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六年 庚寅（1170）稼轩三十一岁
召对延和殿。论奏“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又上疏请练民兵以守淮。
     《宋史》稼轩本传：“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及《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
     按：《论阻江为险需藉两淮》及《议练民兵守淮》两疏，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收入《御边门》中，而不著其上疏年月。辛启泰所编《稼轩集钞存》仅收《议练民兵守淮》一疏，谓系自《永乐大典》辑出者，题下注云：“孝宗隆兴元年辛弃疾论阻江为险需藉两淮，又上疏。”是则两疏似皆隆兴元年所奏进者，细按之实并不然。《论阻江为险需藉两淮疏》中有“今陛下城楚城扬于东，城庐城和于西，金汤屹然，所以为守者具矣”等句，检《宋会要•方城》九之一至九，宋廷之招修扬州、和州城俱为乾道三年事。诏修庐州城为乾道五年十二月事，诏修楚州城为乾道六年事，则其上疏时间不得在乾道六年之前。颇疑前书即召对延和殿时所上奏札，后一疏则登对之后所奏进者也。
作《九议》上虞允文。
     《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轩集序》：“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礌落，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美芹十论》、上虞雍公《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辏，有《权书》、《衡论》之风。”
      梁启超《辛稼轩年谱》本年下附考证云：“细读《美芹十论》及《九议》，知两文绝非作于一时，旧谱谓皆乾道元年作，非也；本传谓皆本年作，亦非也。《十论》作于元年乙酉，《永乐大典》本有明文，想所据为文集原本，更无可议。《九议》，《大典》本不著年份，当从传文定为本年作。篇中有‘朝廷规恢远略已三年矣’之语，盖自丁亥、戊子以来，已渐觉和议不可恃，有备战之意。《美芹十论》若作于是年，是为无的放矢。《九议》之立论，则全以备战为前提，而反言战之不可轻发，故知其必作于是年也。篇中有‘欲乞丞相稍去簿书细务，为数十日之闲，书写胸臆，延访豪杰’语，知其书当为上虞允文，非奏议也。《应问》三篇，或是答允文咨访，惜已佚不可考矣。传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云云，亦是误将《美芹十论》时事并为一谈。上《九议》时和局久定，而战论方张，先生又非主立时开战者，无所谓行不行也。议中颇注重理财，迁司农主簿，殆有向用之意。”
     按：据后村所作《稼轩集序》，知梁说不误，故特加采录。馀参《辛稼轩诗文笺注•九议》后所附《作年考》。


乾道八年 壬辰（1172）稼轩三十三岁 春出知滁州
周信道（孚）《铅刀编》卷十九《代辛滁州谢免上供钱启》
周孚《铅刀编•跋王岩贴》（原注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代作）
是年有奏议上君相，论敌国事。
     周密《浩然斋意抄》（《说郛》本）载《镇江策问》有云：“犹记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绍定足验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诸君有义气如幼安者，百尺楼上岂不能分半席乎。”


淳熙元年    甲午（1174）稼轩三十五岁
以启贺新任建康留守叶衡，当为本年正月内事。
     周孚《蠹斋铅刀编》卷十九《代贺叶留守启》：“伏自倾者易镇南荆，抗旌西蜀，相望百舍，缅维跋涉之劳；欲至一书，少效寒暄之问。适以筋骸之疚，退安闾里之居，既乏使令，莫附置邮。虽攀援之意未少变；而驰旷之罪其何以逃！非大德之普容，岂细故之可略。兹承使节归尹别都，新命一闻，孤悰增忭。恭维某官：以伊皋之业，值唐虞之时，智略足以烛微，器识足以任重。出临方面，靡容毫发之奸；入佐经常，不益锱铢之赋。爰总戎于武部，旋承命于枢廷，睿眷弥隆，舆情攸系。唯此报厘之任，实为柄用之阶，以理而推，数日可待。路车乘马，少淹南土之居；兖衣绣赏，遄俟东都之逆。自惟菅蒯，尝侍门墙，拯困扶危，韬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诲，何以报沦肌之恩。兹以卑身，复托大府。虽循墙以省，昔虞三虎之疑；然引袖自怜，今有二天之覆。伫待荧煌之坐，少陈危苦之辞。”
      按：《蠹斋铅刀编》所载此一《代贺叶留守启》，虽未标明所代何人，然以启中所述事节考之，知其代稼轩所写为无疑，而其时间则当为淳熙元年之岁初。其时稼轩盖已受命为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参议官，虽离滁州，而以“筋骸之疚”未能即赴新任，故此启标题既不云代辛滁州亦不著其新职事也。据启中“兹以卑身，复托大府”句，知其由滁州之调任江东安抚司参议，盖稍早于叶氏之除知建康府，则稼轩此次之调遣，亦非出于叶氏之辟举也。
     另据启中“自惟菅蒯，尝侍门墙，拯困扶危，韬瑕匿垢。……虽循墙以省，昔虞三虎之疑”诸语，藉知稼轩于乾道四五年内任建康府通判时，处境盖多舛迕，甚至时遭诬枉与谤毁。其时叶氏以总领江东钱粮而治所亦在建康，对稼轩甚多“拯困扶危”之举措，故稼轩深感其有“沦肌之恩”。此可证知稼轩渡江初年，虽尚沉沦下僚，而已屡遭摈挤，惜其具体事节均莫可考知耳。


淳熙二年 乙未（1175）稼轩三十六岁 在仓部郎官任 六月出为江西提点刑狱
登对，上疏论行用会子事。
     按：该疏见《历代名称奏议》卷二百七十二《理财门》，《稼轩集钞存》卷二亦收录，题作“淳熙乙未登对札子”，其月日则不可考。但稼轩于本年六月即出为江西提点刑狱，其后展转鄂、赣，至淳熙五年方以大理少卿召归。则登对上疏必在本年六月前也。
《中兴圣政》卷五十九载是年君相论当时民间与商人喜用会子，致使金银贬值事。


淳熙六年 己亥（1179）稼轩四十岁 在湖北转运副使
奏进“论盗贼札子”。
     《宋史》稼轩本传：“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遂奏疏曰：‘……’
     按：蔡戡《定斋集》卷一《御盗十事札子》云：“臣近准尚书省札子，备坐湖南转运副使辛弃疾札子，奏‘官吏贪求，民去为盗’，恭奉圣旨指挥，札下诸路监司帅臣遵守施行。”是右疏乃稼轩任湖南漕副时所上，《宋史》谓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之后，误也。
     又按：《传》中所谓“盗连起湖湘”者，当即指下文所引稼轩疏中所举述之诸事而言，而《传》中所引稼轩奏疏诸语亦多脱误，如李金误作李全，陈峒误作李峒，而又漏去姚明敖、李接是也。今据《历代名称奏议》所载稼轩此疏全文，知其所举诸事变为：“而比年以来，李金之变、赖文政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及今李接、陈子明之变。”在此诸事中，仅“赖文政之变”确为稼轩所扑灭，此外则均与稼轩无涉。盖“李金之变”在乾道元年（1165）春，同年秋为湖南帅刘珙所扑灭，见《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条。“姚明敖之变”在淳熙三年（1177），同年为荆鄂驻扎明椿所扑灭，见《宋会要•蕃夷》五之九八（《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下作乾道三年盖误）。“陈峒之变”在淳熙六年（1180）正月，同年五月为湖南帅王佐及冯湛所扑灭，见陆游《渭南文集•王佐墓志铭》。“李接、陈子明之变”在淳熙六年五月，同年十一月为广西经略刘焞及沙世坚所扑灭，见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吴猎行状》。史传谓“弃疾悉讨平之”，亦误。


同书卷十一《与湖南潘帅畴书》（淳熙十二年）：“飞虎军内外议论交兴，皆欲移置江陵；正虑湖湘阙人弹压，奏乞仍旧。亦有以书问相侵者，不敢校也。孤踪若不在此，众说必纷然矣。”
     同书卷九《与赵德老彦逾书》（十三年）：“垂报飞虎请给，湖南诸州煎熬已极，岂容添此一项，其出于户部无疑。二版曹已自无说，但省吏未必体国。近见科拨年来岁计，颇多画饼，将来须费申请也。人皆云飞虎当并入江陵，殊不思湖南岁有徭人强盗，自得此项军兵，先声足以弹压，是为曲突徙薪计，兹固可以默喻矣。”
《朱文公大全集卷》二十一《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熹窃见荆湖南路安抚司飞虎军，原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钜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缉理，用力至多。数年以来，盗贼不起，蛮徭帖息，一路頼之以安。而自弃疾去镇之后，便有指挥拨隶步军司，既而又有指挥拨隶荆鄂副都统。自此之后，只许缓急听本司节制，而升差事权并在襄阳。窃详当日创置此军，本为弹压湖南盗贼，专隶本路帅司。本路别无头段军马，唯赖此军以壮声势。而以帅司制御此军，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审，事权专一，种种利便；今乃遥隶襄阳，襄阳乃为控制北边大敌，自有大军万数，何藉此军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馀里，其将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纪律之疏密，器械之利钝，岂能尽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权，不过礼数羁縻略相宾服而已，于其军政，平日无由觉察，及有调发，然后从而节制之，彼此不相谙，委有误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原来创置此军一宗本末，照辛弃疾当时所请，特赐敷奏，别降指挥，仍旧以湖南飞虎军为额，其升差节制一切事务，并委帅臣专制，只令荆鄂副都统司每岁十月关湖广总领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艺，觉察有无阙额虚券杂役之类，庶几互相防检，缓急可恃。”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先生取荆公奏稿《进邺侯家传》者令人杰读之，又读益公跋，……因言：‘本朝养兵蠹国，更无人去源头理会，只管从枝叶上去添兵添将。……潭州有八指挥，其制皆废弛，而飞虎一军独盛，人皆谓辛幼安之力。以某观之，当时何不整理亲军，自是可用，却别创一军，又增其费。’”
《历代名称奏议》卷一八五《去邪门》，卫泾《奏按郭荣乞赐镌黜状》云：“臣照对湖南飞虎一军，自淳熙间帅臣辛弃疾奏请创置，垂四十年，非特弹压蛮徭，亦足备御边境，北虏颇知畏惮，号虎儿军。开禧用兵，盖尝调发，缘统御无术，分隶失宜，兵将素不相谙，枉致锉衄，人皆惜之。”（按：此疏《四库》本《后乐集》失收。）
经始构建上饶居第。作《新居上梁文》。
     稼轩盖尝买地于江南东路上饶县城灵山门（北门）之外，本年内于长沙写有《新居上梁文》，知其已经始构筑房舍。文末以稼轩居士自称，知其以稼轩为称号，至晚亦当始于本年。


同书卷十一《与湖南潘帅畴书》（淳熙十二年）：“飞虎军内外议论交兴，皆欲移置江陵；正虑湖湘阙人弹压，奏乞仍旧。亦有以书问相侵者，不敢校也。孤踪若不在此，众说必纷然矣。”
     同书卷九《与赵德老彦逾书》（十三年）：“垂报飞虎请给，湖南诸州煎熬已极，岂容添此一项，其出于户部无疑。二版曹已自无说，但省吏未必体国。近见科拨年来岁计，颇多画饼，将来须费申请也。人皆云飞虎当并入江陵，殊不思湖南岁有徭人强盗，自得此项军兵，先声足以弹压，是为曲突徙薪计，兹固可以默喻矣。”
《朱文公大全集卷》二十一《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熹窃见荆湖南路安抚司飞虎军，原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钜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缉理，用力至多。数年以来，盗贼不起，蛮徭帖息，一路頼之以安。而自弃疾去镇之后，便有指挥拨隶步军司，既而又有指挥拨隶荆鄂副都统。自此之后，只许缓急听本司节制，而升差事权并在襄阳。窃详当日创置此军，本为弹压湖南盗贼，专隶本路帅司。本路别无头段军马，唯赖此军以壮声势。而以帅司制御此军，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审，事权专一，种种利便；今乃遥隶襄阳，襄阳乃为控制北边大敌，自有大军万数，何藉此军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馀里，其将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纪律之疏密，器械之利钝，岂能尽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权，不过礼数羁縻略相宾服而已，于其军政，平日无由觉察，及有调发，然后从而节制之，彼此不相谙，委有误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原来创置此军一宗本末，照辛弃疾当时所请，特赐敷奏，别降指挥，仍旧以湖南飞虎军为额，其升差节制一切事务，并委帅臣专制，只令荆鄂副都统司每岁十月关湖广总领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艺，觉察有无阙额虚券杂役之类，庶几互相防检，缓急可恃。”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先生取荆公奏稿《进邺侯家传》者令人杰读之，又读益公跋，……因言：‘本朝养兵蠹国，更无人去源头理会，只管从枝叶上去添兵添将。……潭州有八指挥，其制皆废弛，而飞虎一军独盛，人皆谓辛幼安之力。以某观之，当时何不整理亲军，自是可用，却别创一军，又增其费。’”
《历代名称奏议》卷一八五《去邪门》，卫泾《奏按郭荣乞赐镌黜状》云：“臣照对湖南飞虎一军，自淳熙间帅臣辛弃疾奏请创置，垂四十年，非特弹压蛮徭，亦足备御边境，北虏颇知畏惮，号虎儿军。开禧用兵，盖尝调发，缘统御无术，分隶失宜，兵将素不相谙，枉致锉衄，人皆惜之。”（按：此疏《四库》本《后乐集》失收。）
经始构建上饶居第。作《新居上梁文》。
     稼轩盖尝买地于江南东路上饶县城灵山门（北门）之外，本年内于长沙写有《新居上梁文》，知其已经始构筑房舍。文末以稼轩居士自称，知其以稼轩为称号，至晚亦当始于本年。


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