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丝绸，世界珍稀物资
轻盈柔美、光鲜亮丽的丝绸文物，或许会让人联想起古代丝绸之路上商贾自由往来、一派宁静和谐的美好景象。但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丝绸，可以说是大唐王朝实施对外政策、维持大国地位的战略武器。
由于唐朝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丝织技艺，“中国制造”的丝绸实际上成了当时世界上的一种珍稀物资，因而受到各国的喜爱，甚至是窥视。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据《旧唐书》记载，面对唐朝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吐蕃人第一次领略到了大唐丝绸所带来的的震撼，不禁“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此后，吐蕃和大唐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吐蕃还数次请求从大唐引进蚕种、丝织工匠。
唐太和三年（829年），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南诏，趁着唐朝国力渐衰、剑南地区武备废弛，出兵攻陷了邛（今邛崃）、戎（今宜宾）等州。但南诏终究不敢和唐朝彻底撕破脸，因此在进军成都后，只驻扎在城西，对城中的居民和商户秋毫无犯。只在回兵南返时，掳走了一批渴望已久的丝织技术人才——“子女、工技数万”。南诏自此“工文织”，丝织技艺突飞猛进，以至于可以和唐朝平分秋色。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对丝绸的渴求同样迫切。早在公元5世纪，雄略天皇就对本国丝织业的发展孜孜以求，极力招徕汉人工匠到日本传授技艺。临逝前，他还留下遗诏说：生老病死是人生常分，不必挂怀，只是“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有生之年未能实现中国式的“衣冠之邦”，是为终身的遗憾。
凡此种种，使唐朝也意识到了，丝绸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战略物资。因此，唐朝在外交
中施展起了“胡萝卜”政策：对于归附友好者，赠丝绸奖励之，以此建立唐朝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为了推行这项政策，大唐赏赐丝绸的手笔不可谓不豪爽霸气。据宋朝史书《册府元龟》记载，仅唐玄宗一朝，赏赐“来朝”使节们的丝织品就多达157次。如开元八年（720年），“契丹遣番中郎将张少免俱等三百五十四人来朝”，玄宗一出手就是“赐绯袍、银带物各二千段”。唐顺宗时期，在一次性赐予日本遣唐使的物品中，仅绢就达1350匹。
施行这项政策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唐朝的丝绸生产能力，必须要维持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为此，唐朝做了两手准备。在内部，除了向全国各地征收丝绸，还在长安、洛阳两京设有绫锦坊、织染署，内有终身服役的官奴婢，以及轮番服役的长上匠、短番匠等，长年辛勤地为朝廷织造丝绸。织染署内部又细分为二十五个工种，每一个工序都有专人负责，实行流水线作业。例如，染色部门就细分为六作：青、绛、黄、白、皂、紫，各有一个专业团队负责。这代表了当时世界丝织行业中最高的专业化生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