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合肥多次捐弃，或仅留少量军队驻守
正始二年(241年)起，扬州地区战事出现一些新特点，反映出曹魏对合肥一淮南的兵力部署再次变更。与以往不同的是，吴军数次越过合肥，在芍陂、安丰、甚至寿春附近的黎浆作战。这表明魏国曾数次放弃合肥防务，或仅留少数部队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并不在合肥救援或进行阻击，而是集结在寿春，等待吴军开到江淮丘陵以北，距离自己较近时再出动应战。下面予以详述。
   (1)芍陂战役 正始二年四月，全琮领兵数万至淮南，行军路线仍是沿濡须水道入巢湖，溯施水，过合肥而抵芍陂，破坏当地堤防，“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与魏将王凌力战连日后失利退走。但是魏、吴双方的史书记载都未提到对合肥城的进攻，看来那里未曾发生战斗。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合肥驻有魏军，吴师却置之不理，从旁经过而继续北上；二是此时合肥没有魏国守军，所以吴军来去自如。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即曹魏方面出于某种战略意图撤掉了合肥驻军。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首先是第一种可能实际上很难出现，因为合肥新城距水道仅30里，魏国守军很容易截断吴师的给养运输和退路，使其在淮南的行动陷入困境。全琮是东吴名将，富有作战经验，如果背后有据守冲要的强敌，他是不会放心北伐、远抵芍陂的。事实上，全琮于芍陂战败后顺利退兵，并未在合肥一带受到阻击，也可以看出当时那里并没有魏国守军。其次，这一阶段初期，东吴进攻淮南的战略亦有变化，即由强攻合肥改为围点打援。《三国志·魏书·田豫传》：“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会贼遁走。” 吴国的意图是，为避免攻城作战的重大伤亡，采用围困合肥而迫使寿春魏军穿越江淮丘陵来救的策略，以便反客为主，与敌人进行野战。因此田豫提醒满宠不要落入圈套，应在寿春按兵不动，先通过守城战斗消耗敌人，待其疲弱之后再去救援。另一方面，吴军围城打援时，可利用水师优势乘舟前往合肥，然后以逸待劳，等候与来援的魏军交战。而寿春“距合肥二百余里”，魏军主力前往救援须长途跋涉，鞍马劳顿，不利于解围战斗。满宠曾在奏请合肥移城时强调这一困难：“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正由于这个原因，青龙二年(234年)满宠向朝廷提议放弃合肥，将吴军诱至寿春附近再与之交战。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但未获准许。笔者认为，满宠的建议很可能后来被采纳了，所以才出现正始二年全琮入寇淮南、未在合肥受阻的情况。吴军没有后顾之忧，才敢于长驱直入，远至芍陂与魏兵作战。
(2)诸葛恪攻新城
嘉平五年(253年)，吴相诸葛恪召集江东兵马二十余万人，号称五十万，全力北伐，志在夺取淮南；这是孙吴立国以来出征规模最大的一次，还联络蜀汉姜维从西面出兵相助。吴军的战略和以往相同，即用大军围困合肥新城，迫使魏国援兵从寿春来救，再予以迎击。《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攻新城。” 魏之合肥与扬州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司马师等将帅经过商议，认为敌军势大，难以争锋，应继续采取收缩防守、坚壁清野以诱敌深入的对策。谋士虞松献计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近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司马师采纳他的建议，“敕毋丘俭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即在合肥仅留少数守军，“(张)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用来牵制敌人主力，并准备在守军受到围攻时不做救援，牺牲掉这有限的兵力，以消耗吴师的兵员和给养，挫其锐气。由司马孚所督扬州军队主力及各路援兵20余万屯于寿春，“稽留月余乃进军”，目的就是避免和吴军过早决战，待敌人兵力疲惫衰弱时再出击。 魏军这次部署调整大获成功。吴国大军越过巢湖后，求战不得，野无所掠，而合肥的攻城战斗旷日持久，损耗大量兵力，士气严重受挫。《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吴师“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泻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被迫撤兵时，“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这次战役，曹魏并未出动主力与吴军交战，损失很小，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结果。本来魏国是准备丢弃合肥、牺牲数千守兵的；不料因为他们的奋勇作战和吴军指挥的拙劣(被守将张特的缓兵之计所欺骗)，使城池与半数守军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