百度炎帝吧
第一章
“五千年历史”从炎帝开始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这是山西人的自豪，也是山西近年来文化宣传最为响亮的口号。但是为什么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却很少有人作过认真思考。更多的人理解为“五千年”是从尧舜算起的。但是，如果依据古史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年表，夏禹的时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上加尧舜两代，距今也不过4100—4200年左右，何来“五千年”之数？
“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算起的。据《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治百有五年”，颛顼“治七十四年”，帝喾“治七十九年”，尧“治九十八年”。关于这些数字，《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外纪》等各书所言有些出入，但无大碍。据此年代推算，炎帝距今，正好五千余年。农业是文明之母，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在历史传说中，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但据考古发掘，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并非在炎帝时代才有农业的。根据传说，细作综合分析，炎帝当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人。他的贡献主要有：改进生产工具，作耒耜，进行农业技术革命；立历日，正节气，使民知寒暑之变；口尝百草，发明医学技术；发明集市，使民知贸易；削桐为琴，发明音乐；作明堂，兴祭祀，建立制度；发明《连山易》。这七项贡献，无论哪一项，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因而我们可以将此认作是文明的“曙光初起”。众所周知，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靠口传的。“十口相传”为“古”，这就是古人对于“古史”的理解。口传“历史”，是神圣的，严肃的，有专人掌管，不得任意修改。因而传说中的夏商世袭，与我们现在地下的出土发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尽管其中也有失实之处，但在没有地下发掘证实之前，我们还只能依据传说资料来阐述历史。因而关于炎帝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第二章
炎帝发祥于太岳、太行之野
关于炎帝的传说，学者们最熟悉的一条材料是《国语·晋语》的一段记载：“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因陕西姜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的把炎帝定位在了陕西。如《水经·渭水注》就根据《帝王世纪》说，岐水向东流经过的姜氏城，就是炎帝姜姓的发源地。现在还有人称陕西宝鸡为“炎帝之乡”。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在先秦，山称太岳的唯有山西的霍太山。《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
我们知道，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左传》是要远高于《帝王世纪》的。而且《国语》所说的“姜水”是否就是陕西之姜水，也还值得推敲。在《山海经·北次三经》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陆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看来上古时代在太行、太岳之间亦有水曰姜水。所谓炎帝以姜水成，应该是指的晋东南的?水，而不在陕西。
据《山海经》说，位置在长子的发鸠山，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在的地方。说明这里是炎帝族活动的区域。《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刚，九州之民，乃知谷食。”淇山即在今晋城市的陵川东南，淇水发源地。《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说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今长治市的黎城、潞城之间。黄帝为什么要分炎帝之后于这里吗？这正说明这里本来就是炎帝的老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岳山的周围与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晋城一带，不仅分布着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传说。如高平市羊头山上分布着神农城、神农泉、神农得嘉谷处、炎帝庙。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唐天授二年所立的《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亦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古以羊头山所产黍子以定律历，无疑也是因为此地为炎帝得嘉谷之所。
我们将这些传说与古史记载相互印证，不难发现晋东南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与传说，乃是有历史根据的。程瑶田的《释虫小记·螟蛉蜾?异闻记》和傅斯年的《周颂说》都提出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zf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因而我们对于晋东南炎帝的神话传说，绝不可等闲视之。
晋东南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
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型，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到300米不等。有3条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西部沁水，北部浊漳水，中部丹水。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下引：“墨子曰：舜渔于?泽。”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
作为“文明之母”的农业，其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而晋东南地区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这里有山陵，有丘阜，有平原，有湖泽，有森林，有草地，有水域，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仅晋东南山地，就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其中油脂植物147种，淀粉植物98种，果类植物136种，密源植物136种，药用植物426种，野菜植物68种。据20世纪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北方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于此推断，那个时代晋东南的植物种类比现在会更多。
第三章
晋东南是华夏文明最佳的“孵化场”
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而上党盆地，则像一个“鸟巢”。其地，东边太行山，作为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南北纵贯于河北与山西间，成为一道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的天然屏障。上党西边是太岳山，太岳山脉北端在榆社、左权一带与太行相连，向南与中条山相接。上党南是中条山，东西横亘数百里，东与太行主脉相接。在三条山脉交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盆地。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外围大山像城墙，将这里保护起来，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这里的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获得了安定发展的物质条件。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武乡县石门乡征集到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武乡位于晋东南的北部、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流域，而磁山则在此下的漳河流域，二者相距不过100余公里。这说明在太行山东的磁山文化人群从事农耕的同时，在太行山西也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生养、蕃息，他们正在作着文明诞生前的准备工作。
第四章
晋东南的黍稷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石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因而上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发生至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明，上古三代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故在《诗经》中，黍稷频繁地出现。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在《尚书》与甲骨文中也见有黍稷的记载。
因而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就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而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则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其所谓“沁州黄”、“泽州香”，皆为旧时宫廷贡品。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则更是载之史册。如《隋书·律历志上》即载以其定律之事。明《乐律全书》卷十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
第五章
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文明初始的佐证
翻检中国文献，不难发现，凡是著名的神话，如炎帝尝百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祷雨等，几乎都与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作一研究，便可以发现，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明显地带有英雄传奇色彩。这些英雄传奇神话，有共同的特点：一、它们歌颂的是带领群体抗拒灾难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神话英雄都具有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性质，体现着较大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二、所抗拒的主要是水灾与旱灾，这正是农耕社会最恐惧的两大灾难，体现着这些群体的农耕生活性质。
文明虽说是群体的创造，而作为人类进步的巨大成果，必然要有英雄的介入。因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作为文明载体的“国家”，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都必然是以统领众庶的“君”的存在为前提的。《白虎通》说：“君，群也，群卜之所归心。”这所谓的“君”其实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领导野蛮群体走向文明的圣王。因而作为在华夏文明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晋东南地区，成为上古英雄神话与传说丛生的地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以说，晋东南英雄神话乃是文明初始的曙光。
第六章
文明初曙于太行旭日升起于晋南
“孵化”需要封闭与安定，而发展则需要开放。晋东南虽适宜于文明孵化，而狭小的土地却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的发展。而在晋东南盆地这一巨大的“文明之巢”周围，则有适宜“文明之鸟”结巢而生的丰茂之林。走出晋东南盆缘大山，向西不到100公里，便是尧都平阳，是广阔的临汾盆地：向西南不到100公里，便是舜所都之蒲坂与禹所都之安邑，是平坦的运城盆地；向南不到100公里，便是夏后氏所都之阳城与周之东都洛阳；向东不到100公里，便是殷人之都城安阳。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由西向南向东画一个半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皆围绕晋东南地区而旋转，并相去不过百余公里，这只能说明晋东南作为“文明之巢”对于先民情感牵系的意义。
“文明之鸟”从晋东南飞出，将文明之光带向四野，而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就是山西的晋南。因为晋南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不仅与晋东南相接壤，而且土地平旷，气候与晋东南也相近，是推广黍稷生产技术最好的地方。当然向外发展，也会遇到阻力，如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族（在苗族几个不同系统的传说中，都说蚩尤是在黄河北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首领），在向外发展中，就与从事游牧生活的黄帝氏族（《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这是一个游牧集团）发生了冲突，结果落败，大批南逃，只有一小部分留在黄河流域。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对于落后民族是可以不断熏染、同化的。落后民族大肆破坏的同时，也在学习先进民族的技术，改造着自己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样也就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文明最早在晋南地方生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完成的。晋南有比晋东南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与它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文化交流促成了文明的迅速发展，因而代表华夏文明之光的尧、舜、禹便在这里兴起。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而代表文明光芒四射的旭日，则是在晋南大地上升起的。
序言：
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晋东南，她的历史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艺术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此，我们把《文明初始晋东南》用文字的形式定格在这里，想赋予那饱经沧桑的历史以凝重和感染力，使今人有所启迪。——百度炎帝吧
第一章
“五千年历史”从炎帝开始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这是山西人的自豪，也是山西近年来文化宣传最为响亮的口号。但是为什么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却很少有人作过认真思考。更多的人理解为“五千年”是从尧舜算起的。但是，如果依据古史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年表，夏禹的时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上加尧舜两代，距今也不过4100—4200年左右，何来“五千年”之数？
“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算起的。据《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治百有五年”，颛顼“治七十四年”，帝喾“治七十九年”，尧“治九十八年”。关于这些数字，《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外纪》等各书所言有些出入，但无大碍。据此年代推算，炎帝距今，正好五千余年。农业是文明之母，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在历史传说中，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但据考古发掘，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并非在炎帝时代才有农业的。根据传说，细作综合分析，炎帝当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人。他的贡献主要有：改进生产工具，作耒耜，进行农业技术革命；立历日，正节气，使民知寒暑之变；口尝百草，发明医学技术；发明集市，使民知贸易；削桐为琴，发明音乐；作明堂，兴祭祀，建立制度；发明《连山易》。这七项贡献，无论哪一项，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因而我们可以将此认作是文明的“曙光初起”。众所周知，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靠口传的。“十口相传”为“古”，这就是古人对于“古史”的理解。口传“历史”，是神圣的，严肃的，有专人掌管，不得任意修改。因而传说中的夏商世袭，与我们现在地下的出土发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尽管其中也有失实之处，但在没有地下发掘证实之前，我们还只能依据传说资料来阐述历史。因而关于炎帝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第二章
炎帝发祥于太岳、太行之野
关于炎帝的传说，学者们最熟悉的一条材料是《国语·晋语》的一段记载：“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因陕西姜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的把炎帝定位在了陕西。如《水经·渭水注》就根据《帝王世纪》说，岐水向东流经过的姜氏城，就是炎帝姜姓的发源地。现在还有人称陕西宝鸡为“炎帝之乡”。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在先秦，山称太岳的唯有山西的霍太山。《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
我们知道，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左传》是要远高于《帝王世纪》的。而且《国语》所说的“姜水”是否就是陕西之姜水，也还值得推敲。在《山海经·北次三经》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陆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看来上古时代在太行、太岳之间亦有水曰姜水。所谓炎帝以姜水成，应该是指的晋东南的?水，而不在陕西。
据《山海经》说，位置在长子的发鸠山，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在的地方。说明这里是炎帝族活动的区域。《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刚，九州之民，乃知谷食。”淇山即在今晋城市的陵川东南，淇水发源地。《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说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今长治市的黎城、潞城之间。黄帝为什么要分炎帝之后于这里吗？这正说明这里本来就是炎帝的老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岳山的周围与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晋城一带，不仅分布着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传说。如高平市羊头山上分布着神农城、神农泉、神农得嘉谷处、炎帝庙。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唐天授二年所立的《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亦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古以羊头山所产黍子以定律历，无疑也是因为此地为炎帝得嘉谷之所。
我们将这些传说与古史记载相互印证，不难发现晋东南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与传说，乃是有历史根据的。程瑶田的《释虫小记·螟蛉蜾?异闻记》和傅斯年的《周颂说》都提出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zf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因而我们对于晋东南炎帝的神话传说，绝不可等闲视之。
晋东南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
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型，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到300米不等。有3条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西部沁水，北部浊漳水，中部丹水。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下引：“墨子曰：舜渔于?泽。”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
作为“文明之母”的农业，其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而晋东南地区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这里有山陵，有丘阜，有平原，有湖泽，有森林，有草地，有水域，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仅晋东南山地，就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其中油脂植物147种，淀粉植物98种，果类植物136种，密源植物136种，药用植物426种，野菜植物68种。据20世纪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北方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于此推断，那个时代晋东南的植物种类比现在会更多。
第三章
晋东南是华夏文明最佳的“孵化场”
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而上党盆地，则像一个“鸟巢”。其地，东边太行山，作为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南北纵贯于河北与山西间，成为一道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的天然屏障。上党西边是太岳山，太岳山脉北端在榆社、左权一带与太行相连，向南与中条山相接。上党南是中条山，东西横亘数百里，东与太行主脉相接。在三条山脉交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盆地。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外围大山像城墙，将这里保护起来，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这里的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获得了安定发展的物质条件。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武乡县石门乡征集到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武乡位于晋东南的北部、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流域，而磁山则在此下的漳河流域，二者相距不过100余公里。这说明在太行山东的磁山文化人群从事农耕的同时，在太行山西也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生养、蕃息，他们正在作着文明诞生前的准备工作。
第四章
晋东南的黍稷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石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因而上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发生至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明，上古三代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故在《诗经》中，黍稷频繁地出现。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在《尚书》与甲骨文中也见有黍稷的记载。
因而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就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而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则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其所谓“沁州黄”、“泽州香”，皆为旧时宫廷贡品。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则更是载之史册。如《隋书·律历志上》即载以其定律之事。明《乐律全书》卷十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
第五章
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文明初始的佐证
翻检中国文献，不难发现，凡是著名的神话，如炎帝尝百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祷雨等，几乎都与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作一研究，便可以发现，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明显地带有英雄传奇色彩。这些英雄传奇神话，有共同的特点：一、它们歌颂的是带领群体抗拒灾难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神话英雄都具有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性质，体现着较大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二、所抗拒的主要是水灾与旱灾，这正是农耕社会最恐惧的两大灾难，体现着这些群体的农耕生活性质。
文明虽说是群体的创造，而作为人类进步的巨大成果，必然要有英雄的介入。因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作为文明载体的“国家”，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都必然是以统领众庶的“君”的存在为前提的。《白虎通》说：“君，群也，群卜之所归心。”这所谓的“君”其实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领导野蛮群体走向文明的圣王。因而作为在华夏文明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晋东南地区，成为上古英雄神话与传说丛生的地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以说，晋东南英雄神话乃是文明初始的曙光。
第六章
文明初曙于太行旭日升起于晋南
“孵化”需要封闭与安定，而发展则需要开放。晋东南虽适宜于文明孵化，而狭小的土地却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的发展。而在晋东南盆地这一巨大的“文明之巢”周围，则有适宜“文明之鸟”结巢而生的丰茂之林。走出晋东南盆缘大山，向西不到100公里，便是尧都平阳，是广阔的临汾盆地：向西南不到100公里，便是舜所都之蒲坂与禹所都之安邑，是平坦的运城盆地；向南不到100公里，便是夏后氏所都之阳城与周之东都洛阳；向东不到100公里，便是殷人之都城安阳。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由西向南向东画一个半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皆围绕晋东南地区而旋转，并相去不过百余公里，这只能说明晋东南作为“文明之巢”对于先民情感牵系的意义。
“文明之鸟”从晋东南飞出，将文明之光带向四野，而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就是山西的晋南。因为晋南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不仅与晋东南相接壤，而且土地平旷，气候与晋东南也相近，是推广黍稷生产技术最好的地方。当然向外发展，也会遇到阻力，如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族（在苗族几个不同系统的传说中，都说蚩尤是在黄河北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首领），在向外发展中，就与从事游牧生活的黄帝氏族（《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这是一个游牧集团）发生了冲突，结果落败，大批南逃，只有一小部分留在黄河流域。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对于落后民族是可以不断熏染、同化的。落后民族大肆破坏的同时，也在学习先进民族的技术，改造着自己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样也就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文明最早在晋南地方生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完成的。晋南有比晋东南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与它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文化交流促成了文明的迅速发展，因而代表华夏文明之光的尧、舜、禹便在这里兴起。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而代表文明光芒四射的旭日，则是在晋南大地上升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