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左传》中的一部分，而《左传》是《春秋》的注释和补充。《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因此它的视角更多地是从鲁国的角度出发。鲁隐公作为鲁国的国君，在位期间正是周平王末年。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大，周朝政治失序，诸侯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可能认为西周盛世已经不再可能再现，而鲁隐公作为周公的后人，却没有能够中兴周朝。至于为什么《春秋》没有记录周公到惠公的十几个国君，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君在位期间并没有发生鲁国认为的重大事件，或者这些国君在位期间鲁国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历史记录材料。另外，这也可能与《春秋》的叙事结构有关，它更注重对当代事件的记录和评价，而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全面追溯。

就是圣人，也受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啊！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个是史学上称为的春秋时期，一个是编年体的《春秋经》这本史书。
前者是从平王东迁开始，也就是东周，到战国之前，都可以认为春秋时期。
后者就是楼主说的的隐公元年开始，西狩获麟为止《春秋经》记录的时期。
两者的关联是很明显的，因为有《春秋经》存在而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
假设没有这本《春秋》，或许我们现在称这个时期为东周前期，战国为东周后期。
个人理解：
史学上的春秋时期和《春秋经》的记录时期有差异。平王东迁到隐公元年，西狩获麟到三家分晋，都有几十年的差距。那么《春秋经》编撰起始和截止时间就是人为的选择的。个人猜测是《春秋经》的原始资料《鲁史》的条件限制。
还有个很重要因素，儒家把孔子塑造成编撰者，根据鲁史来反映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和东方诸侯逐渐衰落，以警示后人。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春秋经》的主要原因。而隐公时期或许是编撰者认为的鲁国衰落的起因。
总结：《春秋经》编撰者并没有留下资料明确说明为什么是从隐公开始记录的。那么我们后人就不用去花心思瞎猜了。

孔子编撰鲁春秋时，正值三桓之乱。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人。 因此要了解三桓，必须从鲁桓公开始说起。 并且，说起鲁桓公，必然绕不开鲁隐公。 鲁桓公杀鲁隐公，便播下了鲁国三桓之乱的种子。

《公羊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春秋经》不是一本专门的史书，而是编写者（假设是孔子或其他人）在鲁国史料的基础上整理的，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有观点认为，想要讲清楚鲁国后期的政治格局，需要从三桓起源开始讲起，而要讲清楚鲁桓公夺权始末，需要倒推从鲁隐公摄政开始讲起。

按照现在《清华简.系年》披露的信息，犬戎杀幽王之后，部分公卿立携惠王于虢，此不为许多诸侯国所承认，而晋文侯杀携王之后曾经有九年无王时代，后来才立平王，之后又迁移到成周。整个过程里面鲁国的立场非常诡异，隐公之前的鲁国可能既不承认携王，也不承认平王，这个关系无法解释，所以只好从隐公开始记载。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由于“狐壤之役”中被俘，后王室执政大臣之一的尹氏决定释放隐公并来鲁国亲自处理此事，借此机会鲁国终于与成周的王室建立关系。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立隐公即位而非桓公，年龄只是原因之一，主要原因是隐公作为与成周王廷关系的关键纽带无法回避。

感觉就是没有史料而已。

刘勋老师讲的左传讲了这个

之前想回答。后来删完了。今天又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左传》记载的时间跨度在整个春秋时期，这本书一直在写，一直在删。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应该是于战国以后定型的。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一再衰落，各国争霸统一，企图建立新的秩序。往前看，鲁国周公到惠公的时期，周天子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很强，记载下来的内容就是对周朝的歌功颂德，光荣伟大正确这些，如果前朝是正确的，那么没必要建立新的秩序了，所以这些内容被后来的统治者删掉了

听一个老师讲过一个理由，感觉很有道理。逻辑是这样的：
1、春秋是孔子修的；
2、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周公；
3、周公最伟大的事迹是辅佐幼小的周成王，这是一种非凡的仁义；
4、鲁隐公同样是辅佐桓公，与周公的德行一样。
所以，春秋大义，你懂的，孔子就是要彰显隐公的仁义。对照看看司马迁在世家和列传中排位第一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