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梦里的一切。旅程不会终结，我一无归处，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只是一个劲地走，盲目而坚定，永无止歇地在寒冬日暮里跋涉。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醒来，我从来都感觉自己在夜间又褪掉了一层皮肤，这一次，我确信什么事已经发生，或者至少已经起了个头。顷刻之间，头一回——我不知过了多久——我想起巴厘来斯，站前路上的房子，格雷斯一家，克罗伊·格雷斯，我说不出所以然，然而我似乎突然走出黑暗，走到海盐一样苍白的阳光底下。只是一分钟的事，快乐之光持续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已经告诉了我何去、何从。
我第一次遇见她——克罗伊·格雷斯，是在海滩上。那天天空明媚，微风轻飏，格雷斯一家的帐篷搭在沙丘下的一窝凹洞上，看起来会让人误认为是舞台。他们装备得让人过目难忘：竿子之间拉上一大块洗得发白的帆布，风就这样挡在了外面，几张折叠椅，一张小折叠桌，足有中号行李箱大的一个草编篮子里塞满酒瓶、保温瓶、三明治、饼干盒；他们甚至带来了地道的茶具，每个茶杯都配着茶托。这一方海滩专门留给高尔夫旅馆的房客使用，旅馆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沙丘背后，不止一双眼睛愤懑地瞄准这些拥有时髦海滩装备和大瓶美酒、趾高气扬地侵入当地生活的别墅住客。格雷斯先生——大卫·格雷斯，一家之主——再一次短裤登场，敞胸披着件条纹运动夹克，那两大丛茂盛的卷毛形状活像一对大张着的毛烘烘的翅膀。我从未遇见过——不，我想，我刚刚见识过——谁的体毛如此汹涌。他头上戴了顶帆布帽，让人想起哪家的孩子不小心将沙斗倒扣在了头上。他坐在一张折叠椅上，双手捧着一份报纸，他还想同时点上一支烟，尽管海上徐徐吹来海风。那个金发碧眼的男孩——麦勒斯，我也该称呼他名字——蹲坐在父亲脚边，烦躁地噘着嘴，用一块海上漂来的豁着嘴的浮木掘着沙。他们身后几步远，沙丘的背风处，一个女孩，要么是小妇人，跪在沙地上，身上裹着一块大红浴巾，她在浴巾底下不耐烦地扭动着身子，似乎是想脱掉身上湿漉漉的泳衣。她白得有些不像话，眉目灵动，小脸狭长，头发又密又黑。我注意到她张望着，表情愤恨，仿佛张望的是格雷斯爸爸的后脑勺。我还注意到那个男孩麦勒斯斜着眼睛——用意很明显——我们俩同时发现那个女孩身上的浴巾眼看就要滑落在地。因此，她不可能是他的姐姐。


格雷斯女士走了过来。黑色泳衣紧贴在她身上，像海豹皮一样泛着黑色的光，泳衣外面围了条某种透明材质做的裹裙，在腰部别了枚饰针，她每走一步，风撩起裹裙，露出她偏胖却依然匀称的裸着的褐色大腿。她在丈夫面前停住脚步，将白框太阳镜向上推到头顶，她站在那儿等待丈夫回应，直到他放下报纸抬起头看着她。他举起拿烟的那只手，海盐反射来的热烈阳光在他眼睛的部位投下阴影。她说着什么，他偏着头，耸耸肩，微笑着，露出光洁整齐的满口细牙。在他身后，女孩还裹在浴巾里，终于脱掉了泳衣丢在地上，浴巾圈成一个小帐篷裹在身上，躬着背，屈腿坐在沙地上，前额靠在膝盖上。麦勒斯手中的木板失望而无力地戳向沙地。
他们——格雷斯一家——就在那儿：大卫·格雷斯和妻子康斯坦丝，他们的儿子麦勒斯，那个女孩——我断定她不是第一天在房子里的大笑声传进我耳朵的那位，带来他们所有行头，折叠椅，茶杯，白酒杯，康妮·格雷斯被风撩起的裹裙，她的丈夫可笑的帽子、报纸和香烟，麦勒斯的木板，女孩的游泳衣——就躺在她扔下来的那儿，四肢无力地揉成一团，沙子给它镶了一道边，就像是被海水抛到岸上的某具溺毙的尸体。
我不知道克罗伊起跳之前在沙丘上站了多久。她可能一直都在那儿，目睹着我打量别人。一开始她只留给我一个剪影，她身后的太阳照在她参差的短发上，像给她戴了顶耀眼的头盔。然后，她抬起胳膊，膝盖并拢，从沙丘上往下跳。有那么一瞬，她的短裤裤脚里灌满了风。她光着脚，脚后跟着地，溅起一阵沙雨。浴巾里的女孩——露丝，也给她起个名字吧，可怜的罗茜——突然发出恐惧的惊叫声。克洛伊摇摆着，她还举着胳膊，脚后跟陷在沙子里，看样子她会脸朝下跌倒，或者至少一屁股坐到地上，不过她还是保持了平衡，恶狠狠地侧着头对着露丝微笑，露丝眼睛进沙子了，她做出一副苦瓜脸，一个劲地摇头眨眼。“克罗伊！”格雷斯夫人高声责备，克罗伊没理她的茬，向前走过来，靠着弟弟身边跪在沙地里，劈头就夺他的木板。我俯卧在一块浴巾上，两手托腮，装模作样地读一本书。克罗伊知道我在看她。我们多大岁数，十岁，十一岁？她的胸像麦勒斯的胸一样平坦，她的屁股不比我的屁股肥。她下着短裤上穿汗衫。她的头发差不多曝晒漂白成了白色。麦勒斯奋力保卫他的木板，最后终于从她紧握的手中挣脱出来，随手敲了她的指关节一下，她“嗷！”地叫了一声，尖着拳头在他胸骨上砸了一下。
“听听这条广告，”她父亲自顾自地说着，一边大声念着报纸，一边大笑，“诚招资深软百叶窗销售商。要求会开车。名额23人。”他再次大笑起来，大声咳嗽，边咳嗽，边大笑。“活貂。”他大叫，“喔。”
在海边，所有声音都多么平淡无奇啊，再强烈都归于平淡，就像远处传来的枪声。一定是让大片的沙子消了音。事实上我也不敢说什么时候我会有机会听到有人扣响一把枪或一排枪。

格雷斯女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尝了尝，撇了撇嘴，坐进一把折叠椅里，结实的大腿交叉在另一只大腿上，沙滩鞋挂在脚尖上。露丝在浴巾底下笨手笨脚地穿衣服。现在，克罗伊也像露丝一样把膝盖凑到胸脯上，双手捧着脚。麦勒斯用手中的木板从侧面戳了她一下。“爸爸，”她都懒得愤怒了，“让他打住。”她的父亲继续读他的报。康妮·格雷斯脚上的沙滩鞋和着她脑海里的某个旋律晃荡着。阳光为我周围的沙子镶了一道金边，散发出神秘的猫一般的气味。海湾里一艘白色的帆船颤抖着滑向下风口，有那么一瞬，世界都倾斜了。远处海滩上一个人在喊另一个人的名字。孩子们。游泳的人。一只姜黄色的刚毛犬。帆船再次迎风航行，我清晰地听见远处水面上的船帆在风中猎猎作响。接下来，微风轻飏，世界仿佛归于阒寂。
他们——克罗伊、麦勒斯和格雷斯女士——在做游戏，姐弟俩相互高抛发球，越过母亲的头顶，格雷斯女士左奔右突，跳起来接球，几乎总扑空。当她奔跑起来，裹裙在身后翻滚，我怎么也无法从她乱作一团的裹裙顶端鼓出来的黑色肉包上错开眼睛。她跳起来，什么也没捞着，却还气喘吁吁地大笑着尖叫。她的胸脯蹦跳着。让人看了替她担心。像她这样一个身上峰峦叠嶂的尤物真不该这么折腾，她肯定会捣腾坏体内的某些零件，比如松散的脂肪组织和珍珠似的软骨。她丈夫放下报纸盯着她看，边用手指梳理着下颏上的胡子边微笑，他咧着嘴，露出一口细密的好牙，鼻孔大张，仿佛在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味道。他的脸上半是怂恿半是幸灾乐祸，还带着微微的嘲讽之意；他似乎巴望她跌倒在沙地上，最后摔伤哪儿；我幻想着能揍他一顿，就像克罗伊揍他弟弟那样冲着他那毛乎乎的胸脯正中心来那么一拳。我已经熟悉了这家人，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已经爱上了格雷斯女士。
露丝从浴巾底下钻了出来，像魔术师女郎一样摇身一变，身着红衬衫、黑裤子，心无旁骛，只是专注地看着格雷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做游戏。
突然，克罗伊失去了玩闹的兴趣，她转过身子，一屁股坐在沙地上。我很快就会领教她的情绪怎样风云变幻，转脸就能变得闷闷不乐。她母亲喊她回来继续玩，可她什么反应都没有。她支起胳膊，右侧着身子躺着，踝部交叉，眯缝着眼睛，越过我，看着大海。麦勒斯学着大猩猩的样子在她面前蹦跶，手掌在腋窝底下拍打着，嘴里叽里咕噜地叫个不停。她假装他是透明人。“小蹄子。”她母亲责怪着女儿多么扫兴，言语间却心满意足，走回去坐进椅子里。她已经透不过气来了，她那顺滑的沙色的胸脯起伏着。她抬起一只手，从汗湿漉的前额上撩起一绺粘成一股的头发，我凝视着她胳膊内侧一块阴翳，梅红色，我迎来了夜里潮湿梦境里的色彩。克罗伊在生闷气。麦勒斯重新开始用木板急速地挖沙。他们的父亲折好报纸，斜着眼睛望着天空。露丝查看着衬衣上的一颗纽扣。碎浪涌起，溅起浪花，黄毛犬吠。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然而，在我们一生之中，又有哪个时刻，生活不曾天翻地覆、一去不回头？
每个夏天我们都在此地度假，父亲，母亲和我。我们本不该这么说。我们是来度假的，我们那时候就是这么说话的。现在想要学当年那样说话得有多难啊。我们每个夏天都会来到此地度假，许多年，许多年，直到我父亲去了英格兰，就像父亲们常做的那样，当年如此，如今亦然。我们租住的小屋几乎比房子的木头模型大不了多少。三间房，前面是起居室兼厨房，后面是两间小卧室。没有天花板，头上就是防水油布铺成的屋顶。墙面上随意拼贴着雅致的斜边封面纸板，一到晴天就散发出油漆和松脂的气味。母亲在一个煤气灶上做饭，当她让我去清理灶具时，那个微小的燃气出口带给我说不清的隐秘快乐，我发现供气设备制作精良，在金属环顶部伸出一根弯成直角的喷嘴。不知道那只小小的普里默斯煤气炉，那么经久耐用的煤气炉现在身居何处？没有电，夜里我们在一盏油灯的光亮里生活。父亲在巴厘摩尔工作，傍晚坐火车回来，他无言而易怒，像在紧握的拳头里拎着那么多行李一样承受着白天的遭遇。当他上班去了而我又不在家时，母亲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我仿佛看见她坐在小木屋里那张铺着油布的桌子旁，一手枕着头，长日将近，她的无聊无以排遣。她那时候还年轻，他俩都还年轻，我的父亲母亲，当然，比现在的我要年轻。奇怪我竟然想起这些往事。每个人——甚至死者——似乎都比我年轻。我看见他们就在那儿，我可怜的双亲，怨愤地活在那间屋子里，活在我童年的世界里。他们的不快是我早年的必修课，那久远绵长的嗡嗡声已成绝响。我不恨他们。很可能我爱他们。惟有他们挡住我的去路，让我看不清未来。最后我的目光终于穿透了他们，我仿若透明的双亲。


母亲只会在海滩最上头沐浴，远离旅店住客的耳目和白天涌来扎营的游人的喧嚷。在那儿，越过高尔夫跑道的起点，海滨不远处筑起一道坚固的沙堤，海潮到来时就圈起一湾浅浅的泻湖。在那汪浓汤中她沉湎于难以置信的小小的快乐——绝非泛游之乐，因为她不会游泳——手扶海床，横趟那片水域，嘴巴竭力露在微澜之外。她穿着粉色涤纶泳装，一道羞答答的贴身滚边一直延伸到胯部。她戴着紧绷绷的塑胶泳帽，素面朝天，看起来那么无助。父亲差不多是一把游泳好手，他像被捆住了手脚，机械地挥动手臂做着水平运动，气喘吁吁地侧着头，目不斜视，面目狰狞。每游一段他都会站起身，边啐口水边大口喘气，他的头发粘成一团，耳朵支棱着，黝黑的身体舒展开来，两手叉腰，露齿而笑，目带讥诮地看着母亲在水里笨拙地扑腾，某块咀嚼肌轻微痉挛。他撩了一捧水浇在她脸上，握住她手腕，拖着她逆向而上。她两眼紧闭，尖声惊叫，喝令他住手。我目睹着这场嬉闹以不期而至的不快收场。这时候他放开她，转而放倒我，抓住我的脚踝，放声大笑，像推手推车一样将我从沙堤上往水里推。他的手多么有力啊，就像玄铁制成的冰冷的手铐，时至今日我都能感受到那双手的禁锢。他是个暴虐的家伙——肢体语言暴虐，连玩笑都开得那么暴虐——同时也很胆小，难怪他离开了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我吞了几口水，惊恐地蹦跶着，挣脱他的束缚站起来，在浪涛之间干呕。
克罗伊·格雷斯和她弟弟站在水边坚固的沙堤上，观望着。
他们像往常一样一身短打，光着脚。我发现他俩惊人地相似。他俩捡了好一会贝壳，克罗伊将一块手帕对角系好，做成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贝壳。他俩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们，仿佛我们是剧中人——正为他们演出着剧目，他们却不觉得这出戏多有趣，甚至不觉得可笑，只是觉得难得一见罢了。我敢肯定我脸红了，真是衰透了。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躬着腰，一股涓涓细流从我身前流过。如果能够办到，我真恨不得将我那丢人的父母从镜头上擦除——就像海水卷走泡沫——我那又肥又矮、素面朝天的母亲，我那身上仿佛堆满猪油的父亲。一阵海风俯冲下来拍打着斜掠过海滩，卷起一层干涩的海沙，转而侵袭海水，将水面切割成无数细碎尖利的金属碎片。我不禁颤栗，这一次不是因为寒冷，而是仿佛有些事物穿过我的身体，那么缄默，那么迅捷，让我无力抗拒。岸上的一对转过身，往弃船的方向走去，身形渐渐隐没。
我是在那一天注意到麦勒斯长着并趾的吗？


不管怎样，我可不能用创作来形容我的工作。创作是很严肃的一项大工程。创作者们创作。大师们创作。对于我这样仅具中人之资的人来说，实在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儿来描摹我们从事的工种。我不会轻率地接受这个词。只有外行才会接受这个说法，我们，我提到的这个层面的人，不是行家里手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类似维亚尔、莫里斯·德尼那样的壁画家从哪个层面来讲都像他们的朋友博纳尔一样勤奋——又一个关键词——可光有勤奋远远不够。我们不是懒鬼，我们不懒。实际上，我们精力过剩，兴奋得肌肉痉挛，可我们还没到被人用永垂不朽这样的词儿来诅咒的地步，真不幸。我们写作一部作品，可对于真正的创作者比如诗人瓦雷里来说，我想绝对不能说他是在完成一部作品，只能说他在扬弃中超越。卢森堡博物馆曾经让博纳尔和他某个朋友——维亚尔，没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起画一幅装饰画，博纳尔让维亚尔支开门卫，他则泼墨挥毫，在画幅上添了幅自画像，这幅画在那儿一挂就是几十年。因为未竟的事业，真正的创作者们都死不瞑目。百业待举，百业未兴！
痛哉。刺痛感再度袭来。我禁不住怀疑这是否就是重症的前兆。安娜最初的反应微乎其微。过去的一年中我差不多成了对症下药的专家。例如我知道手脚发麻是各种硬化症的早期病征。此刻我就感觉到身体发麻。类似灼痛，像有人用针扎我的胳膊和脖颈，甚至有一次——我记忆犹新——右脚拇趾关节上方的刺痛疼得我单腿跳着满屋子跑，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声声哀鸣。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疼的时候可够受的。仿佛一次又一次地检验我的生机、感觉和活力。
安娜总是嘲笑我庸人自扰。马科斯医生，她会这么称呼我。马科斯医生今天过得好吗，贵体是否欠安？她说得没错，我总是神经过敏，头疼脑热都能让我大呼小叫。
每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知更鸟，栖息在园中小木屋旁边的冬青树丛中。我注意到它喜欢三拍子，从树梢跳到矮枝再跳到更矮的枝头，站在那儿自信地亮了三声它那高亢的嗓子。万物皆有癖好。此刻，园子另一头某芳邻家的花猫蹑手蹑脚地移步而来。当心啊，小鸟。该除草了，今年又一次长到头了。我该倡议一下。此念方起，我已武装上阵，套着袖套，穿着松紧裤，大汗淋漓，跌跌撞撞地推着割草机，草屑溅了我一嘴，飞虫围着我脑袋打转。真是怪事，这些天我经常从远处打量着自己，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做着只有别人才会做的事。我真的在剪草坪。小木屋尽管岌岌可危，可是当我用同情的目光打量它的时候它真的美极了，房子的木头经风历雨，已经变成银灰色，就像一件用旧了的工具的手柄那样柔滑——比如铁锹或斧头。沐浴的老新娘肯定能够准确无误地捕捉它的纹理、静谧的光和影。嘀嘟，嘀嘟，嘀。

克莱尔——我女儿——写信问我过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恐怕得说，聪明的克拉琳达，真的不怎么样。她没打电话给我，因为我警告过她我不会接任何电话，她的电话我也不接。也不是说会接到多少电话，我的行踪除了她没告诉别人。她现在多大了，二十几岁吧，我不确定。她很聪明，很有学者派头。只是不漂亮，很久以前我就说服自己承认了这一点。我无法假装看不到这个缺憾，因为我曾经期盼她长成安娜的模样。她又高又壮，铁锈色的头发像枯草一样极不体面地支棱在她长满雀斑的脸庞周围，她一笑就露出红白相间的上牙龈。那长胳膊，那大屁股，那头发，尤其是那长脖子——这一点至少继承了她母亲——总让我想起——真惭愧——丹尼尔笔下吞食魔法蘑菇之后的爱丽丝。当然她勇气可嘉，极力在山穷水尽处寻找柳暗花明。她像其他笨女孩一样拥有让人不堪忍受的冷幽默。此刻她如果在场，一定会以风卷残云之势冲将进来，一屁股坐进我的沙发，交叉的双手从膝盖之间插了下去，指关节几乎碰着地板，嘟起嘴巴，鼓起腮帮子说哼！然后不厌其烦地讲述自从我俩上次分别以来她碰到的每一桩戏剧性遭遇。可怜的克莱尔，我的小甜心啊。
就在做了那个梦——那个我在雪地里还乡的梦——之后，我第一次莅临此地，来到巴厘来斯，她陪同在侧。我猜她是担心我会借酒浇愁醉死在酒杯里。她肯定不知道我是个懦夫。这趟旅行勾起我些许回忆——我和她一直爱好远足。她小时候夜里总是闹着不肯睡——她从小就像她老爸我一样患上了失眠症——我会用毯子裹着她，沿着海滨公路驱车数里——车窗外是墨黑的大海——哼唱着我能想到的所有歌曲里的片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但没法让她安睡，反而惹得她拍着小手——不是因为快乐，而是哭得更凶了。之后有一次我俩甚至来了一次驾车游——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愚蠢到家，她那时正处在青春期，身体疯长，讨厌葡萄园，讨厌城堡，讨厌我在她眼前晃荡，她唠唠叨叨地冲我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架势仿佛永远不会住嘴，最后我投降了，旅行还没结束就提前打道回府。这次同行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可是华彩——哦，彻头彻尾的华彩——之秋，仿若提埃波罗笔下搪瓷青色的天空下，万物泛着紫铜色和金色的光芒，乡间静谧而通透，看起来不像实物，倒像是静静的湖面上投射的倒影。后来，也是这样的秋天，在我眼里，太阳是世界鼓突的大眼，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悲伤在我体内翻涌。在温暖的车子里，克莱尔穿着一件暗褐色的小山羊皮大衣，羊皮散发出臭味，气味尽管微弱却明白无误地压迫着我的神经，当然我一句牢骚都没发。我想，我肯定太敏感了，我能辨别出滚滚人流发散出来的各种气味，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受刑。或者说，受刑这个字眼也许用得不对。比如说，当褐发女人的头发到了该洗一洗之时发出的香气我就很受用。我女儿，这个挑三拣四的老处女——唉，我确信她这辈子是不打算嫁人了——身上通常一点气味都没有，这点我洞若观火。这也是她与她母亲的千差万别之中另一个差别，她母亲充满野性的气味对我来说恰恰是生命与生俱来的芳香，再浓烈的香水也无法掩盖的芳香，许多年以前，正是这一点将我与她粘合到一起。奇怪的是，如今我的双手渐渐发出同样的气味——她的气味，尽管我会痛苦地紧握双手，这种气味却无法驱散。她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浑身洋溢着挥之不去的药味。
当我们抵达此地，我急于将记忆中的村庄与眼前的现实相互印证，如果眼睛——我的眼睛——不会骗人，村庄还是记忆中的模样。仿佛与老情人不期而遇，尽管年月模糊了记忆，曾经深爱的一对还是能够清晰辨认出对方若隐若现的轮廓。我们穿过废弃的火车站，晃晃荡荡地开上那座小桥——竟然与记忆毫无二致，竟然还守在原地！——汽车爬到桥顶时我的胃部像记忆中那样突然开始翻江倒海，记忆中的一切尽在眼前：山腰的公路，山脚下的海滩，以及大海。汽车经过房子那儿我没有停车，只是减速慢行。总有一些时刻，记忆来得如此汹涌，仿佛能将人吞没。

“在那儿！”我冲着克莱尔兴奋地嚷了起来。“香杉墅！”一路上我告诉了她与格雷斯一家有关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过往。“他们就住在那儿。”
她在座位上扭过头去看。
“为什么不停下来呢？”她问我。
我该说些什么？回到遗失的世界中央，曾经的一切突然变得难以启齿？我握着方向盘，转到海滨大道上来。海滨咖啡屋不复存在，在它的遗址上盖了一栋丑得可怕的低矮的大房子。这儿的两间旅馆又小又敝旧——当然，是与我记忆中的样子相比——一面大旗在高尔夫旅馆的房顶上猎猎招摇。我们在车子里都能听到大草坪前的棕榈树梦幻般地拍打着干燥的叶子，很久以前那些瑰丽的夜里，这种声音总让人觉得仿若置身阿拉伯半岛。此刻，十月下午古铜色的太阳下——影子开始变长——万物都呈现出别样的风致，仿佛旧明信片上那些发黄的老照片。梅勒的酒馆兼邮局及杂货店已扩充成一家庞大的超市，门前还辟了停车场。我记起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无人记起的阳光刺眼的寂静下午，梅勒的酒馆兼邮局及杂货店外的碎石路面上，一只看起来毫无恶意的小狗悄悄贴近我，我以为它是想向我露齿示好，于是将手伸到它嘴边，它晃动嘴巴，以惊人的速度在我手腕上咬了一口，转身就逃，一边窃笑——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记得当我回到家里，母亲愤恨地责骂我怎么蠢到把自己的手给畜生咬，然后打发我自己去找乡村医生，医生温文尔雅地将一帖膏药敷在我肿得老高、变成紫色的手腕上，然后命令我脱掉所有衣服，坐到他腿上，他用一只苍白得没有血色、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胖手温暖地按压我的下腹，他应该也示范给我看如何正确呼吸。“让腹部鼓起来而不是塌下去，懂了吗？”他用喉音温柔地说，那张和蔼的大脸不时地贴近我的耳朵。
克莱尔爆出一声干笑。“谁留下的记号更深，”她问，“狗的牙齿还是医生的爪子？”

突然间，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一团羽扇豆树丛的后面，浮现出戴戈南小道。蜿蜒的小道上总是印满车辙，两旁纠结着山楂树和落满灰尘的荆棘。它是如何从重型卡车的倾轧和工人的挖掘下余生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每天清晨都要经过那里。那时我赤着脚，提着一个铁罐，去找牛奶工戴戈南或是他那性格开朗的妻子买一天所需的牛奶。即使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夜间潮湿的凉意依然逗留在这鹅卵石铺地的小院中，徘徊不散。院子里的母鸡迈着谨慎的碎步蹒跚在白垩与橄榄青色的鸡粪中间。在歪倒的大车下面是一只狗的领地。每次我经过那里，它总是打量着我。我不得不小心地踮起脚尖来躲开那满地的鸡粪。一匹满身污秽的驮车白马也喜欢来凑热闹，它总是把脑袋伸出马厩小门，从金银花一样的奶油色额毛下露出好奇的眼神向我行注目礼。每次去敲农舍的门时我总有些不太情愿，因为害怕会碰到戴戈南的妈妈。她是个矮胖的老妇人，迈着一双短腿，喘气声很粗，舌头上湿乎乎的息肉总是搭在下嘴唇上。为了避免碰到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我不得不常在马厩旁紫罗兰的阴影后踯躅，等候戴戈南或他的太太出现。
戴戈南身材瘦长得像根针，稀薄蓬松的头发，短睫毛。他总是穿着当时已经很过时的无领棉布衬衫，还有皱皱巴巴不成形的裤子，裤脚塞进沾满泥巴的靴子里。他舀牛奶时喜欢跟我交谈，用一种暗示性的沙哑、微弱的声音——他不久前死于喉部疾病——跟我谈论女孩子。他说他肯定我有一个小女朋友，还问我她是否同意我吻她。当他说话时，眼睛总是盯着缓缓流进我罐中的牛奶，自己一边偷笑着，狡黠地眨着短睫毛。他尽管促狭，对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他总是揶揄地展示那些猥亵的景象，那些只有成人才知道的令人作呕的事情。奶牛舍是一间低矮的方形小屋，刷着白石灰，从外面看，惨白到发青。铁质的牛奶搅拌器像一群岗哨蹲伏一旁。它们都戴着平底帽，边上焊着相同的白色花纹装饰，耀眼地映照着门口透出的光。一个个垫着薄棉布的牛奶盘沉默地躺在地上，还有一个手摇的木质打黄油机，我总想看它到底如何使用，却一直没有机会。牛奶粘稠的香气令我想起格雷斯夫人，我总有一种阴暗的冲动，想要顺从戴戈南的诱哄，告诉他关于她的事情，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毫无疑问，很明智。

现在，我又站在农场门口，当年的稚童如今已经上了年纪，身材发福，头发灰白。一块写得歪歪扭扭的牌子树在门口，警告着擅入者。克莱尔站在我身后，絮絮地说些什么农夫和枪的事情，但我都没有留意。我踏上鹅卵石——它们还在那里！——几乎是雀跃着，像是个漏气的气球，被气体不断往前推着。这里就是马厩和那扇小半门。一个锈迹斑斑的犁耙斜靠在以前大车常常歪倒的地方——或者那大车的印象只是记忆的一种混乱？奶牛舍也在老地方，但是已经被废弃了。荒废的门紧闭着，窗户也已经破旧得无法想象。窗格肮脏破烂，杂草已经蔓延到了房顶上。农舍的前面有一个精心修建的门廊，一个玻璃和铝制的露台让人想起巨大昆虫的复眼，里面的门打开着，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年轻女子躲在玻璃后面，警惕地打量我。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笑着，点点头示意，像是个装模作样的传教士正在接近快乐单纯却至今不信教的俾格米部落的小女王。起先，她谨慎地呆在门廊里面，我隔着玻璃跟她打招呼，大声说出我的名字，并兴奋地打着手势。她仍然站在那里静静看着，外表像是个刻意装扮过的年轻女演员，可是却不太令人信服地把自己打扮老了。她的头发染成了鞋油一样的棕色，并且烫成紧紧一团，像是闪亮的波浪，但这个发型对她那紧凑的小脸来说实在太大了，头发围绕在脸旁像是用一束浓密的荆棘弯成的晕轮，看起来更像是戴的假发。她穿着应该是自己编织的套头衫，外面罩着已经褪色的围裙，男式灯芯绒裤子的膝盖已经磨得发毛，脚上的那双镶拉链的普鲁士蓝仿天鹅绒及踝短靴在我小时候已经在老妇人中风行了，我上一次见到这种鞋子应该是在乞丐妇或是女酒鬼身上。我隔着玻璃朝她大叫，就像孩提时清晨来农场拿牛奶一样。她听着，点点头，嘴角迅速地皱了皱，仿佛是在克制住笑容。最终，她打开了门廊的门，走出来站到鹅卵石上。带着近乎癫狂的快乐——真的，我感受到一种令人觉得可笑的兴奋——我有一种想去拥抱她的冲动。我迫不及待地说着戴戈南一家，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母亲, 奶牛舍, 甚至还有那只充满恶意的看门狗. 她仍然不停点着头，眉毛扬了一下，似乎是有些怀疑。接着又看看我身后的克莱尔——她正站在门口等着，双臂抱着肩膀，好裹紧她那昂贵的毛边外套。

我谈起了野趣园，小屋，还有戴戈南一家。
“你还活在过去。”她说。
我想反驳她，但停住了。她是对的，毕竟。生活，真实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需要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人的理想总是一次次地在现实世界碰壁，但当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发现，我精力中的很大一部分总是消耗在追求庇护，追求舒适，追求……是的，我承认，追求安逸。这一点令人惊讶，但并不非常震惊。以前，我感觉自己像个海盗，嘴里衔着把弯刀对抗所有入侵者，但是现在我被迫承认，这只是一种错觉。被隐蔽，被保护，被守卫，这才是我曾经真正希望得到的，在子宫般温暖安全的地方挖个洞，躲避着外面无关紧要的注视和粗砺的空气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退却，我迫不及待地靠近它，摩挲着手，想摆脱掉冷酷的现实和更加冷酷的未来。但是，过去究竟都有些什么？毕竟它只是现实曾经的样子，那些已经过去的现实，仅此而已。
克莱尔缓缓把头埋进壳一样的外套中，踢下鞋子，把脚撑在小桌边上。女人穿袜的双足总有触动人心的力量，我想那一定是因为脚趾肥厚地束在一起，像熔了似的。麦勒斯·格雷斯的脚趾天然地——也是反常地——长成这样。它们像手指一样能够轻易张开，中间的隔膜能伸展成薄纱一样的边，粉粉的，半透明的，好像叶片似的，布满细密的红色纹理，那是神的印记。
我突然回忆起，在夜幕中，泰迪熊一家曾经是克莱尔童年时的玩伴。我对这些看起来似乎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些抗拒。当我在床头灯的光晕中弯下身向她道晚安时，总会觉得自己被被单边上几个闪烁的玻璃小眼睛注视着，温润的棕色，一动不动，带着警惕。
“你的守护神密友们，”我现在说，“我猜你仍然保存着它们，在你以前的床上？”
一束阳光斜斜落到沙滩上，水线上的细沙映成了米白色，一只白色海鸥，挥动着镰刀般的双翼，迎着墙一样厚重的云层，无声地冲入汹涌的波涛中。克莱尔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突然开始哭泣。静默的泪水像明亮的水银珠子，落入大海最后的光辉中。哭泣，无声而又随时随地的哭泣，是另一个她和她母亲很像的地方。
“你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她说。

她什么都没说，但是把手帕拿开，站起来，皱着眉瞧瞧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她说她会在车里等我，然后低着头离开，双手揣在皮草的兜里。我叹口气。逆着天空黑暗的穹顶，海鸥飞升，又俯冲，像是一块被撕碎的破布。我觉得我有点头痛，从我坐进这盛满了倦怠空气的玻璃箱中开始，它就趁人不备不停敲打着我的颅骨。
男侍者来了，像一只狐狸的幼兽一样试探性地打算来收碗碟，一缕红发无力地搭在眉前。这种发色表明他也可能是戴戈南家族的又一名成员，分支。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停下来，腰部笨拙地往前倾了倾，带着投机的警惕从苍白的眉毛下看着我。他的外衣磨得发光，衬衫的袖口有点脏了。
“比利，先生。”他说。
我给了他一枚硬币，他道了谢，装了起来，转身拿起托盘，突然又有点犹豫。
“你还好吧，先生？”他说。
我拿出车钥匙，带着困惑和混乱看着它们，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其他什么东西。我说是的，我很好，然后他离开了。
我的沉默如海一般厚重。台上的钢琴可怖得咧着嘴笑着。
当我离开大堂，穿大礼服的男子仍在那里。他有一张苍白平凡的宽脸庞。他向我愉快地欠欠身，戏剧化地双手抱拳放在胸前。这种人是怎么让我记住的？他的外表油腔滑调又带点威胁性。也许正期待我也能给他小费。正如我说的：这个世界。
克莱尔在车旁等着，耸着肩膀，用衣袖笼成一个手笼。
“你应该问我要钥匙，”我说，“你认为我不愿意给你吗？”

在回家的路上，她不顾我的坚决反对而坚持由她开车。夜已经深了，在车灯的光中，两侧的树影不断迫近，又迅速离开，溶入一片黑暗当中，好像是因为车的压力而坠落。克莱尔往前躬着身子，鼻子几乎要碰到前挡风玻璃上。仪表盘上的光照在她的脸上一片绿色。我说应该让我开车。她说我喝得太多了。我说我没喝多。她说那小酒壶都空了，她看到我把它倒空了。我说这跟她没关系，不用拿这种方式斥责我。她又开始哭。我说就算喝醉了我也不会比她现在这种状态下开车要危险。于是，一切继续，针锋相对，你又能怎样。我把我遭受的好的、坏的都告诉了她，只是为了纠正她提醒她，这一年里最好的是，我指的是最坏的是——这话说得很不严密，也不合时宜——她的母亲去世了，她一直在国外，继续她的学业，而我则留下来努力应对这一切。这个停止转动的家庭。她嘶哑地吼叫着，咬紧牙齿，握着方向盘的手重重拍着。然后她开始将各种指责抛向我。她说我把杰罗姆赶走了。我暂停。大脑一时短路。杰罗姆？杰罗姆？她说的当然是那个没有下巴的空想改良家——他的确改良了她很多——以及她有时喜欢的对象。杰罗姆，哦，是的，这就是那个混蛋的不知真假的名字。怎么说，我问道，一边努力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怎么说是我赶他走的？她没有说话，只是晃晃头，发出沉重的鼻息。我陷入了沉思。我的确曾经认为他是个不合适的求婚者，并且不止一次地尖锐地告诉了他，但是她说得好像是我曾经冲他抽过鞭子或是举过枪。此外，如果仅仅是我的反对就导致了他的离开，那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与对理想的追求又算怎么回事？不，不，她最好是远离这样的人，这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多说，保留我的忠告，过了一两公里她的火气就熄了。我总是能在女人身上发现这点，只要耐心等待，一切都烟消云散。
等我们到了家，我留下她去停车，自己径直进屋在电话本上找到了香杉墅的号码，并且打电话通知翡妃苏小姐，告诉她我打算租她一间房子。然后我上了楼，爬上床。突然间一阵疲倦袭来。跟自己女儿的斗争总是让人精疲力竭。那时我已经从安娜和我的卧室搬到厨房上边的客房里住。那里曾经是婴儿室，床又窄又矮，几乎不比一张帆布床大多少。我能听到克莱尔在下面的厨房里，炊具敲得砰砰响。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打算卖掉这栋房子。翡妃苏小姐在电话里已经问过我打算呆多久。我能从她的语气里听出她的疑惑，甚至，怀疑。我故意维持一种有预谋的含混其词。几个星期吧，我说，或者，也许几个月。她很久没吭声，在考虑着。她提到了上校，他是个常客，她说。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上校跟我有什么关系？即使我介意的话她也有权去招待哪怕一个团的军官。她说我必须把衣服送出去洗。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我。“哦，是的，”她说话语气一点没变，“是的，当然，我记得你。”

我听到克莱尔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她的火气已经消了，她拖着脚走路，步伐缓慢沉重，郁郁寡欢。我不怀疑，这场争论也令她感到疲倦。卧室的门微敞着，但她没有进来，只是从门缝里无精打采地问我是否想吃点什么。房间里的灯没开，细长的梯形的光线从她站的地方滑过，像是一条小径直通向童年——她的，以及我自己的童年。她小的时候就睡在这房间里，在这张床上，她喜欢听从楼下书房传出来的我的打字机的声音。那声音令人安心，她说，就像在听着我思考的声音，尽管我真没想到我思考的声音还能安抚人；我应该说过是相反的。啊，那是多么遥远的，那些时光，那些夜晚。她不应该像在车里那样朝我大喊。我不值得被人那样叫喊。“父亲，”她又说，这次语气平和多了，“你想吃点什么吗？”我没有接话，她便离开了。而我，仍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
我翻身对着墙，避开光。双膝蜷着，双脚不得不伸出床外。我压在纠缠的被单上——我永远都对付不了被单——闻到一缕自己身上温暖的干酪气味。在安娜生病以前，我无非是以喜恶来约束自己的肉体，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是指约束他们自己的，不是我的——必要地宽容那些人性生理避免不了的产品，各种臭气，打嗝，放屁，黏液，头屑，汗水和其他普通排泄物，甚至被哈特福德的诗人古雅地称为“下面出来的那些小颗粒”的东西。然而，当安娜的身体背叛了她时，她开始害怕这些，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相左的可能性，而通过一些神秘的相互影响，我则衍生出了对自我肉体的抵触。我以前始终没有自我厌恶的感觉，或者至少我一直没有觉察到，可能它就存在着，等待着我孤身一人时——晚上，或者是清晨——就会像毒气一样升腾在我周围。我也发展出对身体过程的一种不安的迷恋，那些缓慢渐进的进程——比如头发和指甲的生长，不管我是什么状态，不管我正经历着怎样的痛苦，这种生长看起来是这么不慎重，从不考虑周围的环境。这种无情的衍生似乎已经消亡了，只有动物们还保留着，它们从不会考虑它们的主人正仰躺在楼上冰冷的床上，嘴巴大张，双目紧闭，再也不会下楼来往盘子里加狗粮或是开最后一罐沙丁鱼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