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诱惑
诱惑是我上的第二所学堂。1974年小学毕业时，正值“白卷英雄”当道、“反潮流闯将” 走红。社会上流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甚嚣尘上，强烈冲击着读书人的灵魂；学校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学军，根本无课可上、无书可读，中华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
这种背景下，不少同学不想“荒废青春”，而主动辍学回家务农，作为一个劳力不仅可挣工分养活自己，还可帮衬家人，实现自己的“价值”。当时我家里仅父母一个半劳力，养活我们姊妹四个极为困难，常常入不敷出。无望的未来与实在的当前，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强大反差，从而构成了“人生的第一个诱惑”：不当被人看不起的“寄生虫”，要当光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未曾想到：父母根本不同意！他们朴素地认为：“养儿不读书，不如养个猪”，彻底打消了我这个念头。但是为此，母亲曾背着我们多次出去要饭，我们也曾背着父母出去要饭，以聊补家里粮食的匮乏；此外，为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十二岁起，就一直坚持边上学、边劳动，养活自己。
1976年，粉粹“四人帮”后，举国大庆，各级都举行了文艺会演。在全县会演中，我带领公社宣传队夺得第一名，且个人因表现突出、经反复考核，被县文工团录取，一时传为佳话。这对于一个农村的少年来说，是跳出“农门”的难得机遇，简直像“天上掉馅饼”，乐得父母喜不自禁。但是当听到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文工团的好意，拒绝了到手的“跳出农门”的诱惑，下定决心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即使落选，“鸡飞蛋打”，也义无反顾。
这一天，来得比我预想的早了一年。1977年8月31日（33年前的今天），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我，本来拟定召集学生会干部讨论新学年的组织工作。不巧，全公社举行高考摸底考试，占用了我们的会场，无地开会，校长开玩笑地让我一道考，结果数理化均考了全公社第一。因此，我作为高一在校生代表，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考上武汉大学，无意中成为常德地区在校生考上名牌大学的第一人，也是唯一者，人们奔走相告，整个乡村几近沸腾，好像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但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中等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因而果断放弃了此次众人求之不得的名牌大学深造机会，甘冒风险、继续中学学习。
1978年参加全国统考，我成绩如愿名列全省前茅，自己满心希望能攻读当时广被人们青睐的激光物理或理论数学，结果却被复旦大学录取为竞争更为激烈的遗传工程专业。其时全国刚开过“科学大会”，尘封的科学重见天日，科学的桎梏终被砸碎，荒芜的时代已成往事，人们欣喜若狂地欢呼、拥抱“科学的春天”！国际上刚崭露头角的遗传工程在大会上被国家列为八大重点发展的战略领域。按理，我应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不料，由于乡村的闭塞、个人的无知和时代的荒芜，我错误地将它与“育种”简单地等同，因而极端地抵触，几次三番地要求更换专业。要不是老师谈家桢先生后来的“醍醐灌顶”，那就随了大溜，与生命科学失之交臂。
1982年大学毕业，同学们大都忙着“考托”、“考G”，联系出国。老师盛祖嘉教授则提醒我：大家一窝蜂出国，留在国内的年轻人将会机会更多；大家打破头挤进中科院、名牌大学，从军的年轻人将会机会更多。古往今来，逆潮流而动，从来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明摆着可能的风险，却是新潮先锋的“捷径”；随大溜而行，历来用不着人们的思考，潜藏着必定的危险，尽属时代落伍的“麦城”。我有幸听从了教授的劝告，再次摆脱了时尚的诱惑，从而有了2001年大陆最年轻的院士，2002年我军最年轻的将军，成为我国领导国际大型科技合作计划的第一人。
明日要开学了！学弟学妹们，人生，不仅有黑色的苦难，能阻碍你抵达成功的彼岸；而且有金色的诱惑，能吸引你误入事业的歧途、甚至死胡同。对前者，要勇往直前；对后者，要心无旁骛。明天，属于你们！
《科学时报》 (2010-9-1 A3 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