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穆博果尔是清太宗皇太极第十一子，崇德六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日生，母为懿靖大贵妃，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封和硕襄亲王，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死，年十六岁（5），实际年龄仅十四岁又七个月。他长于深宫，又过早疡逝，《清世祖实录》及其它清代史料中，均无他曾率军出征的记载，事实上，当时清廷也勿须让一位年幼的皇子去前线冒生死之险。他既然未曾经历战阵，也就够不上是“一位满籍军人”。况且汤若望凭借其特殊身份，频繁出入朝廷，与顺治比较接近，了解清朝不少情况，对于皇室的主要成员绝不会毫无所闻，岂能将一位地位显赫的皇子、顺治之弟、并享有亲王爵位之人，含混地称为“一位满籍军人”。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娶已故肃亲王豪格之妻。《汤若望传》对此记载道:多尔衮“于肃亲王自杀后，霸占了这一位侄子底妻妾’。（6）
      豪格久经沙场，战功卓著，《汤若望传》不说他是“满籍军人”，而称之为肃亲王；博穆博果尔从来未经战阵，《汤若望传》更当名之为襄亲王，不会称他是“一位满籍军人”。
      还可以从清初孝庄皇太后突然废止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定制一事，考察董鄂氏是否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
      “顺治十一年四月甲子，谕礼部：历代以来，无命妇更番入侍后妃之例，所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也。今蒙天眷，奄有洪基，内外伦常，首当隆重。联曾奏请圣母皇太后，将随侍皇后及王、贝勒等福金(之)命妇，酌行停止。奉皇太后懿旨，此言甚是。随我命妇，我自裁定。其皇后及王、贝勒福金，贝子、公夫人，随侍命妇，俱著停止。其随侍王、贝勒、贝子、公等母之命妇，各该王、贝勒列名具奏，候旨入侍。”（7）
      《清史稿》中的有关记述更为简明扼要:“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孝庄)始命罢之。”（8）
      由于孝庄皇太后此举发生在董鄂氏入宫前一年多，因而人们认为，董鄂氏是通过命妇入侍后妃的机会，出入宫禁，得以与顺治相接触，并双双坠入爱河。孝庄皇太后突然废止这一定制，旨在以此斩断顺治与董鄂氏之间的恋情，尽管为时已晚，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上述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前引《清世祖实录》、《清史稿》关于废除命妇入侍后妃定制的记载都表明，王、贝勒、贝子、公的福晋或夫人，并不是命妇，她们不但不必入侍后妃，还享有令“命妇更番入侍”的特权。
      清朝，福晋、夫人与命妇属于不同的等级，这在皇室的各项活动中有明显体现，如《国朝宫史•慈宁宫筵宴仪》：“恭遇皇太后圣寿及元旦诸庆典，慈宁宫筵宴。……设皇太后御筵于宝座前，……东为皇后御筵，西南向稍后。左右为皇贵妃、贵妃、妃、嫔宴席，东西向。再后为公主、福晋以下乡君、入八分公夫人以上宴席。殿外丹陛左右为公、侯、伯、子、男、满洲一二品大臣命妇宴席。……”(9)
      具体到顺治年间，如六年四月，“孝端皇后崩，……上率诸王以下，文武各官，及王妃(王福晋)以下，官员命妇俱成服”（10）
      又如清朝的服饰中，东珠是昭名分、辨等级的重要标志。以朝冠为例，亲王福晋朝冠饰东珠十，亲王侧福晋朝冠饰东珠九，依此递减，一品命妇朝冠仅饰东珠一，二品命妇以下朝冠不得饰东珠。（11）
可见命妇与福晋、夫人身份迥异，地位悬殊。两者的区别搞清后，董鄂氏是否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也就不辨自明了。她既然依照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定制才能出入宫禁，那么只能是某个一品或一品以下武职官员，即“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


      孝庄皇太后患病期间，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食”，这对她的身体尽管无大妨碍，但终究是不利的。董鄂妃为什么要这样做，是遵照皇太后的旨意被迫而为吗?可以从她入宫后的一惯做法，对此进行考察。
      顺治在十七年( 1660年)八月(或稍后)所撰《董后行状》中指出:
      “后(董鄂妃)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
       后“侍朕（顺治帝）如父，事今后(孝惠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
      “前岁(顺治十五年)今后(孝惠后)寝病濒危，朕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谭以解之。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侍，倘疾终不痊，奈何?’凡(今)后事，咸躬为藏治，略无倦容。”
      “今年(顺治十七年)春，永寿宫(恪妃石氏)始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
      后“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御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宫闹眷属，小大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妹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垢。(35)
顺治的上述回忆表明，董鄂妃尽管地位尊贵，却活得很累。她颇有自知之明，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觉察到自己宠冠后宫，不仅招致嫉恨，还使得顺治与皇太后在如何对待博尔济吉特氏后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极为不安。这种难以名状的困境，迫使董鄂妃在宫中采取十分谨慎的处事态度，异常谦逊，恭顺温婉，对于皇太后和皇后尤为如此。无论皇太后、皇后、甚至妃子，只要患病，她都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全力侍奉，废寝忘食，企望以此换取人们的理解，逐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敌意，改善自己在宫中的处境。当然，顺治也希望她能这样做，如皇后在十五年01658年)重病时，董鄂妃曾说“上委我候侍”一语，即可证实。所以，十四年(1657年)冬皇太后病倒南苑时，董鄂妃主动前往侍疾，是其一贯作风使然，并不足怪，她这样做显然也是顺治的主意，因为对他们两人来讲，取悦皇太后的良机至关重要，绝不可失。
  
      董鄂妃侍疾南苑并非是孝庄皇太后的旨意，还可以从孝庄患病期间孝惠皇后的反常表现，得到证实。
      十五年(1658年)正月初三日，顺治为皇太后病愈而颁诏大赦天下的同一天，降谕礼部:“昨者，皇太后圣体违和，联朝夕侍奉，食息靡惶。皇后身为子妇，平时格恭定省，原属敬勤无失，且承皇太后笃爱，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间安礼节，殊觉阙然”（36）。两年多后，他在《董后行状》中也指出:“皇太后圣体违和，……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37）
      顺治欲二次废后，以董鄂妃取而代之，于心已久。上述谕旨中对于孝惠的指责，更是用意昭然。如果孝庄皇太后曾有命令后妃等视疾问安之旨，那么孝惠皇后对病中的皇太后不闻不问的做法，就是公然抗上，性质严重，顺治不会不抓住这一有力把柄，对她大张挞伐。可是顺治在对孝惠的指责中，并未以此为由，这只能说明孝庄皇太后未曾有过让后妃等前来视疾问安的旨意。
      孝惠皇后这种反常的行为当如何解释?
      首先，应考虑到她与孝庄皇太后的特殊关系。她不仅是皇太后一手挑选的正宫皇后，还是皇太后的亲侄孙女，一向为皇太后“笃爱，恩眷殊常”。与包括董鄂妃在内的其她妃嫔比较，孝惠皇后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正由于此，她才可能在某种场合表现得任性、疏忽，不顾及其它。这与董鄂妃的处境与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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