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称雄巴汉
“五斗米道”教主，基本是一般人对张鲁的认知，是与在东方的太平道领袖张角齐名的人物，所以官方称他们为米贼、米巫等。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正式称呼应为“天师道”或“正一道”：
《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云：“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卒）鬼兵胡九口口，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天师道”、“正一”等字眼应是张陵（张鲁祖父）创派后所沿用，故见于此碑。日后道教典籍也这样称呼，比方《云笈七签》卷六称张道陵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
黄老思想在巴蜀本已有根基，像修黄老的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好黄老的益州人还有翟酺、折像等人，加上皇帝也信道（见《后汉书．襄楷传》），这是群众接受的基础；东汉中期政治渐坏，天灾、疫疾遂给其以治病为名传教的好机会：“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见《后汉书．灵帝纪》注引刘艾《纪》）（注1）当地少数民族好鬼巫，自然容易被吸纳为教徒（注2）。
鱼豢详细记录其治病方法：“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据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卷二十三所引的《正一炁治图》，当中所列的二十四治，包括阳平治、鹿堂治、鹤呜山治（张陵修道处）、浕口治等，遍及益州各地，其中还有在司隶的北邙治，可作参考。
《经典释文序录》称《想尔注》二卷。不详何人，一云张鲁，一云刘表，还有部份日本学者认为成书于五朝。以荊州的儒家学风来说，张鲁的可能性确实较大；饶宗颐先生根据敦煌天宝十载写本卷末记有“道经卅七章”、“系师定”等字句，在《老子想尔注校证》也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
为使《老子》原文符会道教教义，第十六章的“公乃王，王乃大”一句中，“王”字改成“生”字，并作注：“知常法意，常保形容”、“能致长生，则副天也”、“人法道意，便能长久也”，把老子“秉要执本，包容大公，顺乎自然”的为政之道，改成“保形容，致长生”的修炼，以“生”比附天地，人可长生。第十七章的“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一句中，“私”字改成“尸”字，并作注：“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非道所行，悉尸行也。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与俗別异，故能成其尸，令为仙士也。”不修道的凡人行尸走肉，修道成功者通过尸解等方式，死而复生。
书中內容为围绕著对“道”的信仰，排斥他教，神化老子，冀人信行真道，奉守道诫，结合积善及积精达致仙寿天福。治国者也需师道教化民众，才能获得太平符端。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见《魏书．释老志》），可见天师教教徒冀服食丹药成仙。
《后汉书》卷38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诚行谶纬的东汉，借助宗教或神迹起事，为数不少；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向曹操投降，三十年前也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左右；刘宏在中平五年改州刺史为州牧，同年刘焉入蜀，故刘璋在建安十九年才说他们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故张鲁政权如仅存在二十多年（从刘璋时据汉中开始计算），陈寿不应称三十年。陈寿这句是否错误，关键在于天师道在巴地的势力。虽然中平元年张修起义于巴郡，寇郡县后就沒有下文，但不代表沒有植根于当地：
“鲁部曲多在巴西”（见《三国志．刘璋传》），所言非虚，张鲁的臣子除其弟张卫外，大多来自源巴地，不但有巴西阎圃、王平，还有三夷王杜濩、朴胡和袁约，板楯蛮李虎（李特曾祖父，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李特雄期寿势志》）、杨车巴李黑等。李休则来自南阳，杨昂、杨帛、杨任和李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的籍贯则不可考。
因为在巴郡境內，“俗性剽勇”的板楯蛮早已成为天师道的信徒，“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见《晋书．李特载记》）。辖境应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汉中志》分析：“杜濩名最大，所居在垫江界，今广安与渠县界间之賨王城是也（杜为垫江大姓）。朴胡所居在阆中界，今巴中县之平梁城是也。朴胡名虽次于杜濩，居地与汉中最近，故其后张鲁奔就之。且使胡先试降于操，得许封号后，乃送鲁出。范目所率以助汉王定三秦之七姓，即有朴氏……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故近年农民于开县耕地中得汉賨邑侯金印（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重募射白虎的賨人、《南齐书．蛮传》中“虎皮衣楯，便弩射”一句，推论出他们善射，这正正是天师道争雄的资本。
中平五年六月凉州（注3）马相聚众绵竹，自号黄巾，破雒县、杀益州刺史郗俭，更连下蜀郡、犍为，又別破巴郡、杀太守赵部，十一月板楯蛮复叛。“巴郡黄巾贼”（见《后汉书．南蛮传》）更像是天师道，而不是马相这群流民，所以板楯蛮才响应，但很快被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马相则被益州从事贾龙讨斩。
《巴郡太守樊敏碑》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污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见《隶释》卷十一）“牧伯刘公”四个字，说明是刘焉入蜀后的事，严耕望先生在《两汉太守刺史表》更认为樊敏是刘焉所表任。
“米巫凶虐”指的恐怕是中平五年巴郡曾一度失守这事，叛乱虽平息，但张鲁、张修根本沒死，从日后能击杀汉中太守并占其地，可知仍保有一定实力。（青羌即青衣羌、叟，但分不清他们是因马相，还是天师道才参与叛乱）
张修未必如裴松之的怀疑实乃张衡，因为范晔也记张修在中平元年七月反，时人把同年反的妖道并列，并无不妥，故理据较薄很难成立。张修在《典略》与张角并列，又说明其在汉中的独立性，大概同是天师道的头目，但张鲁怎样也是教主，故只能听命：张鲁遣其党张修攻汉中太守苏固（见《华阳国志．汉中志》）。
陈华昌先生在《曹操与道教及仙游诗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参考了《三国志集解》注引李膺《益州记》所载的张衡卒年后，提出一个可能性：“不管她怎么驻颜有术，年纪也不应超过四十岁吧……其时的张鲁，最多不过二十多一些。如果张衡死于光和二年可信的话，其时张鲁只有十来岁……实际执掌教务的是张鲁母亲。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张修亦起兵响应。他的行动，自然是得到教主的同意，实际上是得到张鲁母亲的同意。”可聊备一说。
刘焉是一个有能力的群雄，移治绵竹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等一系列举动，一举数得：
一、益州豪强势力挺大，他既不走刘表与豪强合作之路，只能打击，把州治移至刚被攻占的绵竹，远离他们，然后诛杀王成等十余人立威。贾龙联合犍为太守任岐反攻，但不敌被杀（赵韪之乱，更是后话）；
二、对比以前益州治下的“赋敛烦扰”、“贪残放滥，取受狼籍”，“行宽惠”有助拉拢民心，更容易吸纳叛民成为自己的兵力。南阳、三辅的流民数万家，就这样变成党羽，号“东州兵”。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第十二章第四节更猜测：“绵竹是益州黄巾发难的地方，义军的社会基础无疑比较雄厚。刘焉之所以要‘徙治绵竹’，显然是为了要加强对义军的分化瓦解，同时也在于摆脫州中权豪的控制”；
三、张鲁自然是他拉拢的对象，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张鲁的“督义司马”和樊敏的“助义都尉”一样，皆是刘焉独创。刘焉还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擬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见《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秩如太守，张鲁和张修的大概也是二千石。
四、“阴图异计”是刘焉的最终目的，假设招揽天师道后，让他们占领巴、汉，便有借口对外声称来往朝廷之路被断绝，因为确实“数害汉使”，“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实则割据益州。
“五斗米道”教主，基本是一般人对张鲁的认知，是与在东方的太平道领袖张角齐名的人物，所以官方称他们为米贼、米巫等。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正式称呼应为“天师道”或“正一道”：
《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云：“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卒）鬼兵胡九口口，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天师道”、“正一”等字眼应是张陵（张鲁祖父）创派后所沿用，故见于此碑。日后道教典籍也这样称呼，比方《云笈七签》卷六称张道陵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
黄老思想在巴蜀本已有根基，像修黄老的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好黄老的益州人还有翟酺、折像等人，加上皇帝也信道（见《后汉书．襄楷传》），这是群众接受的基础；东汉中期政治渐坏，天灾、疫疾遂给其以治病为名传教的好机会：“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见《后汉书．灵帝纪》注引刘艾《纪》）（注1）当地少数民族好鬼巫，自然容易被吸纳为教徒（注2）。
鱼豢详细记录其治病方法：“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据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卷二十三所引的《正一炁治图》，当中所列的二十四治，包括阳平治、鹿堂治、鹤呜山治（张陵修道处）、浕口治等，遍及益州各地，其中还有在司隶的北邙治，可作参考。
《经典释文序录》称《想尔注》二卷。不详何人，一云张鲁，一云刘表，还有部份日本学者认为成书于五朝。以荊州的儒家学风来说，张鲁的可能性确实较大；饶宗颐先生根据敦煌天宝十载写本卷末记有“道经卅七章”、“系师定”等字句，在《老子想尔注校证》也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
为使《老子》原文符会道教教义，第十六章的“公乃王，王乃大”一句中，“王”字改成“生”字，并作注：“知常法意，常保形容”、“能致长生，则副天也”、“人法道意，便能长久也”，把老子“秉要执本，包容大公，顺乎自然”的为政之道，改成“保形容，致长生”的修炼，以“生”比附天地，人可长生。第十七章的“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一句中，“私”字改成“尸”字，并作注：“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非道所行，悉尸行也。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与俗別异，故能成其尸，令为仙士也。”不修道的凡人行尸走肉，修道成功者通过尸解等方式，死而复生。
书中內容为围绕著对“道”的信仰，排斥他教，神化老子，冀人信行真道，奉守道诫，结合积善及积精达致仙寿天福。治国者也需师道教化民众，才能获得太平符端。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见《魏书．释老志》），可见天师教教徒冀服食丹药成仙。
《后汉书》卷38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诚行谶纬的东汉，借助宗教或神迹起事，为数不少；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向曹操投降，三十年前也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左右；刘宏在中平五年改州刺史为州牧，同年刘焉入蜀，故刘璋在建安十九年才说他们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故张鲁政权如仅存在二十多年（从刘璋时据汉中开始计算），陈寿不应称三十年。陈寿这句是否错误，关键在于天师道在巴地的势力。虽然中平元年张修起义于巴郡，寇郡县后就沒有下文，但不代表沒有植根于当地：
“鲁部曲多在巴西”（见《三国志．刘璋传》），所言非虚，张鲁的臣子除其弟张卫外，大多来自源巴地，不但有巴西阎圃、王平，还有三夷王杜濩、朴胡和袁约，板楯蛮李虎（李特曾祖父，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李特雄期寿势志》）、杨车巴李黑等。李休则来自南阳，杨昂、杨帛、杨任和李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的籍贯则不可考。
因为在巴郡境內，“俗性剽勇”的板楯蛮早已成为天师道的信徒，“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见《晋书．李特载记》）。辖境应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汉中志》分析：“杜濩名最大，所居在垫江界，今广安与渠县界间之賨王城是也（杜为垫江大姓）。朴胡所居在阆中界，今巴中县之平梁城是也。朴胡名虽次于杜濩，居地与汉中最近，故其后张鲁奔就之。且使胡先试降于操，得许封号后，乃送鲁出。范目所率以助汉王定三秦之七姓，即有朴氏……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故近年农民于开县耕地中得汉賨邑侯金印（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重募射白虎的賨人、《南齐书．蛮传》中“虎皮衣楯，便弩射”一句，推论出他们善射，这正正是天师道争雄的资本。
中平五年六月凉州（注3）马相聚众绵竹，自号黄巾，破雒县、杀益州刺史郗俭，更连下蜀郡、犍为，又別破巴郡、杀太守赵部，十一月板楯蛮复叛。“巴郡黄巾贼”（见《后汉书．南蛮传》）更像是天师道，而不是马相这群流民，所以板楯蛮才响应，但很快被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马相则被益州从事贾龙讨斩。
《巴郡太守樊敏碑》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污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见《隶释》卷十一）“牧伯刘公”四个字，说明是刘焉入蜀后的事，严耕望先生在《两汉太守刺史表》更认为樊敏是刘焉所表任。
“米巫凶虐”指的恐怕是中平五年巴郡曾一度失守这事，叛乱虽平息，但张鲁、张修根本沒死，从日后能击杀汉中太守并占其地，可知仍保有一定实力。（青羌即青衣羌、叟，但分不清他们是因马相，还是天师道才参与叛乱）
张修未必如裴松之的怀疑实乃张衡，因为范晔也记张修在中平元年七月反，时人把同年反的妖道并列，并无不妥，故理据较薄很难成立。张修在《典略》与张角并列，又说明其在汉中的独立性，大概同是天师道的头目，但张鲁怎样也是教主，故只能听命：张鲁遣其党张修攻汉中太守苏固（见《华阳国志．汉中志》）。
陈华昌先生在《曹操与道教及仙游诗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参考了《三国志集解》注引李膺《益州记》所载的张衡卒年后，提出一个可能性：“不管她怎么驻颜有术，年纪也不应超过四十岁吧……其时的张鲁，最多不过二十多一些。如果张衡死于光和二年可信的话，其时张鲁只有十来岁……实际执掌教务的是张鲁母亲。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张修亦起兵响应。他的行动，自然是得到教主的同意，实际上是得到张鲁母亲的同意。”可聊备一说。
刘焉是一个有能力的群雄，移治绵竹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等一系列举动，一举数得：
一、益州豪强势力挺大，他既不走刘表与豪强合作之路，只能打击，把州治移至刚被攻占的绵竹，远离他们，然后诛杀王成等十余人立威。贾龙联合犍为太守任岐反攻，但不敌被杀（赵韪之乱，更是后话）；
二、对比以前益州治下的“赋敛烦扰”、“贪残放滥，取受狼籍”，“行宽惠”有助拉拢民心，更容易吸纳叛民成为自己的兵力。南阳、三辅的流民数万家，就这样变成党羽，号“东州兵”。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第十二章第四节更猜测：“绵竹是益州黄巾发难的地方，义军的社会基础无疑比较雄厚。刘焉之所以要‘徙治绵竹’，显然是为了要加强对义军的分化瓦解，同时也在于摆脫州中权豪的控制”；
三、张鲁自然是他拉拢的对象，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张鲁的“督义司马”和樊敏的“助义都尉”一样，皆是刘焉独创。刘焉还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擬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见《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秩如太守，张鲁和张修的大概也是二千石。
四、“阴图异计”是刘焉的最终目的，假设招揽天师道后，让他们占领巴、汉，便有借口对外声称来往朝廷之路被断绝，因为确实“数害汉使”，“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实则割据益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