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江防采取“临江塞要”的策略，这在吴甘露元年（265）晋王司马昭与吴使纪陟的对话中也能得到清晰的反映。其事见干宝《晋纪》：
（司马昭）又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文王善之，厚为之礼。
吴国的江防重镇有哪些？纪陟在上述谈话中只提到了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和江都（即汉广陵郡属县，今江苏扬州市西南）两处，其他地点并未明言。根据唐代杜佑在《通典》卷171《州郡一》中的概述，吴国沿江大致共有十余座要戍。其文曰：
吴主北据江，南尽海，置交、广、荆、郢、扬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乐乡、南郡（笔者按：即江陵）、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须坞并为重镇。其后得沔口、邾城、广陵。
杜佑还对上述各座重镇的守将与战事作过简要的考证，其中对孙吴占领沔口的时间判断有错误。他在“其后得沔口”句下注释曰：“孙权嘉禾后，陆逊、诸葛瑾屯守。”而实际上赤壁之战前后沔口是由刘琦、刘备占据，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两家立约，“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此后孙权一直占有该地。黄初三年（222）曹丕三道征吴，曾派文聘领兵企图攻占沔口，但被未能如愿，被迫止步于石梵（今湖北天门市东南），并在那里阻击吴军的反攻，沔口仍然被吴国控制，嘉禾三年（234）陆逊等曾由此北伐襄阳。

王应麟《三国形势考》下篇以杜氏总结的基础上，又补充了陆口、下雉、阳新、寻阳、柴桑、皖口、东兴（东关）、徐陵（京口）、涂中（涂塘）等九处沿江军镇，合计为22处。不过，它们对于抗击魏兵的作用以及在江防体系中的地位是有轻重差异的。所谓“临江塞要”是在北岸阻截敌兵。如叶适所云：“三国孙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于六朝无不皆然。”因此孙吴江北诸镇受到敌军的威胁更为直接和严重，江南诸镇则相对较轻。清儒谢钟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三国疆域表》中把孙吴的江防重镇分为“江外”和“江东”两类以示其地位与作用的区别：
其固国江外，以广陵、涂中、东兴、皖（城）、寻阳、邾（城）、夏口、江陵、西陵、建平为重镇；江东则以京口、建业、牛渚、柴桑、半州、武昌、沙羡、陆口、巴丘、乐乡、公安、夷道、荆门为重镇，夹江置守。上游要害，尤重建平。
前引纪陟所言，沿江诸镇当中最为重要的也就是四座左右，“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从三国历史记载来看，曾经屡次爆发残酷战斗并被孙吴屯驻重兵的要塞，应该是位处江北且阻遏交通要道的四处，如曹操“四越巢湖”受阻的濡须（今安徽含山县），孙策、孙权进攻多年才从黄祖手中夺取的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吴国与蜀、魏多次激烈争夺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以及陆逊大败刘备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后改称西陵）。吴军占领邾城（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和广陵较晚，且从未在当地阻击过魏师，其地位显然要稍逊一筹。皖城（今安徽潜山县）虽然也较为重要，但严格地说还不是“必争之地”。例如孙权在建安五年（200）、十九年（214）两次攻占该地，随后即撤往江东或北岸的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未在那里设置军镇。后来诸葛恪自皖口（今安徽安庆市南，皖水入江处）进驻皖城，以此为据点袭扰魏境。赤乌六年（243），司马懿率兵反击，孙权即命令诸葛恪放弃城守，退往南岸的柴桑（今江西九江市），没有尽力保卫该地。濡须、沔口、江陵、西陵之所以最为重要，是因为它们地扼南北交通或东西来往的水运干道，下文试述其详。

（一）西陵
孙吴西陵（即夷陵）地扼峡江航道出口，是阻挡四川盆地方向来敌的关塞。胡三省曰：“自三峡下夷陵，连山叠嶂，江行其中，回旋湍激。至西陵峡口，始漫为平流。夷陵正当峡口，故以为吴之关限。”顾祖禹曾论其地：“三国时为吴、蜀之要害。吕蒙袭公安，降南郡，陆逊别取宜都，守峡口以备蜀，而荆州之援绝矣。先主之东讨也，从巫峡、建平至夷陵，列营数十，陆逊固守夷陵以待之。”最终击败敌军，粉碎了刘备收复荆州的企图。刘禅继位以后，吴蜀恢复盟好，直至蜀汉灭亡前夕，四十年内两国未曾发生冲突；孙吴为了预防不测，始终在这里驻扎重兵。西陵北界邻近曹魏襄阳郡的临沮（治今湖北南漳县东南城关镇）县境，有来往道路，但是“水陆纡险，行径裁通”，不易投送大军和所需粮饷。泰始八年（272）西陵守将步阐叛降，遭到吴军围攻，晋荆州刺史杨肇即沿此途领兵救援，因为兵员粮饷供应缺乏导致惨败而归。朝内官员弹劾晋军主将羊祜，其罪名就是：“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最后二人都遭到处分，“（羊祜）竟坐贬为平南将军，而免杨肇为庶人。”由于西陵通往北方的道路不畅，曹魏和西晋并没有从荆州（襄阳）方向对其发动大规模进攻，仅有嘉平三年（251）和咸宁四年（278）的两次突然袭击，在获胜后立即撤回。所以西陵的军事作用主要是防备自三峡顺流东进的来寇或假设敌，北边的入侵对其产生的威胁并不严重。夷陵对岸则有道路南通湘水流域的武陵郡，当地少数民族经常反抗孙吴的统治。刘备东征出峡后，“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黄龙三年（231），当地民众再次反叛，孙权“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历时三载才将其镇压下去。所以西陵的防务，还有保障江南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的作用。如陆抗所言：“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综上所述，西陵驻军不仅能够封锁三峡，还可以北阻魏兵，南镇诸蛮。因此陆逊认为这里是荆州最重要的关塞，并向朝廷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三国鼎立时期，吴、蜀是联合抗敌的盟友，处于敌对状态的时间仅有短短数年。与孙吴长期交战的是雄踞中原的曹魏，双方构成南北对峙的形势。曹氏地广兵众，在军事上占有主动，故自赤壁之役起频频发动南征。需要强调的是，曹魏方面的主攻路线基本上都是采用水道，军中有大规模的船队，其中原因主要有两条。首先，大军作战的给养、财赋消耗严重，而且运输要占用许多劳力。栈潜追述曹丕伐吴时，“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如果是陆道运输粮饷，需要使用车载或担负，利用人力或畜力，劳动效率低下而且耗费甚高。例如《史记》卷30《平准书》曾言汉武帝时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另外军人携带武器装备，若是经过长途跋涉，体力会大量损耗，对于作战交锋十分不利。但如果是乘舟投送兵员粮草，可以利用风力、水力，不仅节省大量劳动，运输效率也会得到明显提高。勾践曾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伍被亦言吴地：“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因为水陆转运的耗费和功效差别很大，所以曹魏大军南下必须要利用航道和船队。其次，魏、吴之间有浩荡长江阻隔，孙吴又擅长水战。如果曹魏南征军队采取陆行的方式，则无法使大量船只随行，那么即使顺利到了江边，也只能望洋兴叹而无法涉渡，更谈不上与吴国的舟师进行交锋了。有鉴于此，曹操平定中原后策划南伐，即在邺城训练水军，“作玄武池以肄舟师”。赤壁之役失利，他回到北方重新整顿。次年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准备就绪后才再次南征。“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后来曹操四越巢湖，曹丕两出广陵，都是率领庞大的船队南下。
三国时期魏吴交境的南北水运干道主要有三条，西为汉水，中为肥水、施水和濡须水，东为中渎水（即古邗沟）。汉末中渎水道多有淤塞，往往通而不畅，黄初六年（225）曹丕由此路征吴，返回时船队曾在途中搁浅。“（蒋）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孙权因为了解当地的情况，也没有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及中渎水入江的水口与瓜洲渡驻守重兵，只是在对面南岸的京城（今江苏镇江市）驻军戍守。曹丕两次经这条水道征吴，虽然顺利抵达广陵，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但因为寒冰、飓风等自然因素阻碍而不能渡江，此后魏国及西晋再未使用这条水道南征。孙权死后，执政大臣孙峻企图在广陵筑城戍守，最终未能成功，因此这里并非“临江塞要”的重镇。
据文献所载，孙权江防的重点是阻断汉水与濡须水这两条航道，沔口、江陵和濡须均与此有关。其详情分述如下：

（二）沔口
沔口位于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亦称夏口，因有鲁山又称鲁口。李吉甫言其地：“春秋时谓之夏汭，汉为沙羡之东境。自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吴置督将于此，名为鲁口屯，以其对鲁山岸为名也。”由于沔口是汉水穿行江汉平原后汇入长江的要冲，汉末刘表派遣部将黄祖在当地据守。孙策、孙权兄弟占领江东以后，为了消除上游的威胁，曾经多次逆流向夏口发动进攻，终于在建安十三年（208）春攻占该地，但后来撤回，故又被刘琦和刘备控制。沔口的鲁山（即龟山）和对岸的蛇山相互向江心凸出，该处又因泥沙沉积而形成宽阔的沙洲，即著名的鹦鹉洲，长江水流由此被分为两条较为狭窄的航道，利于守军实行阻击。如建安十五年（210）孙权派遣舟师西进，企图攻取益州，即在沔口遭到刘备的拦截，只得退兵。《献帝春秋》载孙权，“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有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直至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两家订约。“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沔口才终于归属东吴，开始驻军布防。由于该地控扼汉水末流与长江中游的两条重要的水道，故受到孙吴的格外重视。李吉甫称沔口：“三国争衡，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黄初二年（221）四月，孙权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沔口在其西北百数十里对岸，是防守魏师乘汉水南侵的要塞，保护着国都外围的安全。黄初三年（222）九月，曹丕发兵三道征吴。为了策应围攻江陵的战斗，另派江夏太守文聘入侵沔口地区，因为受到吴军抵抗和反攻而退据石梵（今湖北天门市东南）。司马懿担任荆州都督时，曾向朝廷建议佯攻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引诱江夏吴军东调，再乘虚出动舟师顺汉水攻占夏口（即沔口）。“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孙）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此项作战计划获得魏明帝的赞同，并在太和二年（228）实行，由于进攻皖城的曹休遭到惨败，司马懿经汉水南下的部队在中途撤回。

荀彧曾说军事上“要地”的作用并非只是单纯的防御，也可以利用它来发起攻击。“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沔口在魏吴交战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曾多次被吴国作为进攻的出发基地，派遣兵将溯汉水而上去攻扰曹魏的襄阳、江夏两郡。黄龙元年（229）九月，孙权迁都建业。他在临行前调任陆逊为荆州牧，镇守武昌，并召集众将会议江夏的御敌之策，最终接受了小将张梁的建议，“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如嘉禾三年（234），“夏五月， （孙）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此番战役中陆逊率领的一路即由沔口溯汉水北攻襄阳。又见《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青龙二年：“五月，太白昼见。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议（笔者按：即陆逊）、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从后来吴魏交锋的情况来看，陆逊留守武昌期间，吴国“遣将入沔”的作战获得很大成功，控制了襄阳以下的汉水航道，将其北境推进到远离沔口的石城。《元和郡县图志》载石城地望在唐郢州长寿县，即今湖北钟祥市北。“吴于此置牙门戍城，羊祜镇荆州，亦置戍焉。”孙吴还专门设置了镇戍汉水下游地区的“沔中督”。

（三）江陵
汉水自襄阳南下，经过宜城、钟祥后，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北到达扬口。扬口又称作汉津，由此进入汉水的支流扬水，向西航行可抵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春秋时伍子胥率兵伐楚，曾疏浚和使用过这条水道。《水经注》卷28《沔水》曰：“沔水又东南与扬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当今学术界称其为“荆汉运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时，“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就是准备利用扬水前往。后来在当阳兵败，“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并与刘琦所部会师转赴夏口。此外，江陵东南又是长江支流夏水的源头。《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曰：“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其故道之起源地在今湖北省沙市东南，向东流经今监利县北界折向东北，至堵口（今仙桃市东北）汇入汉水。《水经》曰：“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郦道元注云：“应劭《十三州记》曰：江别入沔为夏水源，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当其决入之所，谓之堵口焉。”这条河流可供船只航行，沟通古云梦泽东西两端的江陵与沔口，而不必经过荆江水道绕行巴丘。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进攻据守江陵的曹仁，刘备即向周瑜建议分兵从夏水而入，截断曹仁所部与襄阳后方的联系。“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江陵位于江汉平原的核心地带，原野平沃，物产丰饶，陆路交通亦很发达，如史书所言：“江陵平衍，道路通利。”可以西赴峡口，东走华容与北上襄阳，后者即古代南北交通的著名干线“荆襄道”。秦汉时期，这条道路属于“驰道”，秦始皇、汉武帝等皆经此途南巡，因而构筑良好、通行顺畅。曹操从襄阳南下追击刘备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江陵城南有著名的渡口“江津”，在今湖北荆州市沙市区，江心沙洲有城戍。《水经注》卷34《江水》曰：“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旧主度州郡，贡于洛阳，因谓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昔陆抗屯此与羊祜相对。”汉代曾在江津设“津乡”县。《后汉书》卷17《岑彭传》称其“当荆州要会”。李贤注：“津乡，县名，所谓江津也。《东观记》曰：津乡当荆、杨之咽喉。”由此乘舟顺流而下，可航渡至南岸的油江口，即公安，有陆道通往今湖南省境的荆州诸郡。建安十四年（209）冬，孙刘联军攻占江陵，刘备驻军公安，后从此地出发，平定江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由于江陵位居荆州的中心区域，为长江、汉水及荆襄道等多条陆路所交汇，所以成为秦汉六朝期间中南地区最繁荣的商业城市。《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从三国南北对峙的交战情况来看，江陵因为地处枢要而成为曹魏、西晋南下攻吴的重点目标之一。史籍所载有魏国在黄初三至四年（222—223）、嘉平二年（250）、嘉平四年（252）的三次进攻，晋朝在泰始八年（272）和太康元年（280）的两次进攻。其中尤以黄初三至四年历时六个月的江陵围城之役最为惨烈。“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尽管援救断绝，守将朱然临危不惧。“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怨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终于迫使魏军退兵。另一方面，江陵又是蜀汉、孙吴北伐的前线基地。关羽从此地发兵，屡败襄阳敌寇，曾全歼七军，威震华夏。曹魏正始二年（241），“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正始七年（246），“吴将朱然入柤中，斩获数千；柤中民吏万余家渡沔。”吴军的这两次北上也是由江陵出兵，或水陆并发，或由陆道进攻，给魏国造成严重威胁。南宋胡安国曾列举魏晋史实，说明江陵至峡口一带是荆州军事价值最高的区域。“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在荆峡，故刘表时军资寓江陵，先主时重兵屯油口，关公、孙权则并力争南郡，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晋大司马（桓）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此皆荆峡封境也。”综上所述，由于江陵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具有左右荆州乃至全国战局的影响，因此成为孙吴屈指可数的边防要戍之一。如顾祖禹所言：“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

另一方面，孙吴也经常利用这条水道对魏国发起进攻。王象之曰：“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水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孙权曾屡率重兵对合肥进行攻击，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建安十六年（211）张辽以七千守军挫败吴师。后来曹丕下诏褒奖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孙）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曹睿去世后，吴国在淮南频频发动大规模作战，也是沿濡须水入巢湖而进，甚至抵达寿春附近。例如，魏嘉平五年（253），诸葛恪发兵二十万，“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后因围攻合肥新城不下而被迫退兵。正元二年（255）正月，毌丘俭、文钦在淮南反叛，“（二月）甲子，吴大将孙峻等众号十万至寿春，诸葛诞拒击破之。”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在寿春反魏。吴大将军孙綝出屯镬里（今安徽巢县），派遣文钦、全怿、朱异等几次领兵数万增援寿春。因此，濡须地区不仅是孙吴的防御重镇，还是对魏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沿阵地，具有攻防俱便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孙权的“临江塞要”，主要是守住长江北岸的西陵、江陵、沔口和濡须四个交通要枢，辅以皖口、邾城等地，来抵御曹魏的南下进攻和防备蜀汉可能从三峡发动的袭击。就东吴与魏、蜀交战的情况来看，这一战略实施得相当成功。从赤壁之战（208）到孙权去世（252）共有四十四年，在此期间曹、刘两家对吴国的多次大规模进攻或以失败告终，或是无功而返。笔者分析孙权的防守策略，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背依长江拒敌，而非隔江对峙。从六朝南北割据对抗的形势来看，南方政权总体上处于弱势，通常不敢出动主力与北方敌人在中原决战，故往往利用黄河、淮河、长江这三条东西流淌的河道作为天然水利防线，来弥补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具体到各个朝代的统治集团，则根据自身的国力强弱来决定据守哪一条水道。综合实力越强，其防线就越靠北边。如李焘所言“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六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大致相同，都是立国于江东，即以建康（或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以富庶的太湖流域为根据地。为了保障都城与三吴经济重心的安全，南方统治集团总是力求将其外围防线向北推移到淮河，向西控制长江中游的荆州。“不得淮则无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荆则无以固上流之势。”其中占领淮南地区尤为重要，像东晋、刘宋文帝以降及南齐、梁朝，基本上是以淮河为天堑来抗击敌人。如果仅仅是和北寇划江而治，那么国都就和敌境只有一水之隔，形势是极为不利的。唐庚曾对此议论道：“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敌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又说：“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顾祖禹亦总结道：赵范曾指出，如果失去淮河流域而退守江南，让敌兵完全占领北岸，那么南方政权的防御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孙权在江北沿岸要地戍守御敌，则可以避免这种不利形势的出现。张栻称赞这一决策曰：“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十万（笔者按：‘十’字衍，应为‘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陈人失淮南，遂为隋人所并。唐末杨行密与朱温亟战于淮上，温不能渡淮，杨氏遂能以淮南之境与中原抗。五代周取淮南，而李氏之亡不旋踵矣。

综观赤壁之战以后孙权的用兵，也是在淮南和荆州两个战略方向努力，以求将国土向北边和西方延伸。由于上述原因，“故孙权擐甲胄，冒矢石，转斗合淝，以为满宠争上流之地；陆逊、吕蒙相与赞其决，以蹑取荆州，全据长江。”但是他在扬州的作战收效有限，虽然迫使曹操放弃了江北沿岸地带，但是始终未能攻克合肥，越过江淮丘陵以全据淮南。在这种情况下，孙权不得已而求其次，被迫采用了“临江塞要”的策略，在濡须、沔口、江陵等地设置重兵，以阻止敌兵来攻时顺利抵达江岸。如胡安国所言：
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今黄冈是也。
其二，封锁水运干道，弃守若干渡口。按前引纪陟所言，长江上下自西陵峡口东至广陵有五千七百余里，其北岸可以设港通航之地甚多，而孙权的兵力有限，不能处处部署重兵，因此他对沿岸渡口的防守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像西陵、江陵、沔口、濡须等交通枢要之地极为重视，会与敌人拼死争夺而绝不放弃。但是有些渡口，虽然也很重要，他却没有设置军镇以拒敌。例如历阳县（今安徽和县）曾为东汉扬州治所，有著名的乌江渡、横江渡和洞浦，对岸为牛渚，即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距离吴都建业只有百余里，精骑驰骋朝发夕至，在军事上很有影响。王应麟引张虞卿曰：“考前世盗贼与夫南北用兵，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孙权占领该地后仅留守少数部队，并未像其他要镇那样派遣督将率众镇守。其中原因就是当地与北方没有水路相通，魏军自合肥南下入巢湖后，就要从居巢走陆道东行，过大小岘山而至历阳。到达江边的军队是以步骑为主，不能拥有众多船只随行，这样即便占领江滨的数座港口，也无法组织大规模的航渡，因此给孙吴造成的威胁并不严重，只要在南岸的牛渚驻守一些人马，防御敌人小股兵力的渡江袭击就可以了，用不着在北岸的历阳留驻重兵。黄初三年（222）九月，魏国大军三道征吴，曹休率张辽、臧霸等将率舟师经中渎水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入江，然后向西占领了历阳的洞浦港口，并未受到阻击，可见那里没有驻扎多少吴军。史书记载曹休在洞浦大破吴将吕范，其实是飓风将吴军部分船只吹送到北岸魏军营寨，故被敌兵杀败。“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迸散。”《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黄武元年：“冬十一月，大风。（吕）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尽管曹休进展顺利，魏文帝却下令阻止他派兵渡江，这应是战船和运舟不足的缘故，若仅以轻兵涉渡，则容易被吴国水军或牛渚守兵消灭，故董昭认为此举是“自投死地”。事见《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黄初）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侥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

另外一个战例是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之役，在晋朝制订的作战计划中，是由扬州都督王浑率领的部队进据历阳的横江渡口，准备过江攻占要镇牛渚，向吴都建业发动最后的总攻。他在前往历阳途中也没有受到吴军的阻击，孙皓的反攻兵力是从建业派来的中军。“吴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杨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围成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王浑击溃吴军主力之后不敢渡江，也是因为他的军队是以步骑为主，没有大量船只和水军，所以需要等待王濬的舟师前来接应，朝廷命令会师后由王浑担任主帅。“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扬州刺史周浚建议不要等待王濬而先行过江，当即遭到王浑的拒绝，其理由就是朝廷的作战计划规定不让他的少数部队贸然进行涉渡，以免遭到歼灭；必须要等王濬到来后提供大量船只，共同渡江发起攻击。“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贵州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
上述战例反映出，如果是单纯的步骑兵种前来进攻，即使占领了不通北方水路的渡口，对孙吴的江防也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陆军无法渡江和在水上作战，对吴国真正致命的是强大的水军和运输船队。所以在兵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孙权与其后代并不在历阳这类港口屯驻重兵，而曹操及其魏国后继者也不把当地作为南征的主攻方向，而是将大规模的用兵放在邻近有水道沟通北方的濡须和东关一带。
杜佑列举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虽然属于吴国境内，曾经作为庐江郡治，但实际上屡得屡失，多次被孙权放弃而没有在那里坚持戍守。该地往北有道路经夹石（今安徽桐城县北）、舒城可以分别通往六安与合肥，往东南则有发源于潜山的皖水流入长江，水口即皖口（今安徽安庆市南，皖水入江处），因而也是处于江淮之间的交通枢要。顾祖禹称其“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冲”；又云：“盖其地上控淮、肥，山深水衍，战守之资也。”由于皖城的军事地位比较重要，盘踞江东的孙氏不能容忍它被敌对势力所控制，孙权曾在建安五年（200）和十九年（214）两次攻克李术和朱光镇守的皖城，但是均未留兵屯戍，只是在滨江的皖口有驻军。“黄武七年，鄱阳太守周鲂谲诱魏大司马曹休，休将步骑十万至皖城以迎鲂。”孙权派陆逊等将迎击曹休，在石亭（今安徽舒城境内）成功击溃魏军，但仍然据守皖口。后来诸葛恪进屯皖城，赤乌六年（243）司马懿率兵入侵庐江郡，孙权即命令守将诸葛恪放弃皖城，退往南岸的柴桑（今江西九江市），甚至连江滨的皖口也抛弃了，这与吴军在濡须、江陵等地的殊死防御战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应是这条江淮之间的南北通道是半水半陆，皖城以北的皖水航道受潜山阻碍，至其终点后需要改为陆行绕过大别山脉东麓继续北进。太和六年（232），陆逊沿此道北上进攻庐江，魏国扬州都督满宠即认为不用急速赴救。他说：“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悬），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曹魏大军若从寿春、合肥经这条道路南下，中间有一段路程无法利用水运，兵员和给养的投送不甚便利，所以魏国征吴通常不选择这条路线作为主攻方向；即使投入大规模部队占领该地，也会由于后方辽远，粮饷转运难以为继而被迫撤退。鉴于以上情况，皖城多次成为魏、吴双方的弃地。在孙权的“临江塞要”战略部署当中，皖城属于可争可弃的据点，而非“兵家必争之地”。孙权对待皖城的攻防策略很明显：如果敌人派兵驻守，那么必须要将其消灭或逐退，以保证江防的安全；若是魏军不在当地久驻，自己也可以暂时弃守皖城和皖口，避免与强敌交战，借此来保存有限的兵力。在孙吴的长江防御体系当中，皖城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如濡须、江陵和沔口，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所在的这条南北交通路线是半水半陆，其运输的效率要低于汉水及肥水、施水、濡须水。由于这个缘故，魏军主力很少从这里南下进攻，对吴国江防的威胁相对较轻，因此孙权并未在这里设置军镇。

即使有贯连江淮的水道，但是如果沟通不够顺畅，孙权也不在江北的水口驻军戍守。例如中渎水，即吴王夫差开凿之邗沟，“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北流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入淮。汉朝江都县在今扬州市西南江畔，中渎水之南端在此，为江水流进古邗沟的入口。建安十八年（213），“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当地居民逃亡一空，曹操也未在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留戍军队。“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可是孙权并未乘虚而入，占领江北的广陵。这是由于中渎水道年久失修，常有淤塞，船队航行多有阻碍，因此北伐南征都比较困难。另外，广陵邻近海口，附近江面宽阔，风急浪高，对舟船往来影响较为严重，不利于大规模的渡江行动。孙权对此心中有数，所以没有派兵驻守广陵，只是在对岸的京城，或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置督将，领兵防备江北的敌情。京口附近有南入太湖的丹徒水，当地西至吴都建业，沿江一带多为山岗，敌兵难以攀缘登陆；镇江以东沿岸地形复杂，也不利于船只靠岸，京口因而易守难攻，又可以阻止敌人沿丹徒水道深入吴越内地。“繇京口抵石头凡二百里，高冈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繇京口而东至孟渎七十余里，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所谓二十八港者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故江岸之防惟在京口。”孙权初任孙河镇守京城，孙河被暗杀后，“（其侄）韶年十七，收河余众，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后为广陵太守、偏将军。权为吴王，迁扬威将军，封建德侯。权称尊号，为镇北将军。”黄初三年（222）九月，魏文帝命令曹休率张辽、臧霸等率军自中渎水南下，一路畅行无阻抵达江滨。“孙权复叛，帝遣（张）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笃，遂薨于江都。”按海陵县属广陵郡，即今江苏泰州市。江都县在今扬州市西南。这次战役孙权仍在京城设防，不派兵将到江北阻击敌兵。魏军一度渡江攻击徐陵（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后被吴国水军击退。“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梁允麟考证吴丹阳县（治今安徽当涂县小丹阳镇），“有徐陵，在县西南东梁山之北，与江北和县洞浦，亦称洞口相对。”又曰：“徐陵亭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故京口亦名徐陵。但臧霸所攻之徐陵则在今安徽当涂县，《通典》、《元和志》以为魏军所攻徐陵在京口，误。”魏文帝在黄初五年（224）、六年（225）两次经中渎水南征，都是未遭抵抗而顺利抵达江畔。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尽管广陵距离建业很近，但是孙权既未在江北进行阻击，也没有亲自率领主力前来迎战，他预先就料定魏军不会在这里渡江成功，所以就在武昌静待其受挫。结果不出其所料，曹丕两次进军都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劣影响，只得悻悻收兵。魏师撤退时还曾在精湖搁浅，“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

综上所述，孙权“临江塞要”战略的要旨，在于封锁南北交通的水运干道。他根据此项原则对江北各座渡口的不同军事价值进行了预判，予以区别对待。像历阳和广陵这类港口，或者不通南北水道，或者航运不畅，孙权都没有在那里设置军镇。若是皖城与皖口那种要塞和渡口，所处的南北交通路线只有部分水道可以通航，则依据形势变化与需要来确定作战策略，或者出兵攻占，或者驱走强敌，或是撤往南岸以待来寇退兵。但对于通行顺畅的南北水道，孙权的态度则非常坚定，就是决不让敌人染指其江北的出口。像濡须、沔口以及水陆交会的江陵，都派遣善战的将领领兵驻守，在曹魏大军强攻时拼死抵御，等待后方全力支援，以保证对这些要地的掌控，使敌寇无法使用汉水、濡须水等航道来为渡江作战运送兵员、战船和装备给养。从魏吴交战的历史来看，孙权的上述部署相当成功。运用此种策略，他能够集中兵力迎击对手，以弱敌强且不落下风，曹魏的每次南征都以失败撤退告终，就连号称用兵如神的曹操也无计可施，甚至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