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良好的古学功底，朋友师长的切磋共进，使朱彝尊博通经史，在藏书、金石学、目录学、史学考证等方面硕果累累。“考证之学，虽非如同时阎潜邱、毛西河之专家，而网罗宏富、持论和平。集中序跋诸作，论者谓在黄伯思楼钥之上。” 而金石、目录学，竹垞尤有过人之处，非阎、毛二氏可比。 

余论
在清初转变学风、倡导经学之时，朱彝尊与开启考据学的大师顾炎武等同学共进，首先埋头苦干，开始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其笃实严谨的研究态度，博洽淹贯的风格，对当时学风由虚入实是最有力的推动，是学者由空谈性理向读书问学转变的先驱。朱彝尊的博学淹通，不断受到后人的嘉许。一向苛刻的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多次予以褒扬：
予最喜国朝朱（彝尊）、毛（奇龄）、全（祖望）、钱（大昕）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朱氏《曝书亭集》）亦儒林巨观，正不得以鸿词之学少之。
朱彝尊博览群书，学综百家，切实地进行经史之学的研究。在具体为学过程中，他穷力搜讨，网罗宏富，考订精审。故《四库提要总目》称之：“与顾炎武颉颃上下，学派亦略与阎相近，以博通矫弇陋之习，开考证之先。” 将朱彝尊与清初开启考据学的大师相提并论，这是对朱彝尊的最高评价。
那么朱彝尊是否堪称考据学导夫先路者？事实上，朱彝尊在考据学方面的地位，极少有人如此推崇。所以梁启超先生呼吁道：“竹垞之学，自己没有什么心得，却是搜集资料极为淹博，所以在清学界该还他一个位置。” 不过，首先梁先生自己就未能“还他一个位置”。在这方面，《清儒学案》对朱彝尊的评价比较中肯，称其“考证之学，虽非如同时阎潜邱、毛西河之专家，而网罗宏富、持论和平。集中序跋诸作，论者谓在黄伯思、楼钥之上。”
其实，朱彝尊应该算是清代考据学的导夫先路者。顾炎武推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人物，而“亭林先生影响于清代学术者，其一在开创考证求真之徵实学风，其二在揭示新颖科学之归纳方法，其三在拓广学术研究之门庭路径。此三者，皆“博学于文”之所有事也” 。相比之下，竹垞在此三方面丝毫不苟。另外，他与亭林往还交游，互相倾慕，同学共进。他对亭林的著述进行了审定，就考音、证史等方面提出质疑，是亭林名副其实的诤友。
朱彝尊虽没有专门的考证经学的著述，没能像阎若璩一样在思想学术界的巨大轰动，但他能贯穿考证的原则，对许多具体的、细小的问题都力求精确。其《经义考》，考订精审，结论可信，早为人公认，《四库全书总目》在很大程度上采用和参考《经义考》的成果。梁启超肯定该书“是史部谱录类一部最重要的书，研究‘经史学’的人最不可少” 。朱彝尊在考证史实上，成绩卓著。他采用金石碑版，考证旧史、拾遗补缺，极富特色。陈垣先生曾这样说：“竹汀、竹垞之书，未可不一观也。” 此盖就其学博综百家、考据精审而言，片言只语足为文史研究者宝珍。
朱彝尊在拓广学术研究之门庭路径方面，贡献极大。他倡导重视音韵字学，搜讨金石文字，藏书编目，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经学发展奠定了小学的基础，扫清了路障。其金石学、目录学对乾嘉学者影响很大，比之顾炎武亦毫不逊色。
其实，就整体而言，清代学术是对以往学术的整理和总结，包括对文献的收集、考辨，对文字音韵等的研究，最后达到探讨义理的目的。阎若璩对经典的辨伪、对史实的考证属于考据学，竹垞对经学、小学的提倡和金石文字的收集利用、对经学史的梳理同样属于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另一方面。清初，朱彝尊在整理、保存文献方面的责任心和成绩可谓首屈一指，远远地走在阎若璩的前面。如果依据张舜徽先生对“文献学”的定义，朱彝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文献学家。
总之，朱彝尊是清初学术由经世致用向通经学古转变的重要代表，他在倡导实证学风、循着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考证史学、研究经学，在清初考据学的起始阶段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足以与顾炎武、阎若璩并肩比踵，堪称考据学的开启者。 

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