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哲学文化的时代，哲学不再是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理论体系，也不能再充当其他学科的基础，哲学应当融入到整个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中，没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掌握了宇宙奥秘的、把握了“最高真理”的超级英雄，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交谈。而哲学的任务也应当由研究实在或者如何达到实在这一目的转向研究各种文化之间关系的“文化批评”。但是，以“文化批评”为己任的人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他们可能像现在的哲学教授那样，对道德责任而不是诗体学感兴趣，或者对表达句子而不是表达人体感兴趣。但他们也可以不是这样。他们是兴趣广泛的知识贩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事物关联。从事这种工作并不需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即我们的思想是否和某个永恒事物相联系，或如何实现这种联系，而是要对各种词汇进行比较研究，从中选择一种在目前来讲能较好地解决问题的词汇，也可以对各种谈话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者们非常自由，可以在任何领域中做研究，也可以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跨越而不会受到专业的限制，提出一种新学说的研究者也不会因为与其他人不同而受到所谓专业人士的排挤，因为人们都以协同性作为交流的基础。
作为哲学重要任务的“文化批评”，其应能够像旋转木马一样，可以自由地对文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和政治学的东西进行评论。“现代‘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他迅速地从海明威过渡到普罗斯特、到马克思、到福柯、到道格拉斯到现在东南亚的状况、到甘地、到福克莱斯。”这些人游走于不同的词汇系统之间，辗转于一幅幅宏伟的图景之上，他们想弄清楚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图景之间是如何关联起来的。但是他们并不借助于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也不去追寻事物的本质和本质之间的关联，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暂时的、易变的。但他们就是这样倔强地站在文化的内部来评说文化，放弃对永恒的探寻，并自得其乐。
承认哲学活动的有限性，是后哲学文化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并希望能做到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思想中把握其时代”。在后哲学文化中，人们作为孤独的个体是有限的，与某种超越的东西失去了联系，同时也不必费力去追寻这种联系。人们对“真”的评价不再依赖于科学，而只依赖于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协同。对于实证主义在发展后哲学文化的道路中为科学留下一个神坛的做法，我们并不赞同。我们反对实证主义者将科学视为人们通达某种超越自身目的的工具，因为借助这种工具，人们不但仍然无法达到所谓“客观真理”，而且还会被限制住思维、遏制住情感。我们将后哲学文化当中的宗教、文学、科学、艺术等学科都赋予相同的地位。我们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而当被问及关于这种后哲学文化是否值得期望的问题时，我们自己的回答是：“关于这样的后哲学文化是否值得期望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可以真正认真地对待语言的无处不在这一特点吗？”既然语言无处不在，并且是人类借以发展的工具，那么这种后哲学文化当然是值得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