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黄河流域部落的首领神农氏，曾亲身尝百草，以己身试毒，常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情况。（出自《淮南子》记载）
当时，民智未全开，部落中的许多子民，因误食有毒的植物或动物，常出现呕吐、腹泻、昏厥等症状，严重时更为致死。然无人知晓药石所医，往往伤及腹胃，落下病根，寻不得解求方法，最终酿成命祸。
神农氏爱惜子民，不愿再见此情景，遂亲自尝试百草，总结其功效，分门别类地给出辨认方法，并开始有意识地“对症下药”。后传说神农氏终因误食断肠草而身亡，后人为纪念其敢于亲身实践的伟大精神，将中国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记载三百多种药物的疗效，编纂成册，传以后人，至今仍有珍贵的医学参考价值。

东汉末年，神医华佗四处行医，足迹遍布中原大地。然其不求仕途，因生活在三国时代初期，亲眼见到百姓为战乱流离失所、疾病冗生，故坚定要拯救苍生疾苦，沉心钻研医术，尤其擅长外科手术，多年间已有所成。
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破损也”，世人多对以刀剖体有所畏惧，更有疼痛难忍之。华佗首创麻沸散，为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并投入剖腹取疾等外科医疗中，开创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后世尊其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更有创始五禽戏，提倡养生之道，传以后世，多为百姓所用。

与华佗生在同一时代的张仲景，乃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为后世尊称为“医圣”。张仲景所生时期，东汉政局极为动荡，各大势力为争夺至高权力而致战争四起，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
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年曾爆发八次重大疫病，建安年间更是疫病流行。百姓面对肆虐的战争与疫病手足无措，死亡人数居高不下。面对此情，张仲景极为痛心疾首，四处行医游走，冒感染疫情之险，医治在战争中受苦的百姓。
在此过程中，张仲景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最终著《伤寒杂病论》一书，乃是集秦、汉以来医学之大成，并通过自身广泛的经验验证过的专业书籍。此书传阅甚广，后流传海外，亦收到国外医学界的认可和推崇。

隋唐年间，巢元方活跃于医学界，任太医博士（此官职出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署”，于隋代建立），后奉旨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共50卷，记载内科、五官科、外伤科、妇产科和小儿科等疾病，系统地为疾病分类检索，旁征博引，众多中医理论，细致入微，皆汇集在这本重要医学文献当中。
《诸病源候论》为巢元方主持编撰，其背后仍有众多医学者做出贡献，将毕生医学注入此书，传至后世，宋、元、明、清四朝代皆有刊本，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自古以来，中国名医众多，有医者流芳百世，也有籍籍无名者，一生行医救人，未曾留下姓名。至当代，中国执业医师众多，大到一台手术，小到头疼脑热，人们的生活已不能缺少医生这个职业。
现今，一场疫情，让医生成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身影。他们或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或在医院中竭力救治患者，或伏案研究，日复一日地为抗击病苦而投入全部精力。厚重的防护服下，是汗水与泪水混合，是无私奉献，以命相搏，与死亡、与病痛斗争，将鲜活的生命拉回人间，是一名又一名医生，以身作则，将希望带回这个时代。正如过去，神农氏、华佗、张仲景与巢元方等中医，多次以身试险，敢于尝试，在无数次实践中，得以突破当前医术之难关，造福苍生，庇佑万民。
“现在的人，正是接过了前人的责任，挑在肩上，随后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