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老师：
您好。
这是一封写给您的信，尽管您可能永远也不会看到它。这里我添加了一个表示可能性的词汇，说明有概率您会收到它，也许是通过屏幕，那一定是我的生活或思想发生了巨变，而您注定会阅读它的时刻。
这一周我告诉您说，我抓到了一个娃娃。
那是一个酷似您头像的猫球，娃娃机里，红色、蓝色、白色的一堆猫球中间，我抓出了一个黑色的。最开始的某天，我发给您一张图片，说，我很想抓一个娃娃、但总是没有好的运气，您说，那就算了吧、想想就行了。其实，在整个对话期间，那个娃娃就躺在我的手上。我对您说谎，因为这件小事本来是没打算告诉您的。我最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出来，一个小小的毛绒球，能打字发送的无非是废话，例如，“好，不抓了”，再过一天之后、那是得到去乌镇戏剧节公演消息的那天，又说，“我还是决定去抓”。我很努力地在赛博信息时代的对话框里，还原一种最真实的心境，真实的得到娃娃的时间线是一周前，我陪一个很小的孩子去合肥路的购物中心上课。她叫我给她充钱、好让她抓娃娃，我不屑于这种行为，下一秒，却在狭小的玻璃笼子里看到了它，那个躺在角落的，扁扁的猫团，一个黑色的小恶魔。也许白老师会需要一个钥匙链，我突然想，现在还有人用钥匙链吧？那天，我从小女孩那抢来了五枚硬币，抓娃娃机的爪子不断拎起空气，她的双手空空如也，我也一样。又过了两天，微信里蓝色双眼的猫始终在看着虚无的网络对岸，让脑仁某处不断跳动。不要送给白老师了。不要送给他。让我带猫团去北京好了。再去合肥路，是打车去的，这次只有一个目的，是和宿命论博弈。第四枚硬币进去时，一只猫被紧紧地捏了起来，是滑溜溜的黑色的猫，正是那一只。小恶魔从此变成了我的幸运神。它太扁了，不是好抓的类型。
我想要知道，说这些会让您感到不安吗？如果这样的话，请直接读最后一个自然段吧。
我不知道这个假期还会不会有机会再见到您，我有习惯去计算次数，会不会太多，会不会因为频率过快而趋于无聊、或者不妥当，尽管我从来都觉得，和您见面是我能想到的最开心的事情，其实不用讲什么，只是吃吃饭，就很开心。就像下班后，心无旁骛地光顾着有饼干屑味道的杂货店，或者在下雨天，把一路放在伞下小心保护的花束，放进家里花瓶的瞬间，那种感觉。其实我最喜欢的时刻，仅仅是我们一起走在马路上。青岛的老城区有令人难忘的氛围，梧桐叶高高悬在头顶，走路要间接穿过阳光和暗淡的树荫，我说话的声音好像总显得很大。或者是走在车流密集的市中心，夜里，无数鲜红色的车灯同时向我们涌来，又瞬间被我们甩在身后。我们只是在街上慢慢地走。
我马上就要二十二岁了，这是很酷的事，是个人都会夸赞这个年龄——你有光辉未来，潜力代表着无限可能。我当然也觉得这是很酷的事情，这代表着我可以随时从头再来且不会被人评判，随时学习新的技能而不会引起质疑，随时犯错误并声明“尚在学习”，浅显一点来说，最起码，我可以参加任何正式或奇怪的派对。我在北京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交朋友，十九岁的时候，我去见一个丹麦来的歌手，他和我聊得很投缘，晚上，他叫我和他一起，又见了德国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我非常紧张，但我知道比紧张更简单的事情，那是假装自己毫不紧张。就这样，我继续野蛮而有序地生长，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个有那么零星半点成就的年轻人。
但是，老师，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觉得这逊毙了。
好像是十六岁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到二十三岁那年，我才能活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那样的感觉才好，就像闪电劈向高塔，皇冠从云层坠落。我没法确切地说出是从哪一天开始，我发自内心地气愤自己仅仅是个年轻人，是个小孩子。这样说起来大概是有点幼稚的。可如果我能再年长一点，我就可以成为你的盾牌了。我的人脉，积蓄，我的地位，我能在你更年轻的时候就和你探讨很多问题，也许我们就都会在更早的时候、对某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认识，然后一切就再也不一样了，我也许会有一份意想不到的工作，你也许会成为某种世界的探索家，一切仅仅只需要早十年左右就可以了，一切都会完全不同、也许会对周遭产生某种影响。
究竟是什么让事情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人到底可不可以探讨时间。老师，我真希望您教过我，您会知道我困惑什么。时间本身是什么，又为了什么。连续的存在，流失的存在，过去，现在，将来，永恒，空无，时间是空间的功能吗？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吗？真可疑啊。永恒中还存在着连续吗？如果物质只存在于现在，我们是怎么确定过去的？老师，“永恒”是时间的吗？等待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经历时间吗？
昨天我梦到您了，我梦到那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回到学校，您把我领到礼堂的新生大会上，我坐在一堆十五岁的孩子中央，却被一位领导误以为是新生，他呵斥我，叫我留下，问我“从哪里来”，我不知如何回答，转身就逃，这个时候，您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了，您从一堆学生里朝我伸出了手，说，“她是我带进来看一看的，是毕业生。”当时我在想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您是为了示意而伸手的，那这只手能不能握呢？我最终还是向前一步握住了您的手，一瞬间您是有些迟钝的，但您没有松开，把我从年轻的学生群里拉出来，一直领到了教室里。后面是地理课了。
现在我也很难想象了，如果能再回到过去，我与化学能够双向选择，我会怎样面对您在的课堂。我大概也会百无聊赖，或者抄别人的导学案，但是我会记住您说的每一个字。有的时候上课不是为了听知识，就像戏剧存在观演关系一样，它是一种互动，在特定的情境中，你能够最大化地了解一件事，而表演者的神态和气质会像通感一样，以将数字转化为颜色的方式，奇异地被储存在你的记忆中。我高中的时候，从来都不认真做导学案，但我记得一翻开书，您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个，乔老师讲课时声音很尖，有时候过于洪亮，一直保持注意力去听是很难的。我总盯着您的名字，却没有想象过您怎么上课，在翻开导学案开始抄的时候，总是最后一节晚自习的最后一点时间，我看着寂静的大楼梯，橙色的学校路灯，日复一日地想，希望我的老师今天回家能做个好梦。
有人说，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在拼马赛克，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以色块的方式出现在了生命的拼图中。我很珍惜花草和植物，这是父亲的行为影响了我；春天里，看到紫色的梧桐花落一地被人踩碎，我会念“何当共剪西窗烛”，这是十三岁时，一个重要的前辈在同样的春天轻轻念下的；而现在我去评判别人的戏剧，会不自觉在鼻尖闻到一种薄荷味，因为最初领我入门的那个人，她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吸薄荷味的电子烟。
我时常遗憾，您没有以老师的身份为我的生命留下痕迹，成年以后，想的次数反而比小时候多了起来，那时大概是怕徒增上学的痛苦，也不敢多想罢了。
用幽默来解释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在网络语境下，一些小猫的表情包，一连串的哈，或者特定字符的摆放顺序，都可以消解话题的严肃，将一切事情转向轻松的方向。一部成功的美国商业片就是这样赚钱的，超级英雄死之前还要讲一句笑话，“嘿，buddy，这次我真的要被压‘扁’了，哈哈！”或者脱口秀也是这样，“牡丹花挺好，因为作为一个戴眼镜的社恐，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你们接吻的时候都不会撞到眼镜吗？”
我在对话时努力地消解任何话题里沉重的一面，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您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我一直很想问您，您知道在我面前，您可以不用这么轻松、幽默和包容吗？我想剥夺我们发表情包的权利，看看一个完全真实的对话是什么样子的。实话是，我不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后辈，因为我知道娱乐只是一种包装意义的手段。我多希望能告诉您，我能倾听您说毫无疑义的话，甚至是不满，甚至是零星的悲伤，您不必用对待现代人的娱乐对话法对待我，因为我总是在用灵魂在与您交流。
就像此刻一样。
如果您没有读到这封信的话，您会感知到我在信里说的这一切吗？您会感觉到，我非常看重您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吗？我相信一切永远不仅仅是表象，我希望在自己生命走到尽头之前，能最终坦诚地对您说出这些话。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整个手臂汗涔涔的，我有过登台演戏、领队比赛、在莫斯科街头躲警察、被喜欢的青年表白的时刻，但这一切都没有现在这一刻这么紧张。
我近来，近来很痛苦。
我在生命中搞砸过很多事情，比如养死了一只兔子，说谎不小心说漏了嘴，我知道自己是个多么粗心大意的人，所以就是痛苦至死，我也不会说出这些来，如果我搞砸了和你的关系，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十几岁的时候，我认为这种感觉在离家以后就会烟消云散，在谈恋爱之前，我认为爱上一个人就会缓解这种疼痛，待在舒适圈的时候，我认为多做不一样的事、去各种不同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就会转移注意力。可今年回到家，我彻底地从这些天真的梦幻里跌下来了。那是演《云霄》的第一天，你从门口走进来，这不是这辈子第一次见你，也不是今年第一次见你，甚至不是今年夏天的第一次见你，可我还是有那种感觉。当然，我看起来一切正常，我甚至立刻走过去和你说话，我是非常好的演员，六年来从来没露过馅。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我在和你说话，你去和别人说话，或者我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也在看着你，这种时候是很安全的，只有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恢复了知觉，比任何时候都离你更近，更遥远。
模糊的叙述不被读者喜欢，这封信，大概你会是唯一的读者，或者，最后一个读者。
读者问，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感觉呀？
在最近连绵不断的雨天里，我失去了描述的能力。
不知道这本书是否在你的书架？这几天我已经变得非常笨拙，我根本就不具备描述它的能力，只能借来别人的句子。作为我文学启蒙的纳博科夫先生，没想到，他出现在了我忏悔和剖白的这样的时刻。
“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
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这便是你与我能共享的永恒。”
这封信到此有钟声敲响。您听到了吗。
亲爱的老师，我必须要在生命结束之前告诉你这些，不是说我就要自杀，不会的，但我必须要在生命的某个节骨眼诚实地面对我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带着轻松幽默的、小孩子的面具。您对我一直很好，我感激涕零。我爱您。我浓度很高地爱您，从很小的时候就爱您，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的起点和终点。这就是贯穿我和你对话的每一句，我看向你的每一眼中的信息。现在我说出来了。我爱你。我想像您的女儿那样，只要有机会，就去大大方方地看望您，陪您散步，一起在厨房做饭洗碗。在我想念您的时候，我能坦诚地说出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不管在家乡还是在异国。我绝不会让负面的东西出现，我希望这种爱是坦诚的、美好的、阳光味道的，它曾是一个小孩最最珍视的东西，求您不要觉得这超越了界限，这是我唯一的、唯一的心愿。
我多希望这封信不会毁掉所有那些美丽的东西。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敢给您看。我在设想您看完这封信后的反应，也许那时您已经五十岁了，而我还是拿不出手。不管那时会是什么时候，我希望您看完以后，也能平静、坦诚地对我说，这没关系，这是没关系的。
对我而言，和您的故事只有世界上百分之一的发生概率，我挑了一所海边的学校念书，您和我其实从来就没有在一个楼层待过，但是后来种种巧合，种种巧合。
我很羡慕余秋雨和马兰，这是一对夫妻，一个是写作者，一个唱黄梅戏。余秋雨写完的稿子，会第一个给马兰看，马兰普通话说不标准，就用唱戏的嗓子念他的文稿，余秋雨总闭上眼睛听，听到不通顺的地方，就拿去改。余秋雨写其他文章都难免严肃，写马兰时，却完全是另一种笔锋。马兰相较起来过于年轻，她不太会描述和表达，但说起余秋雨时，她道，“是文人，但也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一样。手是温暖的，这是一定的。”
我也羡慕木心和陈丹青，三毛和顾福生，羡慕瞿秋白和王剑虹。
木心说，“我是非常野蛮的一个人，是陈丹青让我有了教养。”
三毛写，“你在阔叶树下，回头，你仍然站在那，我心中怅然若失。求你扶持我，我害怕这样求你，你若亲口唾弃我，我便要受炼狱的硫火了。”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对人类灵魂有用的人，我希望可以，希望您一定还在我身边，我会落笔写下，“是我老师让我有信心走到了这里。”或许有人也会受到我的感染，就像此刻，我正在列举他们在生命长河中为人类留下的只言片语一样。
当然，瞿秋白和王剑虹二人最终结为了夫妻，只是王剑虹很快病逝，很多人都没有了解过她的事情。人们会说，大部分婚姻都在稀释爱的浓度，或者激进一点，不婚主义者会说，当代婚姻是男权社会的骗局，但我相信诗意是能在蛮荒中生存的，从生到死的距离没办法衡量深度。《fleabag》中的神父痛骂爱，但他最终说了这样一句话，“thats why it takes two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love isnt for the weak.” 如果能活到六十岁，到那个时候我也会相信，真正的爱变成任何一种形式都还是它本身，时间和空间，烟火和柴米，一切夺不走它的半分光荣。
下面最后一个自然段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从第二段跳过来直接看的？我显然已经说了太多，大脑已处于待机状态了。
不知道是不是提到神父的原因，我突然想起了当年英国审判王尔德的场景。王尔德被审判时，明明可以辩护和否认，但他却没有选择撒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有些我还记得，“这世间有两种爱，一种是在男孩女孩之间燃起共鸣火焰的爱，另一种便是我陷入的不敢说出名字的爱。这爱是美丽的，高贵的爱的形式，它是智慧的，并循环存在于年长男性与年轻男性之间，年长者有智慧，而年轻者看到了他生命中的全部快乐、希望以及美丽。以至于爱本该如此，而这个世界嘲笑它，因为它而给人戴上镣铐。” 我确实是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的王尔德，希望没有太多惹你生气的话，最后的最后，这似乎成了一封名为任性的信件。其实，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有一个是分给您的，不管是快乐的灵魂，健康的身体，顺利的工作，有趣的思考，都希望轮流分给您一些。如果有朝一日能当面或电话告诉您就好了，那时我一定已变得非常勇敢。不管怎么说，不知道您看到的时候会是哪一年，什么季节，希望您读到这里，是感到幸福的。
萨托
二零二一年 九月四日 于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