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之殇——江西商业精神的沦丧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帝国里，中枢的命令靠着高头大马接力式的奔跑，也得穿越好几个月甚至是几个季节方才可到达边陲僻壤。而江右商帮的“草根”们，却靠着自己的双脚，挑着担子，走州过府，深入到帝国的城乡村舍，融通着有无。
     虽然以小本买卖为主，但架不住人多。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云、贵等边远地区就更不在话下，明朝时曾在云南做官的浙江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至于与江西毗邻的两湖和福建，则更是处处可见江西商人的身影。长沙，钱庄和批发生意尽半数在江西商人手中，仅赣人为子弟创办的私立小学，就有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汉口，江西商人经营着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等六大行业，尤其是药材行业，几乎为江西商人所垄断。福建，江西商人控制着当地的茶叶生意，武夷山上下，茶农、茶工、茶商，几近赣人一手包圆。
    
五
     “士农工商”，在中国古代，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下，经商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从当年的江右商帮，到现代最为活跃的潮汕商人、温州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地少人多，光靠农业不足于养家糊口，必须外出谋生。
     早在北宋时期，江西的人口数量就已跃居全国各路之首。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江西在册户口数达201万余，人口446万余，均占全国的1／10。到元朝，人口向江西集中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地区在册户口、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明朝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王士性则更是深有感触：“（赣、浙、闽）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那是一个内河航运作为黄金水道的年代，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水系是全国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这条总长3000多公里的黄金水道，江西一省独占1000余公里。沿江而上，可以直入云、贵、川。沿长江向下，江、浙尽收眼底，并可通过运河向中原辐射。往南，当时位于粤赣边境的梅关古道，是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最重要的通道，越过梅关古道，就进入珠江水系，深入两广腹地。
     地少人多，交通便利，如果再加上物产丰饶，简直就是一个培育商业精神的天然沃土。当时的江西，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宋史•地理志》述江东、江西物产：“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至明朝中期，江西的人口已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位居全国第一，由此可见产粮之丰。
     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足见手工业之发达。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最关键的仗不是与蒙古人打的，而是与同样志在称雄天下的陈友谅打的，当时争夺的重点，就是江西这个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经湖口一战，朱元璋彻底打败了陈友谅，江西也成了明王朝设立的第一个省。此后，朱元璋出兵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明军军需物资的主要供给基地，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
    
六
     伴随着江西商人向全国市场进军的脚步，万寿宫也开始遍及海内外。无论在哪里经商的江西商人，只要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地修建万寿宫。
     在中国古代的抑商传统下，江右商帮的“草根”色彩，既不像后来的晋商财大气粗，也不像后来的徽商有官府做保护伞，迫切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捍卫自己的利益。顾炎武就曾指出：“微商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已身地也。近江右（商人）出外，亦多效之”。
     明清时期，在京城及各省省会都建有万寿宫。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人兴建的万寿宫就有14所，占34％。到清朝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有51所，仍占13％，均为各省之首。由于江右商帮的强大的渗透力，万寿宫甚至修到了东南亚各国。至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仍有万寿宫留存。至于国内的城乡，万寿宫更是星罗棋布。
     江右商帮重视修建万寿宫，除了团结同乡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万寿宫是一个江西同乡的商业联系枢纽。一座万寿宫，就是一个当地的江西商人商会。总结起来，万寿宫主要有联系乡谊、调解纠纷、商业中介和融资场所四大功能。
     每年农历的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传说中许逊举家飞升的日子），全国各地的万寿宫都要举办隆重的朝拜活动。这是一个集祭祀、戏曲演出与商业交流为一体的大型庙会，着重于从精神及文化层面凝聚乡情，团结同乡。此外，万寿宫还具有救助落难同乡、主持集资修桥补路、创办子弟学堂等公共及公益事务管理职能，从组织上进一步把同乡团结在万寿宫周围。
     万寿宫同时也是一个同乡商业纠纷的调解和裁判所。万寿宫一般设有总会首一人，下设首士若干。总会首一般由当地同乡公推的德高望众之人担任，首士则由当地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轮流担任。但凡同乡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一般都由万寿宫的管事调解裁决。久而久之，江西商人在遇到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重大商业活动时，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走南闯北的江西商人，初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往往就是金钱。除了信息中介外，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商业担保等功能。初到异乡闯荡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找万寿宫帮忙介绍，在当地还没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要在当地做生意，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担保。
     万寿宫还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资场所。在当地有笔大生意但手头资金不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在同乡间发起“摇会”、“抬会”集资，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七
     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抚州，王安石的故乡，素享“才子之乡”的美誉。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李觏、危素、罗汝芳、汤显祖、谭纶，一个个光耀华夏的名字，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宋明时期，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所。


     江右商帮多是小本生意，无权无势，又是行商在外，越发势单力孤。遇到商业纠纷，本想找官府讨回个公道，官府却来了个但凡涉及江西商人的官司概不受理。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只好打铺盖卷回家。更有甚者，看见江西商人有赚钱的生意，立即发布区域或行业性的禁令，转为“官办”。盐、瓷、茶、粮、布、采矿、药材等行业，皆曾有不许江西商人经营的禁令。
     有人说江西商人外出赚了一点钱，往往立即回家买田置地而不再经商，是因为江西文化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重，或者说是因为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是贫困出身，容易“小富即安”。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原因，关键原因在于“草根化”的江右商帮，在当时的体制内生存的空间太小。否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就顺理成章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体制性的压制下，曾经作为“异端”的江西人终于驯服了，再也没有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变成了“时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顺民。江西，也终于成了中国民风最为淳朴的省份之一。
    
十
     “无可奈何花落去”。想不到家乡先贤晏殊清新婉约的词句，竟然可以拿来作为昔日江右商帮及国内外万寿宫衰败的写照。又一个绝妙的讽刺！
     “拨浪鼓，梆梆梆，小货郎，走四方。鸡毛鸭毛都是宝，换完米糖换钱粮。”又一首我小时候传唱过的童谣。曾经以货郎为业的家乡先辈们或许不会想到，当他们创作的这首童谣仍在他们的子孙嘴里传唱时，家乡走南闯北的货郎，却已换成了清一色的浙江人。时至今日，只怕连这童谣也在家乡消失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乡人是瞧不起浙江人的，浙江人被称为“浙江浪俚”，“浪俚”大概就是流浪汉的意思。修桥补路、采石烧砖建厕所、收鸡鸭鹅毛破布烂凉鞋，总之，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或者是家乡人认为最低贱最不屑于去干的活，都是浙江人在干。那时候，家乡人大概都在暗自得意：自己有田有地不会饿肚皮，不像“浙江浪俚”，家乡混不饱肚子只有出来受苦。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才过了十几年，家乡人就被迫纷纷外出打工，有很多人，就去了浙江。再过了几年，浙江人又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人家是来投资的，“浙江浪俚”摇身变成了浙江老板。
     当年走州过府、随收随卖的江右商帮传统，已经被安乐于乡土的家乡人彻底遗忘了。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由于没有了江右商帮的支撑，很多已经遭劫被毁。剩下的，不是被辟为旅游景点，就是沦为了纯粹的宗教活动甚至是迷信活动的场所。
     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农历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间，哪怕农活再忙，村里的老人们也一定会张罗着要去邻镇的一座万寿宫里烧香。子夜出发，黎明时到达烧香求卦，以示虔诚，上午就在万寿宫的山脚下“赶会”——真正意义上的庙会。
     小时候的我，读了几本破书，还曾在心里暗笑老人们迷信。今天想来，老人们既是在延续家乡的一种商业传统，也是在寻求一种心理的安宁。只不过，他们的后辈从未真正理解过罢了。
     他们那一辈人，还多有兄弟在外经商，至老未归，音讯全无。在过去，去万寿宫烧香既是为外出经商的家人祈福，往往也能在庙会上的买进卖出间碰上与自己家人相识的同乡，带回家人的音讯。
     据说，如今家乡万寿宫的香火依然鼎盛，只是再也没有了商业交流的实质。商会没了，庙会的商业交换功能也蜕变成了如同本地的一个农贸集市，早没了往昔融通四方的神采。失去了商业精神的万寿宫，已实实在在地沦落为一个虚无的神坛。
     其实仔细想来，江西还真不是一个可以安乐的地方。从古至今，从江西走出的大批英杰，从离开江西之日起，就少有再回家乡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大家，没有一个是辞官后回家乡养老的，也没有一个死后安葬在家乡的。在安土重迁的古代尚且如此，不知道现代的家乡人是否能从中悟出点什么。
     随着中国开始迈入商业社会，很多古代的商帮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复活了。曾经兴盛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不应该后继无人。期待着，一直在热切期待着晏殊那词句的下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


花无百日红 风水轮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