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看来，人与人就应该彼此相爱，此之谓“仁者爱人也”。儒家所说的爱，其精神实质乃是尊重、平等、宽容、个性、自由、给予。儒家把这样具体的道德诉求，用两个字概括，即“忠”和“恕”，合称为“忠恕之道”。
在“忠恕”二道中，孔子又更重“恕道”。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可以终身奉行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此之谓挈矩之道。”挈矩就是度量、推此及彼、推己及人的方法，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以自己的心去度量别人的心。
你厌恶和不愿意上司对你傲慢无礼，视你如犬马土芥，那你就不要对你的下属傲慢无礼，视他如犬马土芥。你厌恶和不愿意下属对你不敬不忠，视你为陌生人和寇仇，那你就不要对你的上司不敬不忠，视他为陌生人和寇仇。“恕道”实际上要求人要有宽广的心量和宽容的胸怀。

在中国古代，学问前往往会加两个字，一为“真”字，一为“大”字，构成中国传统对学问的两种独特称谓，即“真学问”和“大学问”。所谓“真学问”，是指与人性和生命打通的学问；所谓“大学问”，是指天人之学。所以，中国古代的学问是要上升到“经济之道”的高度来谈的，即所谓“经天纬地，济世安民”之道也。
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心性修养，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儒家探寻和论证人性之源的目的是要引出人的行为准则，或者说是要建立一套伦理道德原则。

家庭是在婚姻、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人在世界之中，既是独立的主体性存在，又是与他人融通为一的存在，这是人生在世的两个基本面向。人是自由、独立的个体，须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人又是家庭中人，须承担一己之责任和义务。儒家家庭伦理主张性善论基础上的亲情本位，强调用感情来调节家庭人际关系。
如果说“天”的概念接近于西方的“本体”或“客体”，那么中国哲学很快走出了这个范畴，开始由“天”而探讨“天”的展开：“道”，而“道”进一步具体为“德”。哲学对世界和人的认知立场，延伸为人应该在世界上怎么生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由于中国哲学由关注“本体”和“客体”很快发展为对人的关注，所以很早就有了丰富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礼可以视为伦理尤其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则可以视为道德尤其是道德主体的概念。礼与仁，可以说是伦理与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表达。

礼是孔子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造。在《论语》中，仁出现频率比礼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以“仁”说“礼”，以“礼”立“仁”。“克己复礼”的过程，就是“仁”的建构过程。从道德哲学角度看，“克己复礼”是一个道德与伦理同一的过程。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也有不同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具有优先地位。
“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

孔子认为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从而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先富后教”的观点表明，须先发展经济，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教育要受经济的制约。孔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政令、法律，而要通过教育引导实现德政。
教育可以感化人，既使百姓守规矩，又使百姓有“羞耻之心”，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收到德治的效果。孔子指出人的个性差异是后天作用的结果，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影响力，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孔子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士”、“君子”，以完善人格为教育的首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