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察合台的卒年为1242年，很可能是在1242年的年中，比窝阔台晚去世七个月。察合台卒年的确定有助于厘清14世纪史学巨著《史集》各主要抄本编写、修订的先后关系。察合台的驻地忽牙思在今新疆霍城县克干河以东，伊犁河以北。察合台汗国钱币上的“大斡耳朵”与波斯文史籍的Ulugh-ef为同地，很可能是察合台新建的忽都鲁（Qutlugh）镇。察合台身边不乏汉族官员。在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后，不少当地汉人迁移到察合台直接统治的西域中亚地区。察合台认可了已经掌握太原府行政权力的大家族对当地的治理权。同时，他向当地派遣达鲁花赤等监临官，还派使臣调查当地的艺能之士，征召到他的西域驻地。

　　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在蒙古灭亡花剌子模国后，畏兀儿以西直到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草原地区成为察合台的封地。[2]此外，察合台在中原汉地还有一处五户丝封地，即河东地区的太原府（又称太原路，治所在今山西太原）。[3]察合台和他的子孙所建立的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地区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与察合台有关四个问题试做探讨。

　　一、 察合台的卒年
　　学界对察合台的卒年尚有争议。汉文史料对此缺乏直接的记载。波斯文史料的最早记载见于志费尼（1226~1283）的《世界征服者史》：“合罕［即窝阔台——引者］死后，察合台的宫阙成为全人类的中心，人们从远近跋涉去朝拜他。但不久重病就袭击了他，以致病势不治。”[4]另外，该书还记载，窝阔台死后，察合台支持窝阔台的妻子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皇后监国。[5]显然，察合台之死晚于窝阔台。窝阔台卒于辛丑年十一月辛卯日。[6]根据《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这一天是公元1241年12月11日。[7]《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的窝阔台去世日期与汉文史料完全相同。[8]察合台在窝阔台死后才病故，那么他应死于1242年或之后。

　　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卒于1317年）主编的《史集》C、L、I、B抄本、伯劳舍本记载：“察合台比窝阔台早逝七个月，卒于伊斯兰教历的638年。”[9]伊斯兰教历638年相当于公元1240年7月23日至1241年7月11日。窝阔台卒于1241年12月11日。如果比窝阔台早逝七个月，察合台应是在1241年4月或5月死去。《中国大百科全书》根据上述《史集》诸本的记载，将察合台的卒年定为1241年。[10]
　　《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则记载，察合台“去世于合罕死后不到一年，即伊斯兰教历640年［公元1242年7月1日至1243年6月20日］。”[11]这段记述和上引《世界征服者史》大体相符，记载的时间更为具体。包括多桑、巴托尔德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主要根据《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的部分重要抄本，将察合台的卒年定为1242年。[12]中国学者余大钧、刘迎胜等也取此年。[13]

　　贾玛尔·喀尔施（生于伊斯兰教历628年，公元1230~1231年间）在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记载，察合台死于伊斯兰教历642年（1244年6月9日至1245年5月28日）。[14]这一纪年明显有误。如果察合台死于此时，那么，以他显赫的地位，会对窝阔台卒后大蒙古国的政治活动，特别是汗位继承人的选立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这从现存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痕迹。显然，喀尔施所记年代过晚。学界均不取其说。
　　由于抄本内容的差异，我们暂时搁置《史集》不论。在上述记载中，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最值得重视。因为他是大蒙古国中亚地区的高级文官，是当时很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对蒙古高层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卒有较为准确的了解。他记载察合台在窝阔台死后亡故，应属可信。

　　山西省古交市阁上乡的东仙洞现存大蒙古国1243年刊刻的石碑一方。碑分上、下两截，上截主要是太原府免差发公据，末署“辛丑年十二月廿九日”。月份字样上刻出方形官印，印文为汉文九叠篆：“太原府印”。下截为刻石的“助缘会首”功德名，后署“癸卯年三月日，杜贤村大户高玘、石琼同立石”，末行文字为“宣差交城县达鲁花赤押剌浑”。《东仙洞记》拓片的清晰照片和录文见《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15]该卷的编者指出，刻石文字中的“达鲁花赤”为元地方官名，由此可知该石为元碑，刊立于癸卯年。不过，编者未能指出文中辛丑、癸卯的具体年份。只是列举了元代的两个辛丑年，一为成宗大德五年（1301），一为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编者认为“不知刊刻于何年”。[16]实际上，上截碑文中的辛丑年为1241年，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十三年。下截刻文中的癸卯年为1243年，乃马真后监国的第二年。碑文上截是1241年太原府给东仙洞道士崔志遇等人的免除差发公据。公据的内容是：察合台派使臣张塔剌浑，持他的令旨，到他的封地太原府拘刷“诸色科目人等”。其间，找到了通《周易》的道士丁丙，丁丙需要到中亚面见察合台。他留在东仙洞的门人崔志遇等人，在东仙洞依旧住坐，为察合台祝寿。以都宣差忔力术那延为首的太原府免除丁丙这些弟子的差发，而且“禁约诸色人等侵耗搔扰欺负。如有违犯之人，拖拽前来取问。”这种优待能持续到什么时候，需要等丁丙回来后再重新确定，即“丁丙承应回日，别听施行。”这件公据称察合台为“二大王”。相同的表述又见于元朝中期的《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文中称察合台为“皇兄二大王”（详见下文）。值得注意的是，东仙洞太原府公据颁发的时间是辛丑年十二月廿九日，已经到了年底。如果察合台的亡故比窝阔台之死早七个月，那么他的死讯在当年的年底应该可以传到他的太原封地。因为当时华北、西北地区形势稳定，道路畅通（详见下文）。可是我们从公据看不到任何察合台去世的迹象，反而记载要为察合台寻找“诸色科目人等”，太原府当地的道士要为察合台祝寿。从这一点来看，察合台卒于窝阔台死后应是可信的。

　　《（乾隆）三原县志》卷一三收录了记载汉军将领郝和尚拔都生平事迹与家庭状况的《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17]碑铭提到：在1236年（丙申年）太原成为察合台封地后，郝和尚拔都改隶察合台。“自丙申岁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1240年（庚子年），郝和尚拔都被窝阔台封为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但他仍要远赴西域朝见察合台，“以壬寅岁（1242）朝王于西域感匣之帐殿。留数月，王甚喜，及还，赐名马十乘，锦衣一袭，铠胄二，良弓百，回纥水手一十人，回纥绵匠一户，造作诸色军器工匠一十六户。”[18]碑文明确提到在1242年郝和尚拔都见到了察合台，并且在察合台的驻地停留了几个月，此后才返回汉地。行前得到察合台的大量赏赐。据此，察合台的卒年绝不可能早于1242年。郝和尚拔都做了数月停留，那么察合台很可能是在这年的上半年或年中，甚至更晚才亡故的。这和《史集》记载的察合台卒年伊斯兰教历640年［1242年7月1日至1243年6月20日］可以对应。

　　在汉文史料印证了《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的记载之后，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史集》另一个文本系统记载出错的原因。上引《史集》C、L、I、B抄本、伯劳舍本记载：“察合台比窝阔台早逝七个月。”《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记载，察合台“去世于合罕死后不到一年，即伊斯兰教历640年。”
　　《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窝阔台死于伊斯兰教历639年主马答（Jumada）第二个月的第5日［1241年12月11日］。[19]前文已经提到，这和汉文史料记载的窝阔台死亡日期相同。如果按照志费尼记载的窝阔台亡故日期为起点进行推算，前推7个月，为1241年的5月中旬；后推7个月，则为1242年7月上旬。后者与《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所记载的伊斯兰教历640年［公元1242年7月1日至1243年6月20日］的起始时间完全相符。

　　查《史集》较为常见的伯劳舍本，关于察合台的卒年写为：“比窝阔台合罕早逝七个月。”[20]因为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察合台比窝阔台晚死数月。伯劳舍本此处表示“在……之前”的波斯文پیش（pīsh），很可能是پس（pas，意为“在……之后”）的误抄。两者字形和读音相近，区别主要在于几个音点。很可能《史集》最初的稿本就写错了，导致C、L、I、B抄本、伯劳舍本全错。后来，在修订文稿时，拉施特等人发现了这一错误，做了改正，按照察合台死于窝阔台之后7个月后重新计算时间，推算为伊斯兰教历的640年。这个推测可以得到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和汉文史料的支持。《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的记载是正确的。相对于错误的文本系统，这应是《史集》文稿修订、改正的结果。
　　《史集》的各种抄本关系复杂，成文时间孰先孰后众说纷纭。通过察合台卒年的考订，或许可以为判断《史集》抄本的时代先后提供一个线索。记载错误的C、L、I、B抄本、伯劳舍本应来自成文较早的初期稿本，而记载准确的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应是修订后的后期稿本。

　　总之，汉文史料《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东仙洞记》和波斯文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可以证明，察合台卒于1242年，很可能在这一年的年中，去世时间比窝阔台晚七个月。

　　二、 察合台的西域中亚驻地
　　关于察合台获得中亚封地之后的常驻地，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留下了最详细的记述：
　　他（察合台）的驻地，以及他的子女和军队的驻地，从别失八里扩展到撒麻耳干，适合帝王居住的美丽富饶的地方。春夏两季，他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思（Quyas）驻跸，此地在那些季节中好像伊剌木园。他在该地区筑有聚集水禽的大水塘（他们称之为库耳）。他还兴修一座叫做忽都鲁（Qutlugh）的村镇（dīh）。[21]秋冬两季他在亦剌（Ila）河岸的蔑鲁疾克（Marauzik？）度过。[22]而每一旅程，从头到尾，他储备有粮食和饮料。[23]

　　这段记述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阿力麻里已被考订为新疆霍城县西北克干山南麓、克干河西岸阿尔泰古城遗址。[24]但忽牙思的具体位置一直没有结论。俄罗斯学者巴托尔德把忽牙思（Quyas）与忽牙失（Quyash）视为同义，根据忽牙失，释此地名含义为“太阳”。[25]英国学者波伊勒则认为，两词不能勘同。作为地名，应以忽牙思为准，因为最早提及此地的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地名写法均为忽牙思。[26]我赞同波伊勒的意见。

　　与阿力麻里一样，忽牙思是一个有较长历史的聚落。巴托尔德很早就注意到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卒于1105年）的《突厥语大词典》已经提到了忽牙思。[27]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对《突厥语大词典》中的相关文字做了全面翻译。喀什噶里提到，忽牙思（Qayās）“是突骑施（Tuxsi）和职乙（Čigil）之地的名称。它有三座堡，第一座称为撒卜里黑忽牙思（Sāpliγ Qayās），第二座称为玉龙忽牙思（Ürüng Qayās），第三座称为哈剌忽牙思（Qara Qayās）。”[28]职乙“是分为三部的突厥人，第一部是游牧民，居于忽牙思（Qayās），那是拔塞干（Barsγān）那一边的一小块地区。”[29]在解释克干（Käygän）时，喀什噶里说：“克干是两条从忽牙思之地，流入亦列河谷的河流的名字。它们中的一条河被称为小克干（Kičig Käygän），比较小；另一条河被称为大克干（Uluγ Käygän），比较大。”[30]

　　克干河因发源于克干山而得名。在清人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中它被称为科河。[31]克干河流出克干山后，自北向南流，最终注入伊犁河。它流经地区都在伊犁河以北。《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克干河“从忽牙思之地，流入亦列河谷”，那么，忽牙思只能在克干山以南、伊犁河以北、克干河所流经的地区。巴托尔德认为忽牙思在伊犁河的南岸，[32]不确。
　　《突厥语大词典》提到，克干河分为两支，经忽牙思，流入伊犁河。由于农业垦殖，早在清代后期，克干河上就已建渠引水，河流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去追寻大、小克干河已经极为困难。不过，清嘉庆年间流放西域的徐松注意到，克干河（科河）确实分为两支南流。其分流的地点就在秃黑鲁·帖木儿汗墓附近。他的《西域水道记》记载：
　　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科河发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营屯头工田，左疏渠一，回民潴为水磨。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科河经墓西，西南距拱宸城二十余里。分二支，左支经镶白旗达呼尔营东，东距阿里玛图河二十里，右支经镶白旗达呼尔营西。……科河左支经达呼尔营而止。右支经达呼尔营，至拱宸城东二十里，其处架桥，往来所渡也。又南流，溉户田而止。[33]
　　在清中后期，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克干河已经中途断流，不再注入伊犁河，但两条分支河道仍存。据此，忽牙思地区应当就是克干河以东，秃黑鲁·帖木儿墓地附近的地区。阿力麻里古城在克干河以西。在古代，阿力麻里既可以作为单个城市的名称，也可以用作地区的泛称。无论古代文献还是当代研究者的论著，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34]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记载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墓在阿力麻里。[35]确切地说，指的应是阿力麻里地区。如果更准确的描述，它应是位于忽牙思。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忽牙思是一个和阿力麻里并列的地名，[36]两者并非同一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