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纪年考订》
作者：谭晓斌
根据《尚书》、《竹书纪年》和天文方面的信息，我得出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请注意，此元年是指禹成为天子的元年，也就是夏朝的元年。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大家可以去看拙文《夏商起始年考订》。
《史记•五帝本纪》云：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尧在位七十年的时候得到舜，又过二十年因年老而退位，令舜代行天子之政，向上天推荐，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尧让出帝位二十八年后驾崩，也就是说舜摄政“二十八年”。
70+20+28=118
尧的在年数多达118年。
《史记•五帝本纪》云：
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
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舜摄政只有“八年”。
70+20+8=98
如此一来，尧的在位年数变成了98年，前后文自相矛盾。
《史记•五帝本纪》云：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这里也说舜摄政只有“八年”，还提到了先帝去世后有三年之丧，从太史公的语气来看，这“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舜的在位年数，太史公明确说是39年。
《史记•夏本纪》云：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舜摄政的年数属于尧年，禹摄政的年数属于舜年，益摄政的年数属于禹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尧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舜年，舜去世后的三年也肯定属于禹年。禹的继位者最后变成了启，所以禹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启年。太史公认为，先帝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这是毫无道理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中的“十年”应作“七年”，禹成为天子后，在位只有“九年”，所以“十年”必误。“七”字和“十”字形近，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在《孟子》一书中，正作“七”字。
《孟子》、《尚书》和《宰予问五帝德》，都是太史公在撰写尧舜禹事迹时参考过的资料。
《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收有《宰予问五帝德》这篇文章。
《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的话说：
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
《孔子家语•五帝德》中的文句略有差异：
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
太史公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无疑是取材自《宰予问五帝德》，他认为“三十在位”指的是舜三十岁时被尧起用。
《尚书•虞书•舜典》云：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在这些资料中，《尚书》的产生是最早的，《宰予问五帝德》中的相关记载便来源于此。
这段话如何断句，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二个“三十”在今古文《尚书》中也有不同，《今文尚书》作“二十”，《古文尚书》作“三十”，有的观点以“二十”为是，有的观点以“三十”为是。
当然，结合《宰予问五帝德》分析，可知第二个“三十”是正确的，错的是第一个“三十”，原文应作“二十”，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这段话的正确断句应为：
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舜在位50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太史公误以为从舜摄政元年到舜去世之年共五十年，因为舜摄政八年属于尧年，他又认为尧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尧年，也不属舜年，于是：
50-8-3=39
舜的在位年数变成39年了。
许多研究者都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上犯了糊涂，走进了误区。
《孟子•万章上》记载孟子的话说：
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又云：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 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又云：
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从孟子的这些话中可知，他认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也就是舜摄政二十八年。在解释禹传益为何没有成功时，他说原因之一是“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而“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想想也是，如果舜摄政八年，只比益多了一年，他就无法说服自己了。当然，他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七年也好，八年也罢，都不短。
《尚书•虞书•舜典》云：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此处的“二十有八载”是指尧二十八年呢，还是指舜摄政二十八年？
孟子认为是后者。
虽然太史公说过“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但是他又强调舜“摄政八年”，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在他搜集到的资料中，有明确记载舜“摄政八年”的信息？
我认为，这是太史公采信了《今文尚书》中的“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并将其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造成的。
28-20=8
在这二十八年之中，前二十年是舜用事，后八年是舜摄政。但是，他的表述引发了更大的混乱。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尚书》中的原文是“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舜二十岁时，尧征他用事，三十岁时继承了天子之位，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怎么可能摄政二十八年呢，因此“二十有八载”只能是尧纪年，也就是说尧在位28年。
《尚书•虞书•尧典》云：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
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帝曰：“钦哉！”
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舜让于德，弗嗣。
尧在位只有28年，此处他却说“朕在位七十载”，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个世纪末，在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有一篇《唐虞之道》，其中提到：
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了。
这位“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的“圣人”无疑是“尧”。我国古代官员有七十岁致仕的传统，这个传统显然是源自尧。
70-50=20
由此可见，尧在位二十载的时候“致政”也就是禅让。
当然，《尚书》中的“朕在位七十载”不可能指尧七十岁，因为后文记载尧对舜说“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可知还要对舜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如此一来，尧“致政”时就超过七十岁了。
前面说过，“七”和“十”字形接近，在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因此“朕在位七十载”中的“七十”原本是“十七”。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云：
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尸子》曰：
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
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七”字和“十”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互讹的现象。
由“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和尧在位28年的信息可知：
“舜生二十征庸”发生在尧十八年；
尧“致政”发生在尧二十年，这一年，尧七十岁，舜二十二岁，尧年长四十八岁；
尧二十一年就是舜摄政元年；
尧二十八年，这一年是舜摄政八年，尧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三十岁的舜继位；
第二年，就是舜的元年。
太史公说舜摄政八年是正确的，只不过他是用错误的方法算出来的，实属巧合。
《尚书•虞书•大禹谟》云：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禹拜稽首，固辞。
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由此可知，舜“致政”发生在舜三十三年，这一年，他六十三岁。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中的“正月朔旦”是指舜三十四年正月初一，这一年就是禹摄政元年。
到了舜五十年，也就是禹摄政十七年，舜去世，禹继位，舜享年八十岁。
第二年，就是禹元年。
尧在位28年，舜在位50年，由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往上推，可得舜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60年，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书，西晋初年出土，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虽然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其它文献中寻到不少来自该书的信息。
刘孝孙 刘焯
《隋书•律志历》收录了隋朝刘孝孙、刘焯奏议中的内容，其中提到：
案《竹书纪年》：尧元年景子。
“景子”即“丙子”，唐朝避唐高祖之父李昞的名讳，把“丙”字改作“景”字。
我考订的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这一年是癸酉年，与之相近的丙子年是西元前2085年，只有三年之差。
在《竹书纪年》的原文中是没有干支纪年的，所谓的“尧元年丙子”是后人根据该书推校出来的，因疏忽大意而出错也是正常的。
陶弘景在《真诰》中说：
高辛时，有仙人展上公者，于伏龙地植李，弥满其地。展先生今为九宫内右司保，其常向人说：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味异美，忆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汲冢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悬也。
“齐之己卯岁”指南北朝时代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相当于西元499年，这一年是己卯年。
《汲冢纪年》即《竹书纪年》，陶弘景说，按照该书中的信息，从尧元年到西元499年共2643年。
2643-499=2144
西元前2144年是丁丑年。
2144-60=2084
由此可见，陶弘景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推校的尧元年干支出错，差了四年；二是计算从尧元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的总数时出错，多算了一个甲子也就是六十年。
“丁丑”之前，就是“丙子”。由于陶弘景没有明确说“尧元年丁丑”，因此不好排除他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可能性。在他之前，很有可能早已有人根据《竹书纪年》推校尧元年是“丙子”了。为《竹书纪年》作注的人，会在“尧元年”处的注文中写下“丙子”二字。在后世传抄和引用的过程中，“丙子”两字掺入正文之中。许多研究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为“尧元年丙子”是《竹书纪年》中的原文，从而走入误区。
当然，如果陶弘景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那么他又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应该得出2644年，而非2643年。
《真诰》云：
夏启为东明公，领斗君师。禹之子也，姓姒，《竹书》云在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灭后至今己卯岁，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
陶弘景在此处告诉我们，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信息，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从他的去世之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也就是西元499年共2425年。
已知禹在位九年，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则相关年代如下：
西元前2040年，启出生；
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
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
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
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
现在的问题是：
2425-499=1926
按照陶弘景在这里的说法，启的去世之年相当于西元前1926年，与西元前1963年差了37年，但是我的相关考订也都是根据《竹书纪年》得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前面说过，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毫无疑问，只有九年可以算入夏朝，但是陶弘景在这里疏忽大意了，把四十五年都算入夏朝了。
1963-36=1927
如此一来，启三十九年就变成西元前1927年了。
还有一年之差，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没有难度，不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陶弘景又多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得出2426年，而非2425年；
第二种是“崩灭后”并非指去世之年，而是指下一年。
当然，不管怎样，陶弘景的错误恰好证明了我的相关考订是正确的。
尧：在位二十八年，享年七十八岁；
舜：在位五十年，享年八十岁；
禹：在位九年；
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
太康：在位一年。
西元前2088年，尧元年；
西元前2068年，尧二十一年（舜摄政元年）；
西元前2061年，尧二十八年（舜摄政八年）；
西元前2060年，舜元年；
西元前2027年，舜三十四年（禹摄政元年）；
西元前2011年，舜五十年（禹摄政十七年）；
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
西元前2008年，禹三年（益摄政元年）；
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益摄政七年）；
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
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
西元前1962年，太康元年；
西元前1961年，仲康元年（10月26日发生日食）。
（2021年6月24日）
作者：谭晓斌
根据《尚书》、《竹书纪年》和天文方面的信息，我得出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请注意，此元年是指禹成为天子的元年，也就是夏朝的元年。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大家可以去看拙文《夏商起始年考订》。
《史记•五帝本纪》云：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尧在位七十年的时候得到舜，又过二十年因年老而退位，令舜代行天子之政，向上天推荐，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尧让出帝位二十八年后驾崩，也就是说舜摄政“二十八年”。
70+20+28=118
尧的在年数多达118年。
《史记•五帝本纪》云：
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
按照太史公在这里的说法，舜摄政只有“八年”。
70+20+8=98
如此一来，尧的在位年数变成了98年，前后文自相矛盾。
《史记•五帝本纪》云：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这里也说舜摄政只有“八年”，还提到了先帝去世后有三年之丧，从太史公的语气来看，这“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舜的在位年数，太史公明确说是39年。
《史记•夏本纪》云：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舜摄政的年数属于尧年，禹摄政的年数属于舜年，益摄政的年数属于禹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尧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舜年，舜去世后的三年也肯定属于禹年。禹的继位者最后变成了启，所以禹去世后的三年肯定属于启年。太史公认为，先帝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于先帝，也不属于继位者。这是毫无道理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中的“十年”应作“七年”，禹成为天子后，在位只有“九年”，所以“十年”必误。“七”字和“十”字形近，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在《孟子》一书中，正作“七”字。
《孟子》、《尚书》和《宰予问五帝德》，都是太史公在撰写尧舜禹事迹时参考过的资料。
《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收有《宰予问五帝德》这篇文章。
《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的话说：
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
《孔子家语•五帝德》中的文句略有差异：
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
太史公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无疑是取材自《宰予问五帝德》，他认为“三十在位”指的是舜三十岁时被尧起用。
《尚书•虞书•舜典》云：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在这些资料中，《尚书》的产生是最早的，《宰予问五帝德》中的相关记载便来源于此。
这段话如何断句，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二个“三十”在今古文《尚书》中也有不同，《今文尚书》作“二十”，《古文尚书》作“三十”，有的观点以“二十”为是，有的观点以“三十”为是。
当然，结合《宰予问五帝德》分析，可知第二个“三十”是正确的，错的是第一个“三十”，原文应作“二十”，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这段话的正确断句应为：
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舜在位50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太史公误以为从舜摄政元年到舜去世之年共五十年，因为舜摄政八年属于尧年，他又认为尧去世后的三年既不属尧年，也不属舜年，于是：
50-8-3=39
舜的在位年数变成39年了。
许多研究者都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上犯了糊涂，走进了误区。
《孟子•万章上》记载孟子的话说：
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又云：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 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又云：
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从孟子的这些话中可知，他认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也就是舜摄政二十八年。在解释禹传益为何没有成功时，他说原因之一是“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而“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想想也是，如果舜摄政八年，只比益多了一年，他就无法说服自己了。当然，他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七年也好，八年也罢，都不短。
《尚书•虞书•舜典》云：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此处的“二十有八载”是指尧二十八年呢，还是指舜摄政二十八年？
孟子认为是后者。
虽然太史公说过“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但是他又强调舜“摄政八年”，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在他搜集到的资料中，有明确记载舜“摄政八年”的信息？
我认为，这是太史公采信了《今文尚书》中的“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并将其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造成的。
28-20=8
在这二十八年之中，前二十年是舜用事，后八年是舜摄政。但是，他的表述引发了更大的混乱。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尚书》中的原文是“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舜二十岁时，尧征他用事，三十岁时继承了天子之位，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怎么可能摄政二十八年呢，因此“二十有八载”只能是尧纪年，也就是说尧在位28年。
《尚书•虞书•尧典》云：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
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帝曰：“钦哉！”
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舜让于德，弗嗣。
尧在位只有28年，此处他却说“朕在位七十载”，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个世纪末，在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有一篇《唐虞之道》，其中提到：
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了。
这位“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的“圣人”无疑是“尧”。我国古代官员有七十岁致仕的传统，这个传统显然是源自尧。
70-50=20
由此可见，尧在位二十载的时候“致政”也就是禅让。
当然，《尚书》中的“朕在位七十载”不可能指尧七十岁，因为后文记载尧对舜说“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凪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可知还要对舜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如此一来，尧“致政”时就超过七十岁了。
前面说过，“七”和“十”字形接近，在传抄时会产生互讹，因此“朕在位七十载”中的“七十”原本是“十七”。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云：
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尸子》曰：
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
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七”字和“十”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互讹的现象。
由“舜生二十征庸，三十在位”和尧在位28年的信息可知：
“舜生二十征庸”发生在尧十八年；
尧“致政”发生在尧二十年，这一年，尧七十岁，舜二十二岁，尧年长四十八岁；
尧二十一年就是舜摄政元年；
尧二十八年，这一年是舜摄政八年，尧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三十岁的舜继位；
第二年，就是舜的元年。
太史公说舜摄政八年是正确的，只不过他是用错误的方法算出来的，实属巧合。
《尚书•虞书•大禹谟》云：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禹拜稽首，固辞。
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由此可知，舜“致政”发生在舜三十三年，这一年，他六十三岁。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中的“正月朔旦”是指舜三十四年正月初一，这一年就是禹摄政元年。
到了舜五十年，也就是禹摄政十七年，舜去世，禹继位，舜享年八十岁。
第二年，就是禹元年。
尧在位28年，舜在位50年，由禹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往上推，可得舜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60年，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书，西晋初年出土，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虽然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其它文献中寻到不少来自该书的信息。
刘孝孙 刘焯
《隋书•律志历》收录了隋朝刘孝孙、刘焯奏议中的内容，其中提到：
案《竹书纪年》：尧元年景子。
“景子”即“丙子”，唐朝避唐高祖之父李昞的名讳，把“丙”字改作“景”字。
我考订的尧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88年，这一年是癸酉年，与之相近的丙子年是西元前2085年，只有三年之差。
在《竹书纪年》的原文中是没有干支纪年的，所谓的“尧元年丙子”是后人根据该书推校出来的，因疏忽大意而出错也是正常的。
陶弘景在《真诰》中说：
高辛时，有仙人展上公者，于伏龙地植李，弥满其地。展先生今为九宫内右司保，其常向人说：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味异美，忆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汲冢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悬也。
“齐之己卯岁”指南北朝时代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相当于西元499年，这一年是己卯年。
《汲冢纪年》即《竹书纪年》，陶弘景说，按照该书中的信息，从尧元年到西元499年共2643年。
2643-499=2144
西元前2144年是丁丑年。
2144-60=2084
由此可见，陶弘景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推校的尧元年干支出错，差了四年；二是计算从尧元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的总数时出错，多算了一个甲子也就是六十年。
“丁丑”之前，就是“丙子”。由于陶弘景没有明确说“尧元年丁丑”，因此不好排除他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可能性。在他之前，很有可能早已有人根据《竹书纪年》推校尧元年是“丙子”了。为《竹书纪年》作注的人，会在“尧元年”处的注文中写下“丙子”二字。在后世传抄和引用的过程中，“丙子”两字掺入正文之中。许多研究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为“尧元年丙子”是《竹书纪年》中的原文，从而走入误区。
当然，如果陶弘景是按照“丙子”来计算的，那么他又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应该得出2644年，而非2643年。
《真诰》云：
夏启为东明公，领斗君师。禹之子也，姓姒，《竹书》云在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灭后至今己卯岁，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
陶弘景在此处告诉我们，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信息，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从他的去世之年到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也就是西元499年共2425年。
已知禹在位九年，元年相当于西元前2010年，则相关年代如下：
西元前2040年，启出生；
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
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
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
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
现在的问题是：
2425-499=1926
按照陶弘景在这里的说法，启的去世之年相当于西元前1926年，与西元前1963年差了37年，但是我的相关考订也都是根据《竹书纪年》得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前面说过，禹在诸侯位上坐了三十六年、天子位上坐了九年，二者相加，共四十五年。毫无疑问，只有九年可以算入夏朝，但是陶弘景在这里疏忽大意了，把四十五年都算入夏朝了。
1963-36=1927
如此一来，启三十九年就变成西元前1927年了。
还有一年之差，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没有难度，不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陶弘景又多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得出2426年，而非2425年；
第二种是“崩灭后”并非指去世之年，而是指下一年。
当然，不管怎样，陶弘景的错误恰好证明了我的相关考订是正确的。
尧：在位二十八年，享年七十八岁；
舜：在位五十年，享年八十岁；
禹：在位九年；
启：在位三十九年，享年七十八岁；
太康：在位一年。
西元前2088年，尧元年；
西元前2068年，尧二十一年（舜摄政元年）；
西元前2061年，尧二十八年（舜摄政八年）；
西元前2060年，舜元年；
西元前2027年，舜三十四年（禹摄政元年）；
西元前2011年，舜五十年（禹摄政十七年）；
西元前2010年，禹元年；
西元前2008年，禹三年（益摄政元年）；
西元前2002年，禹九年（益摄政七年）；
西元前2001年，启元年；
西元前1963年，启三十九年；
西元前1962年，太康元年；
西元前1961年，仲康元年（10月26日发生日食）。
（2021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