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个方案的提出是在天启五年左右的时间，背景是这样，最早自萨尔浒之战开始，到孙承宗首度督师之前，实际上就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军队参与辽东的战斗。到了孙承宗，又大量的积聚全国各地的强兵，包括善战的浙兵（戚继光征兵的主要兵源地），广西黔兵（广西闻名天下的狼兵），川兵（白杆子兵，到现代战争，川军仍然是我国最强兵源之一），还有粤兵，湘兵，闽兵，登（登莱）兵等等。
这，就是后来关宁铁骑（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称之为关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后来的关宁军不象孙承宗那么迷信全国客军，而是参杂了大量的辽兵，甚至还有蒙古兵，叛军组成的兵营，而且也把孙承宗的车营为主，改成了骑兵为主。
征集全国的兵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钱！！！
自萨尔浒以来，万历和泰昌两朝（万历四十六年到泰昌元年1620年12月）就花掉了两千万两白银，当然，那是战争状态，多花点钱似乎说的过去。但是天启年间的每一年，辽东都花费了六百多万，逼近七百万两。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供应客军的军费。
○户部尚书李汝华条辽饷之数，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止，共发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两零，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发银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两，总计发银之款二千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熹宗实录卷五》
我们知道关宁军的标准是1.4两每兵每月，还有一斛米。这算下来，每兵一年的花费就超过了二十两，加上军粮运输费，以孙承宗十一万多的兵源算，这已经超过了一半的费用。另外还有战马，器械，以及其它军需，还有，筑城的费用（这方面的费用其实都不多，因为主要的劳力都是由本来拱卫京师的班军完成的，而班军的费用仅需要盐菜银，其它由当地支出）。另外，还有东江镇的支出也包括在内。
所以，新饷（辽饷加上杂项收入）每年只征收到五六百万，辽东的费用就不堪重负了。到了天启四五年左右，就有很多人提出”以辽人守辽土“，虽然也提了很多其它的好处，但是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客军”的征召所需要的费用。
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辽宁大学史系孙文良_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治亭)
以辽人为兵。随着明与后金交战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动则用兵二十万，或三十万，都从全国各地调兵，往往调兵不足，常常就近从陕西、山西、甘肃等防蒙古的北部边防军中抽调到辽东“援辽”，致使北部边防空虚，这实际是拆东墙补西墙，顾此失彼。袁崇焕指出，从外省调募之兵不但不能“援辽”，反而扰乱辽人，遭到当地百姓的痛恨。从历次实践效果来看，这些“援辽”之兵多不能战斗。例如，“南兵（指长江以南）脆弱，西兵（指山、陕、甘等地）善逃。”他主张“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65]巡关御史梁梦环视警关外后也认为“辽人生长本地，习知东奴举动，凡遇入寇，绝无惧色，但得坚甲利刃壮马，无不争先杀贼，以雪祖父之愤。”[66]袁崇焕表示，防御兵力以辽人守土，只须六万，兵虽少，仍然能发挥多种作用，即“且守且战，且筑且屯”，足食足兵，“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67]天启四年（1624）四月，他在给熹宗的奏疏中又说：“复辽地而聚辽人为守，善远求难致之兵，何如近取回乡之众，此不肖为聚兵计也。”他要求将外省兵撤回，“即招辽人以镇之”，此事关系至大，“而刻不容缓也。”[68]御史汪若极赞成这一措施，建议从辽民中选拔身体壮健的人，“给以衣粮，训练有方，人人皆为劲卒，即以分驻卫镇。”[69]熹宗在袁崇焕的奏本上批道：“自有辽事以来，调发援兵无利于辽，反虚各边武备。这本说撤回客兵，即招辽人填补，诚为两利。”[70]正式表明朝廷批准实行。
[65]~[70]《明熹宗实录》卷63\70\73\72\73
能不能省呢？
可以，但是很难。
明代的军事结构，是朱元璋定下的，以军屯为主体，分成各个军户所。腹地三七，守军三成，屯军七成，以屯军的收入收种粒供应守军，边城二八。大体如此。所以朱元璋很自豪的说过，“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钱”。
但是这个军制呢，具有先天不足，种粒的征收，很多时候并不能足量供应守军，而且后来越收越少，自洪武朝开始，就又打了一个补丁，就是“开中法”，让商人给守军供应军需，然后换取盐引，达到可以民间贩盐的权利。
再后来，“开中法”又不足了，原因是很多朝臣利用权力中饱私囊，盐引乱发，“窝占”不止。开中法也不行了，于是开始有了“年例”，就是直接从太仓拔银给急需的九边，用来买粮供应军需。
再接着，就开始在原来军户制和世军制的基础上，大量实行了募兵制。
所以，明代的军制到了明末，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从军需上来说，军屯仍然存在，由于数百年来的侵占，抛荒等原因，供应不了多少军需。开中法也在实行，也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每年朝廷往九边输送的银子不少，而且越来越多，从嘉靖年间的几十万两一年，到崇祯年间，达到四百万两一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往外地派兵，那本地不承担派兵费用，而是由朝廷或者当地承担。也就是说，赴外地作战的兵，不仅本地的收入没增加，而且要额外的支付费用，这种兵，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客兵”。
客兵费用的增加标准，也是各种名目不断的往上增加，到了崇祯年间，这种费用的名目包括但不限于，安家银，衣装银，器械银，行道粮，驻粮，盐菜银，窝铺银，官员廪饩花红银，车船银，脚价银等等等等。
到了袁崇焕上任，调整了辽东的费用，核算崇祯元年开始（袁崇焕崇祯元年八月初一才到任），到崇祯元年十二月，也就是元年一整年的费用，一共是584万两，其中扣除天启七年应该支付的欠款，实际费用是513万两（包括增加了近六万匹战马的所有费用）。然后，又提出崇祯二年整年只要480万两就足以支付辽东费用，包括增加的东江费用在内（注意，东江费用的增加，是增加崇祯元年核定后的35万两增加到43万两，不是在毛文龙百万粮饷的基础上增加的，定义不要搞错）。
已巳之变以后，袁崇焕被逮遭磔，崇祯片面的增加蓟镇的防卫，甚至又开始大量征召全国客军，再一次致使辽东军费大量增加，这其中最重要的支出，就是客军的费用。而且，此时的客军费用，增加到了甚至每兵每月达到四五两的夸张程度。以致于户部抱怨，这些兵什么钱都要户部给，他们难道是光着身子来的吗？
《度支奏议.新饷司.覆浙江援兵支费行粮安家等项疏》（崇祯三年十二月）
夫行者裹粮，各官八十四员之廪饩心红等项，共银九百一十八两四钱（918.4两）零。兵丁四千九百八（4908）名，每名给行粮三箇月，各一两八钱（1.8两），又念其远戍也，复加给行粮各一两五钱（1.5两），二项官兵共用一万五千五十三两四钱（15053两），取足于新饷银两，似也至于各军应得月粮在本省存留饷额之内，非因入援而始给也。以三月计之，用过新饷者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二两六钱五分（13372.65两），而本来之额饷作何支销，殊臣所不解也。夫行月兼支者，各以三越月，非以供官兵之路费乎？今各官之路费多者五六十两，即少者亦十余两，各兵有三两、五两者，共用过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两三钱（15443.3两），岂行粮是资斧之具，而路费非道途之需也，又何以說焉？既有月粮矣，又加增行粮矣，又有路费矣，而船价车价又共用银二千六百三十一两三钱（2631.3两）之费，似属□糜查入援之旅，即在伍之兵，非若新募者一一仰给于官府也。况浙省去都门亦不辽远，每兵又与安家六两（1123页）、八两，共用过银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五两（36225两），至于盔甲、衣绵、军器、旗帜等项一一取给正饷，共该银八千一百九十二两（8192两）余，岂平昔无事，俨然列伍者裸体空拳，至启行而始整顿乎？如抚院之犒赏，将官之买马，祭祀等费，共用银二千八百一十两四钱五分（2810.45两），俱毫无措处，而悉用正项，合计动支臣部者共有九万四千六百余两（94600余两）。夫援兵多用一分，则蓟辽之新兵便少一分，揣时度事，于势亦有不能，若必尽拂其请，恐该抚按因公受累，又不能为无米之炊也。
另外，再说一件事，已巳之后，蓟镇的兵不仅全国征召客军，还从关外向关内侧重，所以孙承宗再度督师的时候，实际权力其实没有袁崇焕那么大。
还有，蓟镇也召新兵，而且新兵要从陕、晋征召，费用是每兵1.5两（没有粮），是的，你没看错，关宁军才1.4两。
再有，因为刚开始孙承宗也帮着东江向朝廷要粮要饷，之后户部干脆把东江原定的两万八（被袁崇焕重新定为一万八），调一万到关宁（实际有没有调兵，就不得而知了），然后调降了东江标准，东江军的标准，从袁崇焕把0.7两提升的1.4两，又变成1.1两。再后来，又由于东江的粮饷取自山东，又任命了登莱巡抚，下辖东江（原来东江是直属辽东督师下辖），登莱巡抚从余大成到孙元化，都没处理好（这中间也出现过田弘遇参与东江运输等事件），再然后，就发生了吴桥兵变。
所以，我个人认为，“辽人守辽土”，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正确的体制，他完全不能抛开明朝的军事体制，也无法全面改动孙承宗大力倡导的客军强军作战方针。只能在这两种基础和背景下，不得已，但接近最优解的补丁式作法。
这个方案的提出是在天启五年左右的时间，背景是这样，最早自萨尔浒之战开始，到孙承宗首度督师之前，实际上就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军队参与辽东的战斗。到了孙承宗，又大量的积聚全国各地的强兵，包括善战的浙兵（戚继光征兵的主要兵源地），广西黔兵（广西闻名天下的狼兵），川兵（白杆子兵，到现代战争，川军仍然是我国最强兵源之一），还有粤兵，湘兵，闽兵，登（登莱）兵等等。
这，就是后来关宁铁骑（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称之为关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后来的关宁军不象孙承宗那么迷信全国客军，而是参杂了大量的辽兵，甚至还有蒙古兵，叛军组成的兵营，而且也把孙承宗的车营为主，改成了骑兵为主。
征集全国的兵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钱！！！
自萨尔浒以来，万历和泰昌两朝（万历四十六年到泰昌元年1620年12月）就花掉了两千万两白银，当然，那是战争状态，多花点钱似乎说的过去。但是天启年间的每一年，辽东都花费了六百多万，逼近七百万两。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供应客军的军费。
○户部尚书李汝华条辽饷之数，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止，共发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两零，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发银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两，总计发银之款二千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熹宗实录卷五》
我们知道关宁军的标准是1.4两每兵每月，还有一斛米。这算下来，每兵一年的花费就超过了二十两，加上军粮运输费，以孙承宗十一万多的兵源算，这已经超过了一半的费用。另外还有战马，器械，以及其它军需，还有，筑城的费用（这方面的费用其实都不多，因为主要的劳力都是由本来拱卫京师的班军完成的，而班军的费用仅需要盐菜银，其它由当地支出）。另外，还有东江镇的支出也包括在内。
所以，新饷（辽饷加上杂项收入）每年只征收到五六百万，辽东的费用就不堪重负了。到了天启四五年左右，就有很多人提出”以辽人守辽土“，虽然也提了很多其它的好处，但是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客军”的征召所需要的费用。
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辽宁大学史系孙文良_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治亭)
以辽人为兵。随着明与后金交战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动则用兵二十万，或三十万，都从全国各地调兵，往往调兵不足，常常就近从陕西、山西、甘肃等防蒙古的北部边防军中抽调到辽东“援辽”，致使北部边防空虚，这实际是拆东墙补西墙，顾此失彼。袁崇焕指出，从外省调募之兵不但不能“援辽”，反而扰乱辽人，遭到当地百姓的痛恨。从历次实践效果来看，这些“援辽”之兵多不能战斗。例如，“南兵（指长江以南）脆弱，西兵（指山、陕、甘等地）善逃。”他主张“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65]巡关御史梁梦环视警关外后也认为“辽人生长本地，习知东奴举动，凡遇入寇，绝无惧色，但得坚甲利刃壮马，无不争先杀贼，以雪祖父之愤。”[66]袁崇焕表示，防御兵力以辽人守土，只须六万，兵虽少，仍然能发挥多种作用，即“且守且战，且筑且屯”，足食足兵，“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67]天启四年（1624）四月，他在给熹宗的奏疏中又说：“复辽地而聚辽人为守，善远求难致之兵，何如近取回乡之众，此不肖为聚兵计也。”他要求将外省兵撤回，“即招辽人以镇之”，此事关系至大，“而刻不容缓也。”[68]御史汪若极赞成这一措施，建议从辽民中选拔身体壮健的人，“给以衣粮，训练有方，人人皆为劲卒，即以分驻卫镇。”[69]熹宗在袁崇焕的奏本上批道：“自有辽事以来，调发援兵无利于辽，反虚各边武备。这本说撤回客兵，即招辽人填补，诚为两利。”[70]正式表明朝廷批准实行。
[65]~[70]《明熹宗实录》卷63\70\73\72\73
能不能省呢？
可以，但是很难。
明代的军事结构，是朱元璋定下的，以军屯为主体，分成各个军户所。腹地三七，守军三成，屯军七成，以屯军的收入收种粒供应守军，边城二八。大体如此。所以朱元璋很自豪的说过，“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钱”。
但是这个军制呢，具有先天不足，种粒的征收，很多时候并不能足量供应守军，而且后来越收越少，自洪武朝开始，就又打了一个补丁，就是“开中法”，让商人给守军供应军需，然后换取盐引，达到可以民间贩盐的权利。
再后来，“开中法”又不足了，原因是很多朝臣利用权力中饱私囊，盐引乱发，“窝占”不止。开中法也不行了，于是开始有了“年例”，就是直接从太仓拔银给急需的九边，用来买粮供应军需。
再接着，就开始在原来军户制和世军制的基础上，大量实行了募兵制。
所以，明代的军制到了明末，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从军需上来说，军屯仍然存在，由于数百年来的侵占，抛荒等原因，供应不了多少军需。开中法也在实行，也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每年朝廷往九边输送的银子不少，而且越来越多，从嘉靖年间的几十万两一年，到崇祯年间，达到四百万两一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往外地派兵，那本地不承担派兵费用，而是由朝廷或者当地承担。也就是说，赴外地作战的兵，不仅本地的收入没增加，而且要额外的支付费用，这种兵，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客兵”。
客兵费用的增加标准，也是各种名目不断的往上增加，到了崇祯年间，这种费用的名目包括但不限于，安家银，衣装银，器械银，行道粮，驻粮，盐菜银，窝铺银，官员廪饩花红银，车船银，脚价银等等等等。
到了袁崇焕上任，调整了辽东的费用，核算崇祯元年开始（袁崇焕崇祯元年八月初一才到任），到崇祯元年十二月，也就是元年一整年的费用，一共是584万两，其中扣除天启七年应该支付的欠款，实际费用是513万两（包括增加了近六万匹战马的所有费用）。然后，又提出崇祯二年整年只要480万两就足以支付辽东费用，包括增加的东江费用在内（注意，东江费用的增加，是增加崇祯元年核定后的35万两增加到43万两，不是在毛文龙百万粮饷的基础上增加的，定义不要搞错）。
已巳之变以后，袁崇焕被逮遭磔，崇祯片面的增加蓟镇的防卫，甚至又开始大量征召全国客军，再一次致使辽东军费大量增加，这其中最重要的支出，就是客军的费用。而且，此时的客军费用，增加到了甚至每兵每月达到四五两的夸张程度。以致于户部抱怨，这些兵什么钱都要户部给，他们难道是光着身子来的吗？
《度支奏议.新饷司.覆浙江援兵支费行粮安家等项疏》（崇祯三年十二月）
夫行者裹粮，各官八十四员之廪饩心红等项，共银九百一十八两四钱（918.4两）零。兵丁四千九百八（4908）名，每名给行粮三箇月，各一两八钱（1.8两），又念其远戍也，复加给行粮各一两五钱（1.5两），二项官兵共用一万五千五十三两四钱（15053两），取足于新饷银两，似也至于各军应得月粮在本省存留饷额之内，非因入援而始给也。以三月计之，用过新饷者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二两六钱五分（13372.65两），而本来之额饷作何支销，殊臣所不解也。夫行月兼支者，各以三越月，非以供官兵之路费乎？今各官之路费多者五六十两，即少者亦十余两，各兵有三两、五两者，共用过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两三钱（15443.3两），岂行粮是资斧之具，而路费非道途之需也，又何以說焉？既有月粮矣，又加增行粮矣，又有路费矣，而船价车价又共用银二千六百三十一两三钱（2631.3两）之费，似属□糜查入援之旅，即在伍之兵，非若新募者一一仰给于官府也。况浙省去都门亦不辽远，每兵又与安家六两（1123页）、八两，共用过银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五两（36225两），至于盔甲、衣绵、军器、旗帜等项一一取给正饷，共该银八千一百九十二两（8192两）余，岂平昔无事，俨然列伍者裸体空拳，至启行而始整顿乎？如抚院之犒赏，将官之买马，祭祀等费，共用银二千八百一十两四钱五分（2810.45两），俱毫无措处，而悉用正项，合计动支臣部者共有九万四千六百余两（94600余两）。夫援兵多用一分，则蓟辽之新兵便少一分，揣时度事，于势亦有不能，若必尽拂其请，恐该抚按因公受累，又不能为无米之炊也。
另外，再说一件事，已巳之后，蓟镇的兵不仅全国征召客军，还从关外向关内侧重，所以孙承宗再度督师的时候，实际权力其实没有袁崇焕那么大。
还有，蓟镇也召新兵，而且新兵要从陕、晋征召，费用是每兵1.5两（没有粮），是的，你没看错，关宁军才1.4两。
再有，因为刚开始孙承宗也帮着东江向朝廷要粮要饷，之后户部干脆把东江原定的两万八（被袁崇焕重新定为一万八），调一万到关宁（实际有没有调兵，就不得而知了），然后调降了东江标准，东江军的标准，从袁崇焕把0.7两提升的1.4两，又变成1.1两。再后来，又由于东江的粮饷取自山东，又任命了登莱巡抚，下辖东江（原来东江是直属辽东督师下辖），登莱巡抚从余大成到孙元化，都没处理好（这中间也出现过田弘遇参与东江运输等事件），再然后，就发生了吴桥兵变。
所以，我个人认为，“辽人守辽土”，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正确的体制，他完全不能抛开明朝的军事体制，也无法全面改动孙承宗大力倡导的客军强军作战方针。只能在这两种基础和背景下，不得已，但接近最优解的补丁式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