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左脑会怎样（1）
整个神经学与脑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左脑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一般称为“次要”的脑半球的原因，是因为要指出左脑各个部位损伤所带来的影响较容易，而属于右脑的病症，却不是那么明显。
一般人通常草率地认定右脑比左脑“原始”，而左脑被认为是人类演化下的独特成果。
导言
神经病学喜欢使用“缺陷”一词来特指神经功能损伤或失能的情况：譬如失去说话能力、失去语言识别能力、失去记忆能力、失去活动能力、失去自我认识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功能丧失。所有的功能障碍（这也是一个常用术语）都有对应的专有名词：失音症、失语症、失读症、失用症、失认症、失忆症、失调症，每个名词都与特定的神经或精神功能相关联。病人因为生病、受伤或者发育不良，可能部分或完全地失去这些功能。
对于大脑和心智关系的科学研究始于1861年。法国科学家布鲁卡首先发现，语言表达障碍（失语症）通常是因为左脑的某个特别区域受到损伤造成的。这一发现开辟了脑神经学发展的新道路。几十年后，后人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人脑结构图，并找出脑中管语言、智力、知觉等功能的主要区域。19世纪末期，许多科学家经过细致的论证，发现这样的结构图过于简略，他们认为，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结构和生理基础。弗洛伊德在其著作《失语症》中首先提出这一观点，他特别研究过一些丧失理解和认知能力的案例，还把它们命名为“失认症”。他坚信，随着对失语症和失认症的了解不断深入，必将产生一门新兴的、更加完备的学科。
弗洛伊德预见的有关大脑与心智的新兴学科创立于“二战”时期的俄国。在卢瑞亚父子以及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神经心理学”诞生了。经过毕生的努力，卢瑞亚充分发展了这门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其本身的开创性，该学科在西方的传播有些缓慢。神经心理学成为系统的学科滥觞于卢瑞亚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人类的高脑皮质功能》和风格别具的病史式小说《破碎的人》。虽然这两本书内容翔实，但是仍未涉及右脑这一区域。《人类的高脑皮质功能》只讨论了与左脑有关的功能；而《破碎的人》一书的主人公泽特斯基同样是左脑遭受巨大损伤，右脑则完好无损。可以说，神经学与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就是大脑左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认为右脑“次要”，主要原因在于左脑损伤的区域相对容易找到，而右脑的病变则不是很明显。人们通常草率地认为右脑更“原始”，左脑是人类进化的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脑的确比较复杂，分工也很精细，是灵长类尤其是人类的大脑发展到后期的产物。但不要忘记，右脑控制着认知现实的关键能力，没有它，每个物种都会面临死亡。左脑就像一部嵌入人脑中的电脑，专门负责规划与设计，古典的神经学关心的恰恰是这些规则，而不是具体的个案。如此一来，当这些专家遇上某些右脑的病症时，就茫然失措了。
过去也曾有人对右脑病症做过研究。例如安东在19世纪90年代，珀兹在1928年都做过类似的尝试。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努力从未被人提及。《工作的大脑》是卢瑞亚的后期著作之一，书中有一篇简短而丰富的文章专门探讨右脑问题。其结尾是这样写的：


错把妻子当帽子（1）
皮博士是杰出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多年来享有盛名。他在当地的音乐学校任教。在他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有时某个学生站在他面前，皮博士却认不出是谁，确切地说，认不出面前这张脸。但学生一说话，他就可以通过声音认出对方。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让人觉得尴尬、困惑，甚至害怕，有时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皮博士不仅越来越认不出别人的脸，还把物体当成走在街上的人。他如同和蔼的长者一样，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和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发现对方没有回答于是惊诧不已。对于这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大家刚开始总是一笑而过，皮博士自己也不以为意。他向来不就爱讲冷笑话，逗大家发笑吗？他的音乐才能依旧让人惊叹，身体也没有哪里不舒服，他感觉棒极了！那些怪异的举动虽然非常可笑，但也蛮有创意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必要大惊小怪。直到三年前患上糖尿病，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皮博士知道糖尿病会影响视力，于是就去咨询眼科医生。医生看完病历，对他的眼睛做了详细的检查。“你的眼睛没问题，”医生作出判断，“但大脑主管视觉的部分可能有问题。这方面我爱莫能助，你需要去看神经科医生。”经过介绍，皮博士来到我这儿就诊。
他用耳朵“看着我”
刚见面的刹那，我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一般的痴呆症状，看上去很有修养，魅力十足、说话流畅，而且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来看病。
不过他有些地方是有点奇怪，说话时虽然面对我，却又有点不对劲，那种感觉难以名状。我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对着我。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注视对方，他的视线奇怪地转移，从我的鼻子跳到右耳朵，转到下巴，又移到右眼，好像是在专注地研究这些部位，却无视我整个人、整张脸和面部的表情。我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他身上找不到与正常人交谈时该有的神情。他正在看着我，在我身上扫描，到底是……
“出了什么问题？”我好半天才开口问他。
“我也不知道，”他微笑着回答，“但是大家都觉得我的眼睛有问题。”
“而你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有那么点儿……我老犯错误。”
我出去和他太太聊了几句。当我回来的时候，皮博士正静静地坐在窗口，那样子不像是在观看，而是在神情专注地倾听。“车辆川流不息，”他说，“喧闹的街道，远处的火车，就像一首交响乐，你不觉得吗？你听过奥涅格的交响乐《太平洋234》吗？”
我心想，多可爱的一个人啊！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他会让我给他作检查吗？
“你可以为我作检查了，萨克斯医生。”皮博士仿佛看穿了我心里的想法，平静地说。
他的右脚是只鞋？
包括肌力、协调性、反射性在内的神经系统常规检查顺利完成后，我的心也随之放下了，他可能也和我一样。但检查他的反射能力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身体的左半边有一点不正常。我脱掉他左脚的鞋，用一把钥匙挠他的脚心。这个动作看似无聊，却是反射性实验的必要步骤。之后，我起身拧紧我的眼底镜，并要他自己穿上鞋子。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分钟，他竟然还没穿好鞋子。
错把妻子当帽子（2）
“要我帮忙吗？”我问。
“帮什么忙？帮谁的忙？”
“帮你穿鞋啊。”
“哦，”他说，“我忘穿鞋了。”但是又低声说：“鞋子？鞋子？”
看起来，他有点困惑。
“你的鞋子，”我重复了一遍，“你也许该把它穿上。”
他不停地往下面看，专心地找鞋子，但是目光又不在鞋上，最后他的目光停在脚上。“这是我的鞋，对不对？”
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看错了？


他的表现如此差劲，也许是由于好莱坞电影与现实生活脱节造成的。我忽然觉得，他可能更善于分辨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墙壁上挂着家人、同事、学生以及他自己的照片。我选了一堆照片拿给他，完全不知他会如何表现。结果，看电影时发生的笑话再次上演，但这种事发生在真实生活中，就是个悲剧了。他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认出其中一个人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抓住了爱因斯坦蓬乱的头发和八字胡的特征；另外一两个人也是这么认出来的。“呀，保罗！”他看着他哥哥的照片说，“他的大嘴和大门牙，化成灰我都认识！”但他一眼就认出保罗了吗，还是基于一两个特质才对身份作出合理的猜测？把这些醒目的标记去掉，他再次陷入迷惑之中。这不仅是认识和感知发生故障，他的整个宏观系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他眼里，即使是再亲近再疼爱的人的脸也都成了深奥的难题。他对这些面孔视而不见。这些面孔他一个也不熟悉，那不过是一组一组的特征罢了，统统都是“它”。由于只对外观有反应，而不是认识某个人，所以他才对谁都没感觉。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脸是他的标志，我们通过这张脸才认识这个人；但皮博士却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概念，他看到的这些都“里外不是人”。
不认识玫瑰和手套
在来皮博士家的路上，我顺道去了一家花店，买了一朵非常贵的红玫瑰，把它别在扣眼上。这时我把花拿下来给他。他接过花，当时的样子不像是一般人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朵花，倒像是从植物学家或形态学家手中拿到一份标本。
错把妻子当帽子（4）
“差不多六英寸长，”他评论说，“有红色的螺旋形状，系着一条绿色的线状物。”
“对。”我鼓励他，“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呢，皮博士？”
“不好说，”他似乎有点困惑，“它缺乏柏拉图多面体的对称性，然而它或许具有更高级的对称形态……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一朵花。”
“应该是？”我反问。
“应该是！”他坚定地回答。
“闻闻看。”我提出建议。他又是一阵错愕，好像我要求他去闻一个高级对称体。但他仍然礼貌地照做了，将花放在鼻子边上。这一刻，他突然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真漂亮！”他赞美着，“初开的玫瑰花，浓郁的芬芳！”然后他开始哼唱：“退色的玫瑰，枯萎的百合……”看来，了解现实不一定非得依靠眼睛，还可以依靠鼻子。
我开始做最后一项测试。时值早春，乍暖还寒。进门时我把大衣与手套都扔在了沙发上。
“这是什么？”我举着手套问他。“我能看仔细点吗？”他从我手里接过手套，像刚才检测那些几何体一样，开始检测这只手套。
“表面平整，”停顿了半天，他才说，“能包住东西，它好像有……”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五个小袋子，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是啊，”我慎重地答道，“你已经描述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是某种容器？”
“对，”我说，“那用来装什么呢？”
“装该装的东西呗！”皮博士一下子笑了，“装什么都行啊。比如说零钱包，装五种大小不同的硬币，也可以是……”
他又开始信口胡说了。我打断他的话：“你不觉得它很眼熟吗？你不觉得它正好能装下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灵光闪现。①

小孩子说不出“表面平整……能包住东西”之类的话，但是任何一个孩子看到手套都能认出来，同时想当然地把它和手联系在一起；皮博士却没有，他觉得那东西很陌生。视觉上，他迷失在一个了无生机的抽象世界里了，毫无疑问，他因缺少视觉上的自我，无法把这世界逼真地呈现出来。他对事物只能略知一二，却无法面面俱到。
像电脑一样的人
在谈到失语症和左脑损伤的病人时，杰克逊说他们失去了“抽象性”与“命题式”的思考能力，并将他们与狗相提并论（或者说，用小狗和失语症患者作比较）。皮博士恰好相反，他就像一台机器。他不仅像电脑一样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更令人诧异的是，他还像电脑一样机械地拆解这个世界，他使用的方法和主要的特征都与电脑一模一样：电脑本身对现实一无所知，只能通过模式化的程序对事物进行识别。
即使做了这么多的实验，我还是不知道皮博士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力是否仍然完整呢？我让他设想，由北门走入某个广场，一路上会经过哪几栋建筑物。结果他列举出的建筑物全都在右手边，左边的一个都没有。接着，我让他想象由南门进入广场。这次他说的也全都在他的右边，恰好是那些刚才漏掉的建筑物；而上次提到的那些建筑物，这次都没说出来。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没有看到这些建筑物。这说明他的左边的确有问题，他视觉上的缺陷不仅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而且同样影响到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
他对内在的高级形象化的事物的反应又如何呢？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全凭想象来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我就询问皮博士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事情。他轻易地说出故事梗概，重点的地方都没有漏掉，但角色的长相、视觉上的情节与场景只字未提；他记得人物的对白，却记不住他们的脸；他可以把很多地方说得几乎一字不差，但对原著的视觉描述却是一片空白，而且他的话里没有真实的感觉、想象和情感。可以推断，他也有内在的失认症。①
错把妻子当帽子（5）
毫无疑问，他的问题在于几种特定的视觉功能缺陷。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几乎丧失殆尽；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却依然存在，弄不好还有所提高。当我和他下棋的时候，他能够轻易地看清棋盘上棋子的移动。实际上，他轻轻松松就把我打败了。
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会下棋，但是他“鲜活的想象力”保存完好。泽特斯基和皮博士就好像人和其镜中影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最可悲的差别是：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屈不挠地摆脱困境，极力想恢复他失去的能力；而皮博士不想做任何努力，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到底谁更可悲，谁更倒霉呢？是知情的人，还是浑然未觉的人呢？
疾病带来的礼物
检查结束后，皮太太招呼我们用餐。餐桌上放着咖啡和一些可口的甜点。皮博士饿坏了，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享用这些点心。他顺手将盘子拉向自己，流畅而富有节奏地吃了这个又吃那个，整套动作如溪水流动一样富有旋律，简直就是一首歌颂美味的圣歌。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巨大的咚咚声。皮博士的动作就这么被打断了，他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吃东西了，脸上一副漠然呆滞的表情，眉头紧锁，眼神迷离地看着餐桌—他不再觉得那是一张摆满美食的桌子。他太太给他倒了点咖啡，浓浓的香味勾住了他的嗅觉，将他拉回现实中来。于是，吃东西的旋律又开始了。
我不禁担忧起来，他的日常起居怎么办？穿衣洗澡上厕所怎么应付？我跟着皮太太走进厨房，想问问皮博士是怎么穿衣服的。“和吃东西的情况一样，”她解释说，“我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来放在固定的位置，他唱着歌就穿上了，没什么问题。他做什么事都唱歌，但是一旦被打断，他就失去头绪了，完全停在那里，衣服变得陌生，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唱，穿衣唱，洗澡唱，做每件事都要唱。要是不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什么都做不了。”
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墙上的画。
“是的，”皮太太说，“他画画和唱歌一样好，每年学校都会展出他的画作。”
我好奇地逛了一圈，发现这些画是按年代排列的。他早期的作品自然写实、生动活泼，而且全部都是工笔画。几年之后，这种画风的作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和偏重于几何、立体的手法。最后这几年的作品简直毫无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只有混乱的线条与斑驳的污点。我对皮太太发表了上述的评论。
“哎呀！医生，你太俗气了！”她惊讶地说，“难道你没看出他艺术风格的成长经历吗？没看出他是如何丢弃早期的现实主义，不断成长为抽象派艺术家的吗？”
“不，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不敢对皮太太这样说，只能自言自语。他的确经历过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阶段，但这并不是由于艺术风格转型，而是因为疾病不断恶化造成的。随着视觉失认症不断恶化，所有的想象和表达能力、对现实和具体事物的感知能力也在逐渐消亡。墙上展示的画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悲哀的神经病病史。
但我想，皮太太是不是也说对了一部分呢？疾病和创作之间，冲突是常有的，但两者也可能巧妙地共存。也许在他的立体主义时期里，艺术创作和疾病同时发展，共同合作，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既然他表现主义的能力不断弱化，想必在抽象主义的想象力上反而有所增强。所以他对线条、花边、轮廓等构图元素越来越敏感，逐渐用毕加索式的风格去观察、描绘，逐渐把抽象的元素纳入图画中。这样一来，表现主义的风格自然不见了……最后的那几幅画恐怕只剩下难以分辨的混沌了。 

错把妻子当帽子（6）
我们回到那间放着贝森朵夫钢琴的大厅。皮博士正哼着曲子，吃着最后一块蛋糕。
“好了，萨克斯医生，”他对我说，“想必你一定觉得我的事情很有趣。你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并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回答，“但我知道哪里没有问题：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音乐是你的生命。如果要我给你开药方的话，那就是不间断的音乐。音乐一直是你的中心，现在，就让他渗透你的生活吧！”
四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他。但我常常想，皮博士处理视觉图像的能力莫名其妙地丧失了，非凡的音乐能力却完好无损，他该怎样理解这个现实世界呢？我觉得，对他而言，音乐已经取代了图像能力。他无法进行形体的想象，却可以读懂肢体的音乐，这也是他的动作和行为如此流畅的原因；一旦内在的音乐停止，他就掉进了一种混乱的静止状态。当然外在世界的音乐如果停止了，也会是这样。①
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音乐是纯意志的表现。如果叔本华见到完全失去对表象世界的感知、只剩下音乐和意志的皮博士，他该多高兴啊！
皮博士的病情日渐严重（他大脑的视觉区有个肿瘤，视觉在不断地退化）。不过谢天谢地，他还能唱歌。皮博士就这样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并以音乐传授学生，度过他的一生。
后记
皮博士认不出手套为何物，这种失能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很明显，他虽然能作出大量认知性的假设，但始终不会作出判断。人类的判断力是直觉的、个性化的、广泛的、具体的。我们能够辨别存在的事物，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与自身存在关系，而这正是皮博士欠缺的地方（虽然在其他领域，他的判断能力敏捷而准确）。是不是由于缺乏视觉信息，或者视觉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呢（古典的结构神经学可能对此有过解释）？还是皮博士的神经信号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不能把自己见到的东西联系起来？
各种解释或解释模式之间既不排斥，也不矛盾，虽然角度不同，但它们能共存且都是对的。不管以直接还是间接方式，古典神经学都承认了这一事实：麦克雷发现缺陷结构，即视觉运作的过程与整合存在缺陷，这样解释不够充分，但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戈尔德施泰因谈到“抽象态度”时直接引述了该观点。但这种经过分门别类的“抽象态度”之说还是不能把皮博士的问题说清楚，准确地说，不能明确揭示出他整体判断力的丧失的原因。事实上，除了“抽象态度”以外，皮博士一无所有；也正是这种荒谬的“抽象态度”让他什么都不认识，谁都认不出来，严重地丧失了判断能力。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神经学与心理学谈到过很多问题，唯独没有提及判断力，而判断力的崩溃恰恰是造成神经心理失调的根本原因（皮博士的案例比较特殊，更常见的是科萨科夫额叶综合征，参见第十二、十三章）。判断力与身份辨认的能力总是最先受损，但神经心理学却只字不提。
然而不管是康德的哲学理论，还是经验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都认为判断力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无论动物还是人，没有“抽象态度”也能好好地活着，但一旦失去判断力就会迅速走向灭亡。判断力是高级生命和智商的第一要件，但机械的古典神经学却忽视它、曲解它。如果追溯这些悖论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自从神经病学创立之初就已发端，随着神经病学的发展，这些悖论就一直存在并越来越明显。和古典物理学一样，古典神经学也十分机械化，从杰克逊的机械模拟到如今的电脑模拟都能证明这一点。

错把妻子当帽子（7）
不可否认，人脑就像一部机器或一台电脑，古典神经病学中提到的观念也没有错，但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心智”，不仅具有抽象化和机械性的特点，还非常人性化：它不仅能够分辨、归类，还能不断感觉和判断。人一旦丧失心智功能，就会像电脑一样，皮博士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如果把某个人的感觉与判断功能删除，那他就彻头彻尾地成了第二个“皮博士”，再也不能认识具体的客观事物了。
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趣又吓人的类推，可以发现，当代的认知神经学、认知心理学面临的问题，和可怜的皮博士遭遇的困境再相似不过了！我们需要具体客观的现实，皮博士也是；我们的认知科学忽视的地方，也恰恰是皮博士的盲区；和皮博士一样，我们的认知科学本身也患有失认症。不过，皮博士的案例倒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如果某项科学回避判断（特别是关于个人方面的）并且缺乏人性化，一味地抽象化、程序化，后果将会多么可怕。
无论是为了进行观察和研究，还是为了找出真正的病因，我都该对皮博士的案例进行后续追踪。然而受到环境的限制，这件事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医生们都不愿摊上疑难杂症，特别是像皮博士这样的怪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1956年的《脑》杂志上发现一篇非常类似的详细病例，这个发现让我欣喜若狂，也松了口气。从神经心理学与现象学来讲，两个病例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相同），但是根本的病因（严重的脑损伤）和个人环境则全然不同。该案例的作者认为，他们这个发现“在神经病史上是首例”。显然，他们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发现惊奇不已。① 在这里，我对该案例只作部分引述，并作了简单的修改，有兴趣的读者请直接参阅麦克雷和特罗雷1956年的最初报告。
该患者是一个年轻人，年仅三十二岁。他曾经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三个星期不省人事。“……他抱怨说失去了识别面孔的能力，连他的妻子、儿女都认不出来。”他对每个面孔都感到陌生，唯独记得三张脸，这三张脸都是他的同事的：一个人的眼睛眨个不停，另一个的脸颊上有颗很大的痣，第三个则是因为“他又高又瘦，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麦克雷和特罗雷特别提到，病人只有通过这些典型的特征才能认出他们三个。和皮博士类似的地方还有，他常常通过声音来分辨身边的人。
麦克雷和特罗雷曾经详细描述，这个年轻人甚至连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在康复的初期，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怀疑那张瞪着他看的脸是不是自己的，虽然他也知道那张脸肯定不是别人的。有好几次，他扮鬼脸、吐舌头，说‘就是想确认一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瞄一眼就知道’，而是要小心翼翼地研究镜子里的脸，然后慢慢地想起来。他凭借头发、脸部的轮廓和左脸的两颗小黑痣来辨别自己。”
他常常不能一眼认出东西来，但可以先找到一两个特征，然后猜测，当然偶尔会错得离谱。作者特别提到，他识别有生命的物体时相当吃力。
然而辨识简单形象化的物体，比如剪刀、手表、钥匙等等时，他却从不出错。麦克雷和特罗雷还曾经提到：“他对地形的记忆有点奇怪。他可以找到从家里到医院的路，但是说不出途中经过的街名（与皮博士不同的是，他还有轻微的失语症），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
显而易见，他对人物的视觉记忆，即使是那些车祸发生前所熟悉的人物的记忆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行为记忆（或特定的习惯行为）依然保留完好，但人物的面孔和外表却忘得一干二净。经过仔细的探寻，专家发现，他梦里面的视觉影像也消失了。和皮博士一样，这位患者不仅丧失了视觉认识能力，还完全失去了视觉想象力与记忆力等视觉重现最基本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具体能力）。
最后，还要说一件有趣的事。皮博士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麦克雷的病人也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他索性让妻子找个标记，最好是“……一件显眼的衣物，比如一顶帽子”。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1）
想明了记忆在我们此生中有何等地位，那么请让你的记忆流失，哪怕只是零星片断的缺失。失去记忆的生活不能称之为生活……记忆让我们思想连贯、明白事理、产生情感，也是我们行动的原动力。没有它，我们将一无所有……（我只能无力地等待，看着它把一辈子的生活化为乌有，就像我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路易斯·布努艾尔②
这段感情深沉而又骇人听闻的话语出自布努艾尔的*，他的话使人想到临床、实用、存在以及哲学等都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大部分记忆，忘记了自己的过去，甚至记不起早上做过什么，这个人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会处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随即使我想起一个曾经诊视过的病人，他是诠释这句话的最好例证。他叫吉米·格林，1975年年初住进纽约的“老人之家①”。他看起来英俊聪明，但是记性很不好。他的转院记录较隐晦：不能自理，精神错乱，思想怪异，没有判断能力。


“当然，”他表示配合，“悉听尊便。”
智力测试显示出他反应迅速、观察敏锐、逻辑清晰。即使很复杂的问题也难不住他—当然，前提是这道题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果需要很长时间，他会中途忘掉自己在干什么。他下井子棋和西洋棋称得上快、准、狠，能够很轻松地赢我；但是下象棋就输得一塌糊涂，原因是每走一步需要很长时间。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3）
深入研究他的记忆时，我发现他的短时记忆丧失得实在是太快了，给他看过的东西、说过的事情，过不了几秒钟就可能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把我的手表、领带以及眼镜摆在桌子上让他记，然后盖住这些东西开始和他闲聊。一分钟之后，我问他我盖住了哪些东西，他竟然一个也记不起来了，连我让他记住东西的这件事也给忘了。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这一次我特意让他写下这三件物品的名字，结果最后他还是忘了。当我把他写的那张纸拿给他看时，他很惊讶，说不记得刚才写过什么东西；但是他承认那是他的笔迹，随即想起似乎是有那么一件事。
他有的时候会保留些许的记忆，比如一些模糊的片段或者熟悉的感觉。我和他下棋之后的五分钟里，他能够记起“不久前”有个医生和他下过棋，但是这个“不久前”是几分钟前还是几个月前，他就不知道了。停了一会儿，他会对我说：“这个人是你吧？”当我承认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开心。他这种说不清的开心和无所谓的态度也很有特点。当我问起现在的时节，他马上会东张西望，寻找线索来回答我。我悄悄地拿走放在桌子上的台历，他就朝窗户外面张望，以略估现在的时节。
看起来，他不像是记不住东西，倒像是记过之后再也找不着自己记在哪里了，而且这些记忆经常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之内就消失了，当他注意力分散或受到外界干扰时，这种特点会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他的智力和感知依然出色。
总是活在过去
吉米的理科知识很丰富，都可以和数学与科技的专业人士媲美了。无论是初等数学还是高等数学，只要是计算方面的问题都难不倒他。当然，前提是这些题目可以很快被解出来；如果这道题步骤烦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涉及很多变量，他就会忘记做到哪儿了，甚至会连题目一起忘掉。他还知道各种化学元素，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画出元素周期表—但是表上没有铀之后的元素。
“都画全了吗？”他画完之后我问他。
“画完了，这是我知道的最新的元素周期表。”
“铀以后的元素你一个都不知道吗？”
“你在开玩笑吧？表上只有九十二个元素啊，而且铀是最后一个。”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翻出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放在桌上。“给我讲讲行星。”我说，“还有它们的相关资料。”他毫不犹豫，充满自信地给我讲述行星的事—它们的名字，已有的发现，与太阳的距离，大约的质量、特性以及重力。
“这是什么？”我指着杂志上的一幅照片问他。
“月亮。”他回答。
“不是，它不是月亮。”我说，“这是从月亮上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医生，你在开玩笑吧！必须有人把照相机带到月亮上才行！”
“没错啊。”
“嘿！真能吹—人怎么可能跑到月球上去呢？”
除非是超级演员或者超级骗子，否则没人能把那种吃惊的样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所以，这一幕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他仍然活在过去。他的言谈、他的感受、他天真的好奇心，以及他为弄明白眼前事而作的努力，都像是一个40年代的年轻人，正在琢磨着还未发生却又难以想象的事情。“和其他事情相比较，”我在笔记中写道，“这件事情让我确定，他的记忆在1945年左右就中断了。”我拿给他看的、告诉他的事情，足以让一个生活在“斯普特尼”号卫星①发射之前那个年代的小伙子大吃一惊了。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4）
我在杂志里看到另外一张照片，于是把它推到吉米面前。
“这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说，“相当新式的设计，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呢。”
“它叫什么名字呢？”我问。
他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然后很困惑地说：“尼米兹号！”
“有什么问题吗？”
“见鬼了！”他很激动地说，“所有航母的名字我都知道，可从没听说有个叫尼米兹的啊……的确有个海军上将叫尼米兹，但是我从没听说有航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很气愤，把杂志摔在地上。
生活在记忆的片断
接二连三的反常事件产生了负面效应，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他开始显得失魂落魄、急躁焦虑起来。无心的发问把他推向了惶恐不安的境地，于是我停止了谈话，再次把他带到窗前，俯视下面洒满阳光的棒球场。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开始放松，慢慢把尼米兹号、卫星照片以及令他惶恐的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棒球比赛的观看之中。不久，美味的饭香从餐厅里飘过来，他舔舔嘴唇，说了声：“开饭啦！”然后径自离开了。
此刻的我百感交集，想到他的生命将这样混混沌沌地耗尽，我就感到揪心的痛。
“可以这样认为，”我在笔记中写道，“他仅仅活在记忆中的一个片段里，其他的记忆要么找不到了，要么根本就是空白……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被卡在一个个不断变幻却又毫无意义的瞬间。”接着又写了些例行记录：“其他的神经系统检查项目完全正常。我认为，很有可能是科萨科夫综合征，由于受到酒精的过度刺激，脑间的*状体严重退化。”我的笔记既有事实描述，又有观察记录，我把它们都作了仔细的整理和归类。这期间我不断思考，这样的病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差，我们还能说他“存活于世”吗？
在作笔记的时候，我一直迷信般地思考有关“魂飞魄散”的问题，思考人的记忆为什么会有连贯性，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吉米失去了根，把一切记忆都寄托于那虚幻而遥远的过去。
“只要把记忆连接起来就好了。”但是他该怎样连接？我们又该怎样帮他连接？如果不连接起来，他以后的生活会怎样？“我敢断言，”休谟①曾经写道，“我们只不过是各种知觉的集合体，这些知觉以让人无法想象的速度不停地运转，从而成就了所谓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吉米就已经退化成“休谟式”的人了。我不禁想，要是休谟看到一个支离破碎、变幻莫测的人—比方说看到了吉米，发现自己的哲学理论有了活生生的例子，他该会多高兴啊！

时间终结在1945
也许我能够从医学文献中找到一些建议和帮助—那是一篇大部分用俄文撰写的文献资料，科萨科夫在该篇文章中首次对失忆症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研究。此外就是卢瑞亚的《记忆神经心理学》（此书在我认识吉米一年后才出现译本）。科萨科夫在1887年写道：
受到影响的只有短时记忆，对短期发生的事情的印象迅速消失。然而，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产生的印象却能适度地回忆起来。由此看来，病人的能力、机敏的反应和丰富的想象并没受到影响。
科萨科夫研究成果卓著，但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对此研究得最深入最杰出的人物当属卢瑞亚。卢瑞亚把他的科学成果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以引起大家对失忆症患者的同情。“我们常常看到，病人的思维是混乱的，他们甚至不能把经历过的事情按时间顺序排列。”他写道，“最后，他们会失去时间感，活在孤独的记忆片段里。”而且，如卢瑞亚所说，记忆丧失的时间范围会向前扩散，“严重的时候，很久以前的记忆也会受到影响。”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5）
本书提到的卢瑞亚的病人，大多有严重的脑肿瘤，这种病的影响和科萨科夫综合征对人记忆的影响是一样的；但这种病会慢慢扩散，且经常伴有生命危险。卢瑞亚没有记录纯粹的科萨科夫症病例，科萨科夫却曾经对此有过细致讲述：脑间的*状体虽然体积微小，但作用很大。当受到酒精的过度刺激时，患者的*状体内部的神经细胞会遭到破坏，而大脑的其他部分依然保持完好。所以，卢瑞亚对病例没有作长期追踪。
吉米的记忆从1945年开始突然中断，起初，我怎么也想不通，甚至觉得没有可能，但是，那个时间点，那段日子却又如此突出，如此显而易见。我在随后的笔记中写道：
他的记忆中有大片空白。我也不知道那时以及之后他都经历过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些失去的记忆找回来—要么从他哥哥那里，要么从海军那里，要么从他以前住过的医院那里。有没有可能他当时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或者在战争中受到重大的脑部或情感刺激，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他没有患上这种病之前，战争岁月是不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呢？①
都是酗酒惹的祸
我们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EEG、脑部扫描等），发现他的大脑没有大面积的损伤。当然，这些检测是不能查出脑间*状体的萎缩情况的。海军给我们发来的报告说，吉米是1965年退役的，服役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接着，我们从贝尔维医院翻出一份早已破损不堪的简短报告，其签署日期是1971年。报告中写到他“完全没有辨别能力……酒精的过度刺激引发了严重的脑组织综合征”（肝硬化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离开贝尔维医院，他被送到一个名叫“护士之家”的地方。那里地处农村，环境恶劣，条件极差，缺衣少食。他直到1975年才被“解救”出来。
我们找到他的哥哥，就是吉米常常挂在嘴边的、在会计学院上学，并和一个俄勒冈州的姑娘订婚的人。事实上，他哥哥早就和那个姑娘结婚了，不仅当了爸爸，还当了爷爷，从事会计工作都有三十多年了。
我们本以为能够从他哥哥那里打听到一些有关吉米的信息，结果只是收到一封简略客套的信。读这封信时，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猜测到，1943年这兄弟俩就分开了，之后基本没见过面。一部分原因是环境与职业的差别，主要还是脾气不合。看起来吉米一直没过上稳定的生活，他又是个乐天派，没事就自己去喝喝小酒。他哥哥觉得，军旅生活有其固定的作息，所以真正出问题是在1965年吉米退役以后。吉米不再工作，忽然失去了习惯性的作息与依靠，逐渐变得“失魂落魄”，并开始酗酒。6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科萨科夫综合征开始发作，他的记忆也开始受到损伤，但那时还不至于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开始，他酗酒越来越严重。
吉米的哥哥事后得知，就在那年的圣诞夜前后，吉米突然性情大变。他变得精神错乱，极易亢奋，也就是那时候被送到贝尔维医院的。之后的一个月里，异常兴奋与精神错乱的现象逐渐消失，转而又患上了严重而奇怪的记忆丧失症，用医学术语来讲，叫“失忆症”。这时，他哥哥来探望他了。兄弟俩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但是让哥哥感到震惊的是，弟弟不仅不认识他，还说：“别开玩笑了，你老得都可以做我爸爸了。我哥哥很年轻的，还在念会计学校呢。”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6）
当我收到这些资料，就更搞不懂了，为什么吉米不记得他海军生涯后几年的日子？为什么直到1970年才开始失忆？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这种病人会有逆行性失忆症。“我越来越怀疑，”那时我这样写着，“他的病和歇斯底里症或者间歇性失忆症有关。还是在逃避一些痛苦的记忆？”我建议他去看精神病医生。医生的报告深入而又详细。检查的内容包括一项阿米妥钠测试，用以释放出所有可能被压抑的记忆。那位医生还尝试催眠吉米，以此来诱导出被歇斯底里症压抑的记忆。催眠对歇斯底里型失忆症有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吉米没有被成功催眠，这项测试失败了。原因不是吉米“抗拒”，而是他的失忆症太严重，以至于忘记了催眠师在说什么。任职于波士顿荣民医院失忆症病房的诃莫诺夫医生也有同样的经历。他的感觉是，这绝对是科萨科夫综合征病人的特征，而歇斯底里失忆症没有这个症状。
精神病医生写道：“我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有歇斯底里症或者假装有缺陷。他既没有造假的本事，也没有造假的动机，他的失忆症是生理上的，且永远不能治愈。”但是对于长时间的记忆还存在这件事，仍然无法解释。而且她觉得吉米的问题“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着急……也没什么有效方案”。她觉得无从下手，爱莫能助。
此时此刻，排除了其他诸如情感或器官因素的干扰，确诊吉米患了纯粹的科萨科夫综合征之后，我写信给卢瑞亚，询问他的看法。他在回信中提到一位名叫贝尔的病人，这位患者丧失了过去十年的记忆。至于这类逆行性失忆症为什么不能回溯到十年以前甚至一生，他也找不出原因。“……我只能无力地等待，看着它把一辈子的生活化为乌有，就像我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但是不知为何，吉米的失忆症只回溯到1945年就突然停住了。偶尔，他也能够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也只是些无序的小片段。有一次，他看到报纸标题有“卫星”二字，马上回忆起自己曾在一艘名叫“切萨皮克湾”的船上参加过卫星追踪计划。这一小段记忆应该发生在60年代早期或中期。但从实际观察来说，他的记忆切断点应该在50年代中期或后期。之后的记忆便断断续续，支离破碎。这是1975年时他的情况，九年之后他依旧是这样。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无药可救。”卢瑞亚写道，“像这种病人，本着真心，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想恢复他的记忆是没希望了。”但是记忆不是人的唯一要素，人有感情，有意志，有触觉，有道德—这些都是神经学专家无法表达的东西。也许只有抛开常规心理学的范畴，才有可能找到方法来改变病人。“与我所在的诊所和科研机构不同的是，你工作的‘老人之家’是微型的社会，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神经心理学范畴内，你可能无计可施；但是如果进入个人空间，你也许大有可为。”

好吧，估计也没人看

建筑师退散。再过来砍了。砍死你我会伤心的。
砍砍砍，好欢乐。
耶。

渴望MARK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