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图像是一种将空间现实化的艺术。这意味着，为了能够理解究竟是哪一类的事物被图像再现了，我们并不需要从一种具体的具有连续关系的时间顺序出发来审视作品的各个部分。相反，对于文学和音乐而言，它们是将时间现实化的艺术形式。对此，我们关于意义的认知，就必须通过一种准确的、线性的时间顺序，来对具体的部分加以理解而实现。
从这一最基本的区别为起始，许多很有趣的衍生效应便随之而起了，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图像所再现的内容，基本上都会被导向至具体的事物、场景或者动作瞬间，然而，文字性的叙述却可以涵盖跨越不同时间阶段的事件。
另外一个令人着迷的不同点是，文学和音乐是建基于符号的，它们是通过被阅读或者表演的方式，将本体论意义上作为言说类型的作品进行呈现的。事实上，在对时间性进行呈现时，我们必须采取的路径是，要有意识地将这些作品结构为想象性的存在。在阅读《匹克威克传》（Mr. Pickwick）和演奏“锤键”奏鸣曲（Hammerklavier）时，我们需要对作品的故事描述和乐谱的配乐，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的阐释和演绎。
然而，在绘画中，虽然一个图像会引起我们的想象性联想，但是它在想象之前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特形象的特征。这种形象，作为一种惯例化的视觉指涉，是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相似性。图像化的形象展现了许多视觉性的特征，已经足够使我们可以在创作痕迹、线条和颜色这些体现外部特征的要素之上，识别出一类具体的视觉物项或者事态。
例如，一幅风景画已经在视觉方面直接为我们呈现了许多实体，这些都不需要我们通过想象性的构建来获得。图像具有与其所再现的可视物体的同构性关联。
那么，虽然绘画与文学和音乐之间的差异，使得我们可以辨识图像（实际上，还有雕塑性的）再现的独有特性，但是，就这些差异自身而言，它们并没有自明图像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形式究竟具有哪些本质上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和阐明的是，图像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改变主客体经验关系的行动模式，究竟扮演了何种独特的角色。为了要研究这个问题，图像的现象学深度的独特视阈，从此便开始逐渐地显现在了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