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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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汪涛
备受市场期待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发布。虽然中国在2015年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人口增长仍有所放缓。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18.7%,人口平均年龄提高至38.8岁。这些数据加剧了市场对中国未来趋势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担忧。
在开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各行业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口趋势的演变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经常受宏观政策、技术进步等其他重要因素左右。
过去十年人口结构有何变化?
最新的人口普查中,以下数据或许值得重点关注:
过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从之前十年的0.57%放缓至0.53%,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NPD数据,2010年为1.62, 2000年为1.69),不过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可能也受到了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几年出生率虽然有所回升,但影响似乎并未持续太久。1960年代的婴儿潮的第三代效应推动了过去十年出生人口上升,但其影响也已消退,未来十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进一步走低。
202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美国为38岁,而201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7岁,20年前为31.9岁(瑞银估算)。由于二孩政策放松、以及1960年代婴儿潮的连锁效应,过去十年黄金育龄期人数高于此前十年,因此0-14岁人口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2020年60岁以上人口达2.6亿,占比接近19%。目前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低于退休人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减少约4000万。
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不过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有所放缓。2020年超过9亿人口居住在城镇(占比超过63%),比2010年增加2.36亿。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70%,其中2.49亿为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8200万来自其他城镇,反映出劳动力流动有所提升。同时,最新的农民工调查显示,过去十年农民工总量仅增长18%。此外,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下降,这或许表明沿海地区以外的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改善。
地区差异明显。随着年轻人向经济发达区域聚集和迁徙,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其出生率也低于其他地区。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吸引力依然最强,广东省是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达1.26亿。
约十年前,我们在报告《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和应对》中列举了可能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当时,市场也存在对人口老龄化会大幅削弱中国GDP增长和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回顾过去十年的实际情况、对比此前我们的预测和市场更为悲观的预期,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十年人口结构演变可能带来的挑战。
在2012年的报告中,我们预计2011-2020年这十年里,1)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非农就业将继续保持增长,而这才是与GDP增长更相关的劳动力指标;2)GDP增长会有所放缓,但平均增速仍会超过7%,高于美国和日本处于相似人口发展阶段的情况;3)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一定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的丧失,因为生产率会有所提升;4)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份额或有所下降,部分行业可能会迁出中国,而高附加值行业、设备自动化、医疗保健和保险业比重应会上升;5)养老金系统在过去十年(2011-2020年)不会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以防未来几十年出现问题;6)抚养比上升可能仅会使居民储蓄率小幅下降,不能靠其解决经济再平衡的问题;7)房地产需求和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这一点可能是我们预测里准确度较低的部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和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我们的预测基本相符,过去十年人口结构的影响并非像此前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
过去十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减少4000多万人,但总就业实现了年均0.2%正增长,这可能表明实际(非官方)劳动参与率上升、实际失业率下降。更重要的是,2010年至2019年非农就业人数年均增长2.1%,虽然增速低于前二十年,但表现依旧亮眼。这也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仍在继续,总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并是预测就业增长或劳动力成本最有效的指标。
同样与我们的预期相符的是,2011年至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仅放缓至7.4%、依然比较稳健,虽然新冠疫情拖累去年GDP增速降至2.3%。此前9年7.4%的平均增速远高于日本处于类似中国目前人口发展阶段的水平,1980年日本的前十年平均GDP增速为4.6%。换句话说,中国“未富先老”并不代表中国不能继续变富。
当达到刘易斯拐点、工资增速开始提升后,中国整体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并不像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因此工业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并未大幅攀升。事实上,过去十年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涨幅要低于此前十年。2015年之前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持续上升、之后持稳于高位,而去年以来由于中国较早走出新冠疫情,出口份额重拾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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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
备受市场期待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发布。虽然中国在2015年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人口增长仍有所放缓。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18.7%,人口平均年龄提高至38.8岁。这些数据加剧了市场对中国未来趋势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担忧。
在开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各行业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口趋势的演变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经常受宏观政策、技术进步等其他重要因素左右。
过去十年人口结构有何变化?
最新的人口普查中,以下数据或许值得重点关注:
过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从之前十年的0.57%放缓至0.53%,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NPD数据,2010年为1.62, 2000年为1.69),不过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可能也受到了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几年出生率虽然有所回升,但影响似乎并未持续太久。1960年代的婴儿潮的第三代效应推动了过去十年出生人口上升,但其影响也已消退,未来十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进一步走低。
202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美国为38岁,而201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7岁,20年前为31.9岁(瑞银估算)。由于二孩政策放松、以及1960年代婴儿潮的连锁效应,过去十年黄金育龄期人数高于此前十年,因此0-14岁人口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2020年60岁以上人口达2.6亿,占比接近19%。目前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低于退休人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减少约4000万。
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不过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有所放缓。2020年超过9亿人口居住在城镇(占比超过63%),比2010年增加2.36亿。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70%,其中2.49亿为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8200万来自其他城镇,反映出劳动力流动有所提升。同时,最新的农民工调查显示,过去十年农民工总量仅增长18%。此外,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下降,这或许表明沿海地区以外的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改善。
地区差异明显。随着年轻人向经济发达区域聚集和迁徙,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其出生率也低于其他地区。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吸引力依然最强,广东省是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达1.26亿。
约十年前,我们在报告《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和应对》中列举了可能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当时,市场也存在对人口老龄化会大幅削弱中国GDP增长和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回顾过去十年的实际情况、对比此前我们的预测和市场更为悲观的预期,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十年人口结构演变可能带来的挑战。
在2012年的报告中,我们预计2011-2020年这十年里,1)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非农就业将继续保持增长,而这才是与GDP增长更相关的劳动力指标;2)GDP增长会有所放缓,但平均增速仍会超过7%,高于美国和日本处于相似人口发展阶段的情况;3)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一定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的丧失,因为生产率会有所提升;4)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份额或有所下降,部分行业可能会迁出中国,而高附加值行业、设备自动化、医疗保健和保险业比重应会上升;5)养老金系统在过去十年(2011-2020年)不会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以防未来几十年出现问题;6)抚养比上升可能仅会使居民储蓄率小幅下降,不能靠其解决经济再平衡的问题;7)房地产需求和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这一点可能是我们预测里准确度较低的部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和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我们的预测基本相符,过去十年人口结构的影响并非像此前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
过去十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减少4000多万人,但总就业实现了年均0.2%正增长,这可能表明实际(非官方)劳动参与率上升、实际失业率下降。更重要的是,2010年至2019年非农就业人数年均增长2.1%,虽然增速低于前二十年,但表现依旧亮眼。这也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仍在继续,总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并是预测就业增长或劳动力成本最有效的指标。
同样与我们的预期相符的是,2011年至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仅放缓至7.4%、依然比较稳健,虽然新冠疫情拖累去年GDP增速降至2.3%。此前9年7.4%的平均增速远高于日本处于类似中国目前人口发展阶段的水平,1980年日本的前十年平均GDP增速为4.6%。换句话说,中国“未富先老”并不代表中国不能继续变富。
当达到刘易斯拐点、工资增速开始提升后,中国整体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并不像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因此工业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并未大幅攀升。事实上,过去十年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涨幅要低于此前十年。2015年之前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持续上升、之后持稳于高位,而去年以来由于中国较早走出新冠疫情,出口份额重拾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