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既是个古老的民族又是个年轻的民族。说其古老，是因为在石器时代在土家族世居疆域就有古人类生活。说其年轻，是因为土家族1957年1月3日才被国家行文认可。正因为这个即古老又年轻的因素，所以在土家族源的辩论中都忽略了“流”这个因素，仅从“源”的角度阐释，最终造成了“源流不分”、“源流合一”的结局。
“源流”在《辞海》、《词源》、《中华大辞典》中本意为水的本源和支流，引申义为事物的起源和发展。“源”为水源，源泉；根源；源本（根本），源由（根由），源起之意。“流”为动，支之义。据此，在土家族源流中，源应为起始、根源，是唯一。流应为支流，分先后，呈多元。
在现代考古学产生前，学者们基本是用“神话传说+文献”的论证方法来论证土家族源流问题，产生源流不分的结局可想而知。现代考古学产生后，论证土家族源流就多了一把神器：考古学证据。而“考古学证据+文献+神话传说”的论证方法让论证结果无限的接近历史真实。
本文笔者采用“考古学证据+神话传说+世居疆域”来综合论证土家族源，采用“考古学证据+文献+神话传说+族俗表征+世居疆域”来综合论证土家族流。
一、史前及王朝时期的称谓
在被国家认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前，土家族在政权里一直没有自己标准的、固定的族称，很长一段时间与苗族共体合称。而在苗族被国家确认为单一民族前土家族则融合在其他古民族中。
历史上，中央王朝以“行政区域+蛮”方式指称四方少数民族。“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可见，东“夷”、南“蛮”、西“狄”、北“戎”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篾称。
为弄清中原政权对土家族的历史称谓，笔者浏览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等古文献，据之疏理以明经纬。
甲骨文称为荆。甲骨文：“贞从王伐荆”。
《诗经》等“四书五经”、《国语》等称蛮荆、荆楚、蛮、三苗。《诗经》：“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优；《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在“二十四史”及涉及土家族世居疆域的古文献中，均以行政区或居住地冠以“蛮”字合称土家族在内的毗邻少数民族。南宋末才有“土”这个专称土家族的字眼出现。
《汉书》称荆蛮；
《后汉书》称武陵蛮、五溪蛮；
《三国志》称五溪蛮夷；
《水经注》（北魏）称五溪蛮；
《宋书》（南朝）称五溪蛮、酉溪蛮；
《南齐书》（南朝）称武陵酉溪蛮、荆州蛮；
《南史》称酉溪蛮；
《隋书。南蛮传》称蛮；
《唐史》称五溪蛮、溪州蛮、酉溪蛮；
《元和郡县志》（唐）称仡僚；
《文献通考》（宋、元）称溪州蛮；
《宋史。蛮夷传》称南北江诸蛮、五溪蛮、狤僚、蛮僚、土蛮、土民、土人、土兵、土丁、土军；
《溪蛮丛笑》（宋）称犵党、犵狫、獠；
《元史》称五溪蛮；
《明史》称五溪诸蛮、蛮僚；
《清史稿》称土、苗民、土籍。
由“蛮”而“土”的变化过程，是土家族成长、成熟和认知的过程，也是土家族形成单一民族的过程。
二、土家族源诸说
今前，研究土家族源的观点和结论主要是依据古文献的相关记载而得出的，很少涉及考古学证据，均认为土家族源于某一单一的古人种。土著说、濮人说、巴人说、江西说、氐羌说、乌蛮说、僰人说、多元说、三苗说就是代表。
土著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土著人。谭其骧先生的《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湘西土家族》彭秀枢先生的《土家族族源新议》、彭勃先生的《土家族的祖先就是从古以来聚居于湘鄂川黔边区的土著先民》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土著人。
濮人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濮人。徐中舒先生的《巴蜀文化续论》、何介均先生的《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颜勇先生的《土家族族源新探》、彭南钧先生的《源远流长 正本清源-关于土家族的几个主要问题》、林时九先生的《湘西古代民族文化渊源探》、谢心宁先生的《从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属看土家族源》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濮人。
巴人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代巴人。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庄燕和的《巴史中的几个问题》、林奇先生的《巴楚关系初探》、邓少琴的《巴史再探》、陈启文的《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廖子森先生的《土家族族源浅谈》、胡挠先生的《廪君·夷城·土家族》、《土家族简史》、彭英明先生的《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李绍明先生的《川东酉水土家》、陈国安先生的《贵州土家族族源初探》先后提出了这一观点。
江西说 持论土家族从江西迁来。向泽新先生的《湘西土家族来源于江西》，彭继清先生的《彭士愁来自江西考》、彭秀枢撰先生的《溪州彭土司来自江西考-兼与谭其骧教授商榷》持论湘西彭氏土司从江西迁来。
氐羌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氐羌人。彭官章先生的《从语言学角度谈土家族源问题、刘尧汉先生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彝族和土家族同源于虎伏羲》、《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何光岳先生的《冉龙来源和迁徙-兼论土家、布依族的一支先民》、《巴人的来源和迁徙》、《相（襄）人的来源和迁徙-论土家族向氏的先民》，彭武文的《从葬俗特征论述土家族的族源》持论土家族源于古羌人。
濮人说、巴人说、外迁说、氐羌说分别从文献记载中的语言、居住-活动区域、建筑、信仰、历史事件、舞蹈、名称、习俗、神话传说、文物等为论据，对照土家族现今的文化表征而得出各自的结论的。若就“源”而论，持论者忽略了“迁入”这个动态。若就“流”而言持论者忽略了“时态”这个要素。
三、源出土著，具有唯一性
土家族源于土著人是不争的事实。神话传说、文物遗迹、考古证据，包括土家语言、土家人世居疆域在内的土家族性征都给了我们明确的提示。
1、神话传说-始祖造人。在现代考古学之前，神话传说与古文献、民俗一道是学者们研究的工具。特别对于史前时态的研究更注重于神话和传说给予的信息。土家族和其他55个民族及世界各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造人神话和传说：《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姊妹成亲》、《八部大王的传说》、《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廪君传说》、《盘瓠传说》。
《八部大王的传说》、《开天辟地与伏羲兄妹》、《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姊妹成亲》是南支土家族关于始祖出生的神话。其中，《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姊妹成亲》讲述的是兄妹成亲造人的故事；《八部大王的传说》说的是土家族始祖是“龙哺乳凤遮荫”长成的。
《廪君传说》是北支土家族始祖的传说，说“廩君”是土家族的始祖。这在《世本》、《后汉书》、《水经注》、《晋书》、《通典》、《蛮书》这些古文献中有记载。其中最为详尽，且为学者引用最多的要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了。
《盘瓠传说》是苗族始祖的传说，叙述了苗族始祖盘瓠的故事。故事见载于《后汉书》、《风俗通义》、《搜神记》、《辰州府志》等古文献中。提及这个传说，是因为土家族在确认为单一民族前一直隐于苗族中。
《摆手歌·民族迁徙歌》中迁徙者与土著的相遇情节，让我们对土著人的存在深信不疑。沿酉水迁徙的过程中这支外来者与“嘴巴像瓢瓜，鼻子像灶孔，脚杆像柱头，头上戴茅草，身上捆叶子”跳茅古斯舞的世居酉水流域的土著先民和做法事的梯玛相遇。“巴巴列，且倮只给挡了列？（看看吧，什么人把路拦了呢？）”。“给者且倮列？给者且日列？巴剥巴剥此了列。借被他哈纳付，借米提致指拉。（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在做什么？看着看着拢来了，鼓着掌，指着指头。）”
为了和土著搞好关系，客王与土著王-禾撮冲结拜为兄弟。“阿低禾撮冲（吴著冲）老谢，过打千嘎认了”。禾撮冲却他杀了。“禾撮冲肋，墨途得卡拉日了，过果日社西日了。”这说明土家族的融合是在矛盾中推进的。
2、文物遗迹-世居疆域。 除史前时期，即神话传说时代外土家族世居疆域没有对应行政区域外，在古文献中，土家族世居疆域在各王朝时代都对应了一个行政区。夏商为荆州之地，周为楚鬼方之地、蛮荒之地，春秋战国为楚百濮之地、黔中郡，秦为洞庭郡，汉为武陵郡，唐为溪州地，宋有上中下溪州之分。之后更为明确了。
文物是会说话的证据。土家族世居疆域在历史上已有定论，溪州铜柱、汉土疆界碑、苗疆边墙是为明证，无需费文耿述。而今人柴焕波的《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念》用祥尽的考古证据和古文献数据为土家族世居地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并画了一条线，笔者称之为“柴氏线”。以溪州铜柱、汉土疆界碑、苗疆边墙所给的历史定论为基础，结合“柴氏线”的研究结论及《土家族简史》的定性描述，与现行土家族行政区域进行对比性考察后发现：土家族的历史疆域为武陵山区的两江两水流域。两江为，乌江、清江；两水为酉水、澧水。若要进一步明确，即乌江中上游东岸及西岸一部；清江中上游；酉水流域；澧水中上游。也就是说两江两水流域是土家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生产生活区域。
3、考古证据-史前人类。现代考古学资料证明在土家人世居的湘鄂川黔交接地即两江两水流域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古文明同步：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到三皇五帝再到夏商就一直有古人类居住和土家先人活动。在这一疆域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不计其数。酉水流域里耶溪口、拔茅东洛、清水坪官山堡等旧石器点出土了以砂岩刮削器、灰质砂岩质砍砸器、黄砂岩砍砸器为主的打制石器，它们是旧石器文化的代表。在龙山里耶溪口、保靖押巴坪、酉阳县大溪镇笔山坝等新石器文化点出土了代表新石器文化的磨制（前期刃部磨光、后期通体磨光）石器、骨器及彩陶、灰陶、黑陶残片。澧水流域、清江流域、乌江中上游也都相应出土了对应于新旧石器文化的文物。这一切说明，在石器时代曾有土著人生产生活在两江两水流域，他们是土家族的源。
4、土家语言-族别标记。由于武陵山区土家族世居疆域从古至今独特的区位优势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历史上东西南北的军事要冲。战争和文化交流加速了土家文化与外来文明的碰撞和融合的速度。里耶简说明两千年前土家族世居疆域的河谷平地，地方政权中心就使用秦篆记事了。由于政权干预土家族没来得及创造文字就被同化，说汉话，着汉装、行汉事。如今仅留下土家语这一鲜明的族别标记。明正德年间曾明令土司后代不学汉语则不袭职的诏令后，土家语渐被汉语取代。改土归流后汉语的全面推行，新中国普通话的全面推广，土家语迅速退化，汉语覆盖了土家语区。如今仅有湘西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少数土家族聚居地用土家语作为日常用语。根据汉化程度，它们可分为土家语区、双语、汉语区三个区域。据统计，全国800多万土家人中，尚能流利的用土家语交流的只有7万多人，而在这能说土家语的7万多人中，龙山县就占了80%，达5万多人。
5、土家名姓-源流标识。土家族有名无姓的史实在土家族神话传说中有具体的体现。《摆手歌》、《姊妹成亲》中的雍尼、补所，《梯玛歌》中的春巴涅、巴沙，《八部大王》中的熬潮河舍八兄弟，《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中的伏羲、女娲、傩子、傩妹等神话故事中的土家人物都说明了这一点。载入方志流传至今的五代土家族部落酋长禾撮冲、惹巴冲、春巴冲从地方官府的角度给出了官方的证据。如今，在土家族地区流行的水生、鸡有、船宝、小生、岩树等为子女取小名、乳名的作法就是承袭土家先人只“名”不“姓”遗风的结果。
“姓+名”的土家姓氏文化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见证土家族源、流的一个证据。可以明确的说，土家人的姓是外来文化流入土家族地区的表征。土家人从“名”到“姓+名”的发展过程，不但是土家族从源到流融合发展的证据，更是土家族从源到流融合发展的文化符号。土家姓氏的迁入在古文献中有具体的体现：“田家卡、向家卡、王家卡、彭家卡、张家卡、李家卡、鲁家卡、覃家卡”（《摆手歌。民族迁徙歌》）；“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好五溪”（《太平御览》）；“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罗、朴、督、鄂、度、夕、龚）蛮，唐之南平蛮也”（《宋史》）。如今土家人“姓+名”的姓氏文化可以说是外来政权强制和借鉴外来姓氏文化的成果，以实现“人所以有姓者何？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白虎通义·姓氏》）的效果。
四、流为多支，具有多元性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武陵山中土家族世居疆域处于洞庭文化圈、巴蜀文化圈、越文化圈和西南文化中心的交汇地。而尧舜禹征三苗、楚平王伐濮、秦楚争霸、马援征蛮、溪州之战、清廷征苗、改土归流等历史事件和自然灾害让迁徙成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常态。迁徙者不但带来了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均成了当地土著人的统治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迁徙者与土著交互融合，成就了今天的土家人。
酉姓-封赐者。《国语。周语》中说，黄帝封“酉”姓子于五溪流域。酉溪因此而得名。“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水经注》）；“酉即酉水，为黔之彭水”（《路史·国名纪》）；“酉氏：黄帝十四子之一姓也”（《通志·以姓为氏》）；“黄帝十二子姓，其二曰酉”，“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有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是也”（《国语·晋语》）；“伏羲之裔分王黔中酉阳，后因氏”（《姓考》）。这是第一次入驻土家族世居疆域的外来者。
濮人-先徙者。濮即濮族，中国古代民族，有百濮之称。濮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最早的名称为“卜人”。“成周之会……卜人（濮）以丹砂”（《逸周书·王会解》）；“辰州贡丹砂”（《通典》）；“辰锦砂最良”（《溪蛮众笑》）；“湖南辰州实为故濮地”（《尚书后注》）。公元前704年曾随周武王“伐纣”。“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尚书·牧誓》）。商时濮在江汉一带活动。“濮在江汉之南”（孔安国《传》）；周楚时“濮在楚西南”（《史记正义》）。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濮与楚时常互为攻伐。“楚大…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左传》）；周景王时“楚子为舟师伐濮”（《左传》）。最后败于楚，迁入土家族世居疆域：“江水自建平自界峡也。楚庄公四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麋率百濮将伐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灭庸，三分其地。既覆灭，百濮亦为淹灭不彰，辗转流亡，或融合于楚，或与他族混居，流入湘西酉、沅、五溪之部，仅能保持岩棺墓葬”（《水经注》）；“由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史记地名》）。
楚人-开濮者。楚人，原为华夏部落首领祝融之后裔，祝融为黄帝后裔，后迁徙至江汉地区，与当地的“三苗”土著人杂处繁衍。按国都先后，有荆楚、陈楚、吴楚之称；按所处方位，有南楚、东楚、西楚之谓。周成王时，鬻熊之重孙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楚”正式立国，楚族始载于史册，熊绎为 “楚”的始祖。楚熊渠时，趁中原动乱之机，寻机扩大楚国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序幕。关于楚与濮的关系，古文献有明确的记载。“叔熊逃难于濮”，“楚玢冒于是乎始启濮”（《国语·郑语》）；“熊霜元年，……叔堪亡，逃难于濮”，“三十七年，楚熊通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史记 · 楚世家》）。
三苗：流放者。三苗族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早期在洞庭湖和彭蠡湖之间活动。“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舜典·传》）；“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名义考》）。可见古三苗族活动地未曾涉及土家世居疆域武陵。“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尚书·吕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卫，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4000年前，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苗蛮集团的三苗部落发生了尧伐三苗、舜伐三、禹伐三苗的战争，战争以三苗失败流放而告终。“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 · 非攻》）。
賨人：东迁者。賨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属古羌族，又称寅人，古称板楯蛮，秦汉称“賨”。春秋战国前建立賨国，都于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城坝，后被西迁的巴人征服，归入巴国。“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迭，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舆地纪胜》）；“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宕渠盖为故寅国，今有寅城、卢城”，“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华阳国志·巴志》）。西晋末年賨人李特起义。公元304年，其子李雄自立成都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李雄侄儿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迁势及弟福、从兄权亲族十余人于健康，封势归义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败。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灭”（晋书。李势传）。公元347年，成汉被东晋所灭，一部融入汉族，一部东迁，融入五溪蛮。宋称渝州蛮，唐称南平僚。“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罗、朴、督、鄂、度、夕、龚）蛮，唐之南平蛮也”（《宋史》）；“南平僚，东距智州，北涪州，户四千余”（《新唐书》）。
巴人：败迁者。古巴族人的简称，主要分布在巴国地区，即今重庆、川东、鄂西等一带，国都位于江州（重庆渝中区）。周以前巴人居甘肃南部，后迁武落钟离山，以廪君为首领。约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左右，秦灭巴，一支迁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湘西，融入武陵蛮。“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好五溪”（《太平御览》引《十道志》）。
秦人：强入者。战国时期，秦楚交恶，互为攻伐，最后楚为秦所灭。楚国归秦，秦人在武陵山区设洞庭郡。当时，秦军从涪陵乌江入，溯乌江至酉阳，经龚（滩）酉（水）古盐道至酉水里耶，或经酉阳龙潭镇入酉水支流梅江入酉水至里耶，再经沅江至洞庭湖。“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馀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馀城。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史记 · 楚世家》）；“大王不从，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土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史记。 苏秦列传》）；“秦既灭巴，率其人民，资工食量，下取楚商于之地，改为黔中郡（应为洞庭郡），终籍之以灭楚”，“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华阳国志。 巴志》）；“三亭县（今保靖），自县酉水陆路相兼五百里至黔江县，又西三百里至黔州（《元和郡县志》）；“永顺军民宣慰司东抵荆湘，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距归（应为夔）峡，四通五达之郊也”（《读史方舆纪要》）；“（施州）卫，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阴，蛮獠错杂，自巴蜀而目敢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施州考古录施州形势》）。里耶秦简的出土进一步说明了秦人入驻土家族世居疆域的史实。
彭氏：征服者。湖南通志》（清光绪）载，唐末至五代时期，江西吉安刺史彭玕、彭瑊兄弟与湖南楚王马殷连姻结盟，率族众进入湖南，马殷委任彭瑊为溪州刺史，辖永顺、保靖、龙山等县。梁开平四年六月（公元910年），楚表为溪州刺史，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授溪州刺史。彭瑊成为湘西第1代土司王，子孙世袭，开创了溪州八百年彭氏土司基业。“自吾彭氏之居湖广永顺保靖一脉，系太尉（玕）幼弟彭瑊嫡脉”（江西吉州《隐源山口老彭续修族谱》）；“唐之季世，乱起民扰，有讳（彭） 瑊者，刺史辰州。族人戴之，愿立其子（彭士愁），事闻于朝（梁），朝议顺旨”（ 彭世麟《世忠堂铭》）。天福四年（938年）八月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之间的溪州之战爆发。天福五年（940年）正月，彭士愁向马希范请降，并缔结盟约，立溪州铜柱于永顺会溪坪：议定划江而治，酉水之南归马希范，酉水之北归彭士愁。
综上所述，并考古学结论、民族学成果、古文献记载、神话传说+族俗表征+世居疆域相互印证，土家族世居疆域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土著人活动，并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到“改土归流”，高庙文化（7500-6800年）-大溪文化（ 前5000年-前3000年 ）-屈家岭文化（前3100年- 前2700年）-石家河文化 （ 前2500年- 前2000年 ）-商周文化（皂市文化+不二门文化类型）-巴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等外来文明就先后进入，酉姓-三苗-濮人-楚人-巴人-秦人-彭氏等古人先后迁入了土家人世居疆域，并与土著人及先期迁入的古民族相互融合发展成了今天的土家人。
参考文献
1、《湘西文化揭秘》/刘路平，胡炳章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0
2、《中国故事集成湖南卷龙山县资料本》/本书编委会·-1988·5
3、《土家族是个融合的民族》/黎代华·-北京：中国民族宗教网·-2013·4
4、《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念/柴焕波·-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9
5、《中国土家族习俗》/本书编委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4
“源流”在《辞海》、《词源》、《中华大辞典》中本意为水的本源和支流，引申义为事物的起源和发展。“源”为水源，源泉；根源；源本（根本），源由（根由），源起之意。“流”为动，支之义。据此，在土家族源流中，源应为起始、根源，是唯一。流应为支流，分先后，呈多元。
在现代考古学产生前，学者们基本是用“神话传说+文献”的论证方法来论证土家族源流问题，产生源流不分的结局可想而知。现代考古学产生后，论证土家族源流就多了一把神器：考古学证据。而“考古学证据+文献+神话传说”的论证方法让论证结果无限的接近历史真实。
本文笔者采用“考古学证据+神话传说+世居疆域”来综合论证土家族源，采用“考古学证据+文献+神话传说+族俗表征+世居疆域”来综合论证土家族流。
一、史前及王朝时期的称谓
在被国家认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前，土家族在政权里一直没有自己标准的、固定的族称，很长一段时间与苗族共体合称。而在苗族被国家确认为单一民族前土家族则融合在其他古民族中。
历史上，中央王朝以“行政区域+蛮”方式指称四方少数民族。“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可见，东“夷”、南“蛮”、西“狄”、北“戎”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篾称。
为弄清中原政权对土家族的历史称谓，笔者浏览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等古文献，据之疏理以明经纬。
甲骨文称为荆。甲骨文：“贞从王伐荆”。
《诗经》等“四书五经”、《国语》等称蛮荆、荆楚、蛮、三苗。《诗经》：“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优；《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在“二十四史”及涉及土家族世居疆域的古文献中，均以行政区或居住地冠以“蛮”字合称土家族在内的毗邻少数民族。南宋末才有“土”这个专称土家族的字眼出现。
《汉书》称荆蛮；
《后汉书》称武陵蛮、五溪蛮；
《三国志》称五溪蛮夷；
《水经注》（北魏）称五溪蛮；
《宋书》（南朝）称五溪蛮、酉溪蛮；
《南齐书》（南朝）称武陵酉溪蛮、荆州蛮；
《南史》称酉溪蛮；
《隋书。南蛮传》称蛮；
《唐史》称五溪蛮、溪州蛮、酉溪蛮；
《元和郡县志》（唐）称仡僚；
《文献通考》（宋、元）称溪州蛮；
《宋史。蛮夷传》称南北江诸蛮、五溪蛮、狤僚、蛮僚、土蛮、土民、土人、土兵、土丁、土军；
《溪蛮丛笑》（宋）称犵党、犵狫、獠；
《元史》称五溪蛮；
《明史》称五溪诸蛮、蛮僚；
《清史稿》称土、苗民、土籍。
由“蛮”而“土”的变化过程，是土家族成长、成熟和认知的过程，也是土家族形成单一民族的过程。
二、土家族源诸说
今前，研究土家族源的观点和结论主要是依据古文献的相关记载而得出的，很少涉及考古学证据，均认为土家族源于某一单一的古人种。土著说、濮人说、巴人说、江西说、氐羌说、乌蛮说、僰人说、多元说、三苗说就是代表。
土著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土著人。谭其骧先生的《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湘西土家族》彭秀枢先生的《土家族族源新议》、彭勃先生的《土家族的祖先就是从古以来聚居于湘鄂川黔边区的土著先民》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土著人。
濮人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濮人。徐中舒先生的《巴蜀文化续论》、何介均先生的《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颜勇先生的《土家族族源新探》、彭南钧先生的《源远流长 正本清源-关于土家族的几个主要问题》、林时九先生的《湘西古代民族文化渊源探》、谢心宁先生的《从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属看土家族源》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濮人。
巴人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代巴人。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庄燕和的《巴史中的几个问题》、林奇先生的《巴楚关系初探》、邓少琴的《巴史再探》、陈启文的《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廖子森先生的《土家族族源浅谈》、胡挠先生的《廪君·夷城·土家族》、《土家族简史》、彭英明先生的《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李绍明先生的《川东酉水土家》、陈国安先生的《贵州土家族族源初探》先后提出了这一观点。
江西说 持论土家族从江西迁来。向泽新先生的《湘西土家族来源于江西》，彭继清先生的《彭士愁来自江西考》、彭秀枢撰先生的《溪州彭土司来自江西考-兼与谭其骧教授商榷》持论湘西彭氏土司从江西迁来。
氐羌说 持论土家族来源于古氐羌人。彭官章先生的《从语言学角度谈土家族源问题、刘尧汉先生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彝族和土家族同源于虎伏羲》、《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何光岳先生的《冉龙来源和迁徙-兼论土家、布依族的一支先民》、《巴人的来源和迁徙》、《相（襄）人的来源和迁徙-论土家族向氏的先民》，彭武文的《从葬俗特征论述土家族的族源》持论土家族源于古羌人。
濮人说、巴人说、外迁说、氐羌说分别从文献记载中的语言、居住-活动区域、建筑、信仰、历史事件、舞蹈、名称、习俗、神话传说、文物等为论据，对照土家族现今的文化表征而得出各自的结论的。若就“源”而论，持论者忽略了“迁入”这个动态。若就“流”而言持论者忽略了“时态”这个要素。
三、源出土著，具有唯一性
土家族源于土著人是不争的事实。神话传说、文物遗迹、考古证据，包括土家语言、土家人世居疆域在内的土家族性征都给了我们明确的提示。
1、神话传说-始祖造人。在现代考古学之前，神话传说与古文献、民俗一道是学者们研究的工具。特别对于史前时态的研究更注重于神话和传说给予的信息。土家族和其他55个民族及世界各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造人神话和传说：《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姊妹成亲》、《八部大王的传说》、《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廪君传说》、《盘瓠传说》。
《八部大王的传说》、《开天辟地与伏羲兄妹》、《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姊妹成亲》是南支土家族关于始祖出生的神话。其中，《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姊妹成亲》讲述的是兄妹成亲造人的故事；《八部大王的传说》说的是土家族始祖是“龙哺乳凤遮荫”长成的。
《廪君传说》是北支土家族始祖的传说，说“廩君”是土家族的始祖。这在《世本》、《后汉书》、《水经注》、《晋书》、《通典》、《蛮书》这些古文献中有记载。其中最为详尽，且为学者引用最多的要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了。
《盘瓠传说》是苗族始祖的传说，叙述了苗族始祖盘瓠的故事。故事见载于《后汉书》、《风俗通义》、《搜神记》、《辰州府志》等古文献中。提及这个传说，是因为土家族在确认为单一民族前一直隐于苗族中。
《摆手歌·民族迁徙歌》中迁徙者与土著的相遇情节，让我们对土著人的存在深信不疑。沿酉水迁徙的过程中这支外来者与“嘴巴像瓢瓜，鼻子像灶孔，脚杆像柱头，头上戴茅草，身上捆叶子”跳茅古斯舞的世居酉水流域的土著先民和做法事的梯玛相遇。“巴巴列，且倮只给挡了列？（看看吧，什么人把路拦了呢？）”。“给者且倮列？给者且日列？巴剥巴剥此了列。借被他哈纳付，借米提致指拉。（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在做什么？看着看着拢来了，鼓着掌，指着指头。）”
为了和土著搞好关系，客王与土著王-禾撮冲结拜为兄弟。“阿低禾撮冲（吴著冲）老谢，过打千嘎认了”。禾撮冲却他杀了。“禾撮冲肋，墨途得卡拉日了，过果日社西日了。”这说明土家族的融合是在矛盾中推进的。
2、文物遗迹-世居疆域。 除史前时期，即神话传说时代外土家族世居疆域没有对应行政区域外，在古文献中，土家族世居疆域在各王朝时代都对应了一个行政区。夏商为荆州之地，周为楚鬼方之地、蛮荒之地，春秋战国为楚百濮之地、黔中郡，秦为洞庭郡，汉为武陵郡，唐为溪州地，宋有上中下溪州之分。之后更为明确了。
文物是会说话的证据。土家族世居疆域在历史上已有定论，溪州铜柱、汉土疆界碑、苗疆边墙是为明证，无需费文耿述。而今人柴焕波的《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念》用祥尽的考古证据和古文献数据为土家族世居地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并画了一条线，笔者称之为“柴氏线”。以溪州铜柱、汉土疆界碑、苗疆边墙所给的历史定论为基础，结合“柴氏线”的研究结论及《土家族简史》的定性描述，与现行土家族行政区域进行对比性考察后发现：土家族的历史疆域为武陵山区的两江两水流域。两江为，乌江、清江；两水为酉水、澧水。若要进一步明确，即乌江中上游东岸及西岸一部；清江中上游；酉水流域；澧水中上游。也就是说两江两水流域是土家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生产生活区域。
3、考古证据-史前人类。现代考古学资料证明在土家人世居的湘鄂川黔交接地即两江两水流域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古文明同步：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到三皇五帝再到夏商就一直有古人类居住和土家先人活动。在这一疆域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不计其数。酉水流域里耶溪口、拔茅东洛、清水坪官山堡等旧石器点出土了以砂岩刮削器、灰质砂岩质砍砸器、黄砂岩砍砸器为主的打制石器，它们是旧石器文化的代表。在龙山里耶溪口、保靖押巴坪、酉阳县大溪镇笔山坝等新石器文化点出土了代表新石器文化的磨制（前期刃部磨光、后期通体磨光）石器、骨器及彩陶、灰陶、黑陶残片。澧水流域、清江流域、乌江中上游也都相应出土了对应于新旧石器文化的文物。这一切说明，在石器时代曾有土著人生产生活在两江两水流域，他们是土家族的源。
4、土家语言-族别标记。由于武陵山区土家族世居疆域从古至今独特的区位优势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历史上东西南北的军事要冲。战争和文化交流加速了土家文化与外来文明的碰撞和融合的速度。里耶简说明两千年前土家族世居疆域的河谷平地，地方政权中心就使用秦篆记事了。由于政权干预土家族没来得及创造文字就被同化，说汉话，着汉装、行汉事。如今仅留下土家语这一鲜明的族别标记。明正德年间曾明令土司后代不学汉语则不袭职的诏令后，土家语渐被汉语取代。改土归流后汉语的全面推行，新中国普通话的全面推广，土家语迅速退化，汉语覆盖了土家语区。如今仅有湘西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少数土家族聚居地用土家语作为日常用语。根据汉化程度，它们可分为土家语区、双语、汉语区三个区域。据统计，全国800多万土家人中，尚能流利的用土家语交流的只有7万多人，而在这能说土家语的7万多人中，龙山县就占了80%，达5万多人。
5、土家名姓-源流标识。土家族有名无姓的史实在土家族神话传说中有具体的体现。《摆手歌》、《姊妹成亲》中的雍尼、补所，《梯玛歌》中的春巴涅、巴沙，《八部大王》中的熬潮河舍八兄弟，《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傩神公公和傩神娘娘》中的伏羲、女娲、傩子、傩妹等神话故事中的土家人物都说明了这一点。载入方志流传至今的五代土家族部落酋长禾撮冲、惹巴冲、春巴冲从地方官府的角度给出了官方的证据。如今，在土家族地区流行的水生、鸡有、船宝、小生、岩树等为子女取小名、乳名的作法就是承袭土家先人只“名”不“姓”遗风的结果。
“姓+名”的土家姓氏文化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见证土家族源、流的一个证据。可以明确的说，土家人的姓是外来文化流入土家族地区的表征。土家人从“名”到“姓+名”的发展过程，不但是土家族从源到流融合发展的证据，更是土家族从源到流融合发展的文化符号。土家姓氏的迁入在古文献中有具体的体现：“田家卡、向家卡、王家卡、彭家卡、张家卡、李家卡、鲁家卡、覃家卡”（《摆手歌。民族迁徙歌》）；“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好五溪”（《太平御览》）；“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罗、朴、督、鄂、度、夕、龚）蛮，唐之南平蛮也”（《宋史》）。如今土家人“姓+名”的姓氏文化可以说是外来政权强制和借鉴外来姓氏文化的成果，以实现“人所以有姓者何？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白虎通义·姓氏》）的效果。
四、流为多支，具有多元性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武陵山中土家族世居疆域处于洞庭文化圈、巴蜀文化圈、越文化圈和西南文化中心的交汇地。而尧舜禹征三苗、楚平王伐濮、秦楚争霸、马援征蛮、溪州之战、清廷征苗、改土归流等历史事件和自然灾害让迁徙成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常态。迁徙者不但带来了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均成了当地土著人的统治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迁徙者与土著交互融合，成就了今天的土家人。
酉姓-封赐者。《国语。周语》中说，黄帝封“酉”姓子于五溪流域。酉溪因此而得名。“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水经注》）；“酉即酉水，为黔之彭水”（《路史·国名纪》）；“酉氏：黄帝十四子之一姓也”（《通志·以姓为氏》）；“黄帝十二子姓，其二曰酉”，“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有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是也”（《国语·晋语》）；“伏羲之裔分王黔中酉阳，后因氏”（《姓考》）。这是第一次入驻土家族世居疆域的外来者。
濮人-先徙者。濮即濮族，中国古代民族，有百濮之称。濮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最早的名称为“卜人”。“成周之会……卜人（濮）以丹砂”（《逸周书·王会解》）；“辰州贡丹砂”（《通典》）；“辰锦砂最良”（《溪蛮众笑》）；“湖南辰州实为故濮地”（《尚书后注》）。公元前704年曾随周武王“伐纣”。“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尚书·牧誓》）。商时濮在江汉一带活动。“濮在江汉之南”（孔安国《传》）；周楚时“濮在楚西南”（《史记正义》）。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濮与楚时常互为攻伐。“楚大…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左传》）；周景王时“楚子为舟师伐濮”（《左传》）。最后败于楚，迁入土家族世居疆域：“江水自建平自界峡也。楚庄公四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麋率百濮将伐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灭庸，三分其地。既覆灭，百濮亦为淹灭不彰，辗转流亡，或融合于楚，或与他族混居，流入湘西酉、沅、五溪之部，仅能保持岩棺墓葬”（《水经注》）；“由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史记地名》）。
楚人-开濮者。楚人，原为华夏部落首领祝融之后裔，祝融为黄帝后裔，后迁徙至江汉地区，与当地的“三苗”土著人杂处繁衍。按国都先后，有荆楚、陈楚、吴楚之称；按所处方位，有南楚、东楚、西楚之谓。周成王时，鬻熊之重孙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楚”正式立国，楚族始载于史册，熊绎为 “楚”的始祖。楚熊渠时，趁中原动乱之机，寻机扩大楚国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序幕。关于楚与濮的关系，古文献有明确的记载。“叔熊逃难于濮”，“楚玢冒于是乎始启濮”（《国语·郑语》）；“熊霜元年，……叔堪亡，逃难于濮”，“三十七年，楚熊通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史记 · 楚世家》）。
三苗：流放者。三苗族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早期在洞庭湖和彭蠡湖之间活动。“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舜典·传》）；“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名义考》）。可见古三苗族活动地未曾涉及土家世居疆域武陵。“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尚书·吕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卫，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4000年前，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苗蛮集团的三苗部落发生了尧伐三苗、舜伐三、禹伐三苗的战争，战争以三苗失败流放而告终。“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 · 非攻》）。
賨人：东迁者。賨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属古羌族，又称寅人，古称板楯蛮，秦汉称“賨”。春秋战国前建立賨国，都于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城坝，后被西迁的巴人征服，归入巴国。“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迭，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舆地纪胜》）；“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宕渠盖为故寅国，今有寅城、卢城”，“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华阳国志·巴志》）。西晋末年賨人李特起义。公元304年，其子李雄自立成都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李雄侄儿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迁势及弟福、从兄权亲族十余人于健康，封势归义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败。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灭”（晋书。李势传）。公元347年，成汉被东晋所灭，一部融入汉族，一部东迁，融入五溪蛮。宋称渝州蛮，唐称南平僚。“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罗、朴、督、鄂、度、夕、龚）蛮，唐之南平蛮也”（《宋史》）；“南平僚，东距智州，北涪州，户四千余”（《新唐书》）。
巴人：败迁者。古巴族人的简称，主要分布在巴国地区，即今重庆、川东、鄂西等一带，国都位于江州（重庆渝中区）。周以前巴人居甘肃南部，后迁武落钟离山，以廪君为首领。约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左右，秦灭巴，一支迁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湘西，融入武陵蛮。“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好五溪”（《太平御览》引《十道志》）。
秦人：强入者。战国时期，秦楚交恶，互为攻伐，最后楚为秦所灭。楚国归秦，秦人在武陵山区设洞庭郡。当时，秦军从涪陵乌江入，溯乌江至酉阳，经龚（滩）酉（水）古盐道至酉水里耶，或经酉阳龙潭镇入酉水支流梅江入酉水至里耶，再经沅江至洞庭湖。“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馀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馀城。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史记 · 楚世家》）；“大王不从，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土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史记。 苏秦列传》）；“秦既灭巴，率其人民，资工食量，下取楚商于之地，改为黔中郡（应为洞庭郡），终籍之以灭楚”，“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华阳国志。 巴志》）；“三亭县（今保靖），自县酉水陆路相兼五百里至黔江县，又西三百里至黔州（《元和郡县志》）；“永顺军民宣慰司东抵荆湘，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距归（应为夔）峡，四通五达之郊也”（《读史方舆纪要》）；“（施州）卫，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阴，蛮獠错杂，自巴蜀而目敢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施州考古录施州形势》）。里耶秦简的出土进一步说明了秦人入驻土家族世居疆域的史实。
彭氏：征服者。湖南通志》（清光绪）载，唐末至五代时期，江西吉安刺史彭玕、彭瑊兄弟与湖南楚王马殷连姻结盟，率族众进入湖南，马殷委任彭瑊为溪州刺史，辖永顺、保靖、龙山等县。梁开平四年六月（公元910年），楚表为溪州刺史，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授溪州刺史。彭瑊成为湘西第1代土司王，子孙世袭，开创了溪州八百年彭氏土司基业。“自吾彭氏之居湖广永顺保靖一脉，系太尉（玕）幼弟彭瑊嫡脉”（江西吉州《隐源山口老彭续修族谱》）；“唐之季世，乱起民扰，有讳（彭） 瑊者，刺史辰州。族人戴之，愿立其子（彭士愁），事闻于朝（梁），朝议顺旨”（ 彭世麟《世忠堂铭》）。天福四年（938年）八月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之间的溪州之战爆发。天福五年（940年）正月，彭士愁向马希范请降，并缔结盟约，立溪州铜柱于永顺会溪坪：议定划江而治，酉水之南归马希范，酉水之北归彭士愁。
综上所述，并考古学结论、民族学成果、古文献记载、神话传说+族俗表征+世居疆域相互印证，土家族世居疆域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土著人活动，并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到“改土归流”，高庙文化（7500-6800年）-大溪文化（ 前5000年-前3000年 ）-屈家岭文化（前3100年- 前2700年）-石家河文化 （ 前2500年- 前2000年 ）-商周文化（皂市文化+不二门文化类型）-巴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等外来文明就先后进入，酉姓-三苗-濮人-楚人-巴人-秦人-彭氏等古人先后迁入了土家人世居疆域，并与土著人及先期迁入的古民族相互融合发展成了今天的土家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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