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参考文献：
《三国志》，《三国孙吴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统治政策探研》，《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三国吴兵考陶元珍》，《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蒋福亚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张大可《三国史研究》，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杨国宜《东吴平定皖南山越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高敏《东吴屯田制略论》，施光明《论皖南山越》，周伟洲《公元三至六世纪南方少数民族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以三国吴越时山越和南朝蛮族为核心》，浙江省历史学会《黄帝文化研究——缙云国际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鲁西奇《释“蛮”》，何德章《三国孙吴兵制二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夏彬《皖南山越考略》

“前情提要+叠甲+立体防御”完成，让我们开始正篇内容。（奏乐起舞）
第一章：山越的起源
两汉魏晋，秦岭淮河一线的广大南方山地活跃着大量土著族群，“断发文身”、“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等文化特征作为他们的标签被载入汉人的史书之中。随着北人南迁和楚人汉化的持续深入，汉人对山区诸族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最终形成汉唐间“山越”、“蛮”、“俚”、“獠”的族群划分法，以及一套源自三苗或百越的族源叙事。这种划分法是从汉族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汉帝国行政区划为地理划分界限的基础，糅杂汉人对山民的视觉文化标签而形成的。故而自此入手讨论南方诸族之具体族源、族属并无较大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意义，但不妨碍研究两汉魏晋历史政治，因为以孙吴为代表的政权是以自己的划分法制定处置山区之人的政策，诸南族群也对应发起了反抗。“山越”即与汉之扬州对应，生活在东南丘陵与沿海的反抗之民。（“蛮”是荆襄，“俚”是广交，“獠”是云贵。）
注：上文段落摘录修改，参考自《试论三国时期山越的发展与演变》，刊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关于山越之民的来源与具体族属，有三种主要说法。
其一：春秋越国说。
元朝胡三省、清朝王鸣盛，梳理历代史书沿革，将山越认定为春秋越国与古代东越族之后裔。
其二：山区汉人说。
唐长孺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宗族、客户与隐匿人口时，认为山越与史籍之“宗部”、“宗伍”实乃互称，即“山越”的主体实际上是逃离国家户籍、躲入东南山区的汉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录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其三：越汉混居说。
张大可《三国史研究》主张认为山越之民为古越族与汉族混居形成的族群，汉族人逃亡入山者接受了越族人的影响，越族人亦因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接纳逃亡汉族人而逐步汉化，山越即这样一个具有浓重越族文化烙印同时又采用汉语言文字和宗族组织结构的群体，“所谓山越，实际是半汉化了的越人后裔，遍布于江东各郡的山岭地区”。山越自身的越文化特征和活动地域，是东汉三国时期山越族群的基础人口。秦始皇灭楚后，降服原越国，闽越归降，迁离越民，隔绝沿海岛屿。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东瓯在闽越攻击下归附汉朝，内迁江淮。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西汉灭闽越，强迁闽越进入江淮。迁徙之后留居故地的越族繁衍生息，部分迁入平地与汉人杂居，部分仍留居山区。东汉时期，移民南下，技术进步，逐步大规模垦荒，荆、扬人口增长，郡县数量增加，朝廷决定将蛮夷诸族作为新增南方人口的一部分，纳入统一的租税体系，引发了南族人民的抗税斗争。东汉后期，国家腐败横行、赋敛加重，江南“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董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后汉书孙穆传》）“盗贼，征发，南州尤盛。”（《后汉书桓帝纪》）“建宁二年（公元169）九月，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后汉书灵帝纪》）到此“山越”名词开始在史籍中频繁出现，就这样山越伊始就以反对汉政府的形象登场。
论文结合考古，综合来看，东汉三国中提到的山越，和秦汉时期的东瓯、闽越等等百越民族存在渊源关系，据此一般认为山越就是东瓯和闽越的后裔。不过由于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对闽越地区进行了多次讨伐，还将当地的百姓内迁。东汉时期的山越已经离开了福建沿海地区，开始在内陆发展。另秦汉时，东南地区虽然处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但是当地的统治基础其实十分薄弱。越人并没有完全接受汉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保持了相对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秦朝时的瓯越人多断发文身，逐水而居，到了东汉时内迁的百越人开始到山里生活。百越部落虽然和周边汉人有一定程度的交流，但这些百越人大部分一直待在山里，当地汉人便将他们称为山越了。和之前的东瓯以及闽越不同，山越人在内迁之后便分散成了诸多以宗族为纽带的小型部落，并没有结合成统一政权。东汉末年政局陷入混乱，中国各地的地方官大多是用重金买来官职，这些人一到任上立刻开始横征暴敛（捞回成本），这给百姓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山越百姓不堪其扰，最终起兵与汉军发生冲突，东南地区的时局开始变得越来越动荡。到了汉末乱世，东南地区起初缺乏强力军阀，初期多是当地豪族组织乡军与山越人作战。这些豪族麾下的兵勇虽然能够抵御山越军的侵扰，但是山越军遭遇阻击，就会退回大山固守，汉人军队没有办法将山越军彻底击败。

第二章：山越与孙吴
孙坚和山越军作战，孙策脱离袁术到达江东，孙权长期控制南方。而这里正是山越人的活动地区。那些和山越作战多年的世家大族们，希望孙吴政权能够帮助自己解决这些心腹大患，孙策、孙权希望维持自身政权，因此孙坚、孙策、孙权对于山越的态度没有变化，一直都是强硬的。同时，孙策、孙权的对手们（汉末其它割据军阀）对于山越力量和作用的认识非常清晰，袁术、曹操曾经用送礼以及封爵等各种手段讨好拉拢山越的部落首领，希望他们能够从后方发动攻击，为自己夺取江东提供便利。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山越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抗孙吴政权的袭扰，山越军在山上建起坚固的城堡，几乎不间断地对孙吴郡县发起进攻。由于山越们所居住的地方道路艰险，因此孙权即使派出大军也难以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这让吴将们的征讨工作一直延续了很久。（所以读者看《三国志》时会发现吴将必刷山越副本。）诸葛恪骚扰山越人的秋收工作，再率大军围困，导致山越诸部落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山越人在投降或者被俘后，一般都会被收编到孙吴的军队成为“部曲”，或者被送到世家大族们家中充当奴仆。

第二章第一节：山越与抗徐、陈夤、臧旻、孙坚、孙贲
山越名词正式出现史载，是《后汉书》。东汉朝廷省罢独立负责诸郡防卫的都尉，惟有边郡和王公属国可以保留。丹扬郡（又作丹杨、丹阳、建业、建康，现今南京地区）设有都尉，郡下如宣城等县，仍比边疆诸县设长而非设令，在南方专长对抗山民的抗徐（武将）任宣城长。（《后汉书度尚传》）按《三国志》对会稽、吴的记载来看，东汉在如今浙江、福建、江西广大地区仍是以郡都尉监视当地山越的动向，直至孙吴征讨山越，才改为郡县。
《孝桓帝纪》：（延熹八年六月）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零陵太守陈球拒之，遣中郎将度尚、长沙太守抗徐等击兰、盖，大破斩之。苍梧太守张叙为贼所执，又桂阳太守任胤背敌畏儒，皆弃市。
熹平元年（公元172）十一月，许昭扶持其父为越王，自任大将军，于会稽句章起兵，率领山越攻打三吴郡县。许昭掀起叛乱后，山越凭借东至太湖、西抵长江、南通浙水的根据地袭扰扬州江南诸郡县，并且将已经出居平地的越人和不满于朝廷征敛的吴地百姓吸收到队伍。曾任吴郡太守的臧旻（《后汉书》：旻有干事才，达於从政，为汉良吏。）出任扬州刺史，渡江与丹阳太守陈夤会师，取得一些胜利，但许昭仍可集结部众复屯营垒。战争一直持续了三年，汉军连番苦战，最后在当地豪族的支持下平定这次叛乱。在这场席卷东南的山越起义中，会稽郡司马孙坚（主线剧情）征募当地精勇为兵，配合汉军主力作战，战后得到刺史臧旻上表叙功，由此开启了军功升迁之路。孙坚侄孙贲率其部众依附袁术，袁术派遣孙贲经营九江、丹杨以巩固自己的后方。孙贲先被表为豫州刺史，后转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事，对抗刘繇的同时征讨山越，努力维持孙坚旧部的骨干力量。扬州刺史刘繇在与孙贲对抗的过程中，逐渐转向与山越联盟的策略。

第二章第二节：山越与孙策
初平元年（公元190），孙策军渡江前往丹杨依附舅舅吴景，带领数百兵士加入袁术的经营江南战略之中，遭到泾县山越宗帅祖郎的狙击，孙策“几至危殆”（裴注引《江表传》）。祖郎势力控制黄山地区通往江岸的通道（今青弋江河谷），麾下吸纳了山越人与逃亡汉人，在丹阳、庐江二郡的交界水道，被刘繇引作外援对抗袁术别部之吴景、孙贲、孙策。孙策返回袁术手下，得孙坚旧部千人，与吴景会师，击破祖郎，暂时消除了山越对丹阳西境水道的威胁。
兴平二年（公元195），孙策自历阳渡江，一路势如破竹，取得丹阳沿江作为立足点（燃起来了）。随后孙策向东进军吴郡。太湖之畔石城、白虎两山的山越豪帅严白虎感受到孙策的威胁，投入抵抗孙策的阵营，配合会稽太守王朗、吴郡太守许贡对抗孙策。之后，许贡败于由拳，王朗降于会稽，次年，刘繇正面抵抗孙策的军队大败，本人逃亡豫章，江南大部分尽数为孙策军控制。
建安二年（公元197），北方战事不顺的袁术称帝，孙策接受朝廷号令，正式结束了与袁术名义上的附庸关系。袁术向祖郎、焦已等丹阳山越诸宗帅颁发印绶，牵制孙策。此时，陈瑀接受许昌朝廷之命，以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的身份驻扎广陵海西。所以表面上，孙策、吕布、陈瑀作为东州诸侯受朝廷号令，共同讨伐袁术；实际上，陈瑀的战略是从已经被瓜分殆尽的徐州脱身、进入江东自立。陈瑀与严白虎结成同盟，又联络已经站在袁术一方的丹阳山越诸部，准备袭击将注意力投射在丹阳西境的孙策。然而袭击之事败露，孙策先发制人派遣吕范、徐逸渡江击溃陈瑀。山越诸部被孙策军击退，惟有祖郎军战果较大，袭击了驻扎宣城的孙权。刘繇部将太史慈在神亭被孙策击败，遁入芜湖山区，自称丹阳太守，依靠祖郎等豪帅，设屯府于泾县，联结山越诸部。孙策亲率主力进入山区，先于陵阳苦战祖郎，将之俘虏，后在勇里击败并收服太史慈。孙策宽大处理了丹阳山越，还军曲阿时祖郎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裴注引《江表传》）。孙策对待吴郡山越则采取严苛态度，严白虎逃亡余杭，其残部仍在抵抗。会稽平定后，孙策军进入闽地，屠东冶城，杀严白虎。孙坚、孙策及手下将领，多有与山越作战的经验，孙坚死后军队并入袁术势力，孙坚旧将仍被委以吴地都尉等职，继续战斗在对抗山越的第一线。如朱治，其本身作为吴郡都尉的特殊身份，加入孙策麾下后，立即导致了吴郡山越严白虎对孙策的敌对态度。当孙策将丹阳、吴郡、会稽的沿江沿湖地带确立为地盘后，孙策军也自动成为了山越诸部的头号敌人。在刘繇、袁术、陈瑀对孙策的敌对行动中，大量山越豪帅站在了孙策的对立面，并不断在一次次作战中深化了与孙吴的仇恨。平定祖郎之后，黄盖任丹阳都尉，行抑强扶弱之策，标志着孙吴对山越政策转入积极主动。此后刘表与孙策进入直接对抗状态，豫章西部的山越支持刘表从子刘磐开展袭扰战，孙策将豫章之海昏、建昌分为左右六县，由曾经担任过丹阳山越盟主的太史慈出任建昌都尉，对刘磐及其麾下山越进行了高效的镇压。孙吴夺取前往荆州的跳板豫章、丹阳及其与吴会交界地域的过程中，将山越完全卷入战火，也逐渐明晰了山越诸部各自为战的脆弱性和山越宗部易于收编的价值。（这一段孙策战绩因为孙策吧有详细的说明这里略过）

第二章第三节：山越与孙权、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贺齐、蒋钦
建安五年（公元200），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继位，许昌朝廷（曹操）封孙权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孙策壮年暴毙、孙权少年登位，引发了荆扬地区新一轮的政治风波。“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吴主传》）孙权新政伊始，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孙策孙权军队，以其父孙坚旧部为骨干力量，再加收编江北两淮之众，吴地新定，户口人丁亦不比江北富足，且孙权接手的军政集团已经处于以三吴沿江狭地与荆、徐、山越多方为敌的处境，这要求孙吴必须开拓新的兵源地。山越族拥有成熟的冶铁生产体系，自带武装，“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三国志诸葛恪传》），招降整编后能较快形成战斗力。在旧军不足而新的战争规模与烈度都将急剧提升的时代，孙权选择对山越全面冲突。
建安八年（公元203），孙权领兵攻打宿敌黄祖，受挫于江夏郡城之下，山越诸部趁机骚乱。孙权于是撤回主力，派出麾下将领对丹阳、鄱阳、会稽三郡交界之地的山越根据地展开全面围剿，“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军高速严厉收窄挤压山越的地盘（吴书中凡是武将都记载与山越的战斗，因此有《山越副本》的玩笑话），大批收编山越宗部、掳掠山越人口。
贺齐（奢华的山地战专家）年少时担任会稽郡吏员，驻扎在句余山区的剡县办差，很早就在汉越混杂的地带积累行政经验。当时县中大族斯从依仗宗族势力和手下的山越依附人口，常行游侠犯禁之事，贺齐采取强硬手段将之铲除。孙策向会稽郡南部进军时，发掘举贺齐为孝廉，使之成为孙吴第一批专职对付南部山越的人才。王朗败退至东冶，侯官山越豪强商升、张雅、詹强等打着支援朝廷命官王朗的旗号起事，意图割据闽地，贺齐临危受任会稽南部都尉，利用反间计和越人间谍分化贼众，最后一击制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贺齐成功将孙吴的势力范围推进到武夷山东麓。至建安八年，会稽南部都尉府已经转移到山溪之间的建安县，孙权将山越活动区南部的征讨事务托付给贺齐，“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三国志贺齐传》）。北边的吕范等将主要针对威胁孙吴统治核心区和西进据点周边的山越展开清剿，而贺齐则直接向越族的核心山地发动进攻。山越宗帅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以万户、千户组织麾下族人，盘踞在武夷山脉北段两侧，以往东汉之会稽、豫章两郡对这一地带鞭长莫及，没有实行过有效的行政管理。贺齐以劣势兵力突击，自豫章地区的余汗出发，先沿余水深入山地，连破山越，洪明被阵斩，洪进、苑御、吴免、华当四人均投降。贺齐所部连战连捷，兵锋突破武夷山，一举荡平了都尉府周边大潭、盖竹等地的山越据点。是役“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三国志贺齐传》），贺齐因功升任平东校尉。此后贺齐持续活跃在武夷山区的征讨山越行动中，武夷山两侧新置郡县，多赖其功。
赤壁之战前夕，贺齐已升任威武中郎将，主导孙吴军在山越地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曹操势力进入荆州时，丹阳山越再次骚动，贺齐与讨越中郎将（瞅瞅这名起的）蒋钦各统万人规模部队，沿富春江进讨歙、黟两县的数个山越万户。时山越帅分屯安勒、乌聊、林历三山，贺齐先攻屯人最多、地势最险之林历山。亲自侦察地形后，贺齐组织山地精兵攻击，“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弋拓堑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县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数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三国志贺齐传》），山越之众遭受攀岩而上孙吴军的夜袭，据守险道的兵力紧急回援本阵，结果外围被贺齐主力突破，宗帅陈仆、祖山等大败。黄山以南正式纳入孙吴的直接统治，丹阳山越的核心地域被击碎。此后，贺齐成为孙吴军中最为耀眼的将领之一，其麾下部曲“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三国志贺齐传》）。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孙权二次攻打合肥，贺齐除了承担原有对山越的征讨任务之外，也多次充当生力军加入北线的江淮战场。山越闻其名则丧胆，《抱朴子》甚至记载山越与之作战时要专门派出擅长禁咒法术的部队。贺齐好奢侈华丽的性格也因其大功而得到孙权的包容，以至于其与老将吕范在服制上有僭越之嫌而遭到弹劾，孙权答以“何损于治哉？”（《三国志吕范传》裴注引《江表传》）

第二章第四节：山越与陆逊
孙吴重臣陆逊是继第一批元勋宿将之后，以经略山越、扩充兵源而进入江东政治核心的将领。陆逊自募军队征讨太湖周边山越肃清潘临，初次展现军事才能，充实海昌军屯，陆逊军的部曲正是在这个征讨过程组建成形。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曹操攻濡须口，向鄱阳山越帅尤突颁发印绶，山越之众再次群起骚动，响应曹军南征。鄱阳的尤突直接威胁通往荆州方向的柴桑、豫章，驻扎新都郡的贺齐率军征讨尤突。响应尤突的丹阳山越，孙权则指定陆逊前往歼灭。此时孙权军主力正与曹操交锋，镇压山越的部队以将领自己的部曲为主，辅以临时征募的地方壮勇。此时已经成建制的陆逊军取得胜利，陆逊成功通过军功转为军职，并屯军历阳渡口附近的利浦，拱卫丹阳郡最重要的水路并监视芜湖以南山区的山越。在农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卓著成绩，使孙权对陆逊愈发赏识，“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三国志陆逊传》）。陆逊向孙权提议“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三国志陆逊传》）孙权采纳其策，并升陆逊为帐下右部督，使之得以掌管孙权军的直属武装部队。曹操又授予响应尤突的丹阳越帅费栈以朝官印绶，孙权派遣陆逊实践其大掠山越人口的方略。费栈作为饱受打压的丹阳山越，手中历战老兵较少，此次起事多是依靠个人威信和所获印绶号召起来的汉越山民。陆逊针对性地虚张声势，广布军旗营帐，在山越营地四周布置鼓角，入夜行军鼓噪而行，诱发山越内部炸营，大破之。击败叛军主力后，陆逊于丹阳、会稽、吴郡大规模收编和掳掠山越人口，严格执行他此前向孙权提出的建议，“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三国志陆逊传》）。此次部伍山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可谓孙策入江东以来之首，强制编户的不仅包括汉化较深的山越宗部，也涉及了组织较为松散、深居山间的越族，还包括散居于东三郡的汉人逃户流民，乃至于招致了时任会稽太守的弹劾。自此以后，“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成为东吴诸将搜山捕越的定则，并且在袭取荆州后成为对待荆南蛮族的政策。走马楼三国吴简就有关于东吴“部伍夷民”和调发“夷新兵”的记载，东吴在扬州和荆州交通便利之城中，人口买卖市场往往有大量的山越或蛮族奴隶出售。

第二章第五节：山越与朱治、胡综、周鲂、全琮、诸葛恪
一系列或大或小的搜山捕夷战役中，孙吴军维持了一条补充北线兵源的生命线。山越的反抗虽此起彼伏，但总体上烈度不断衰减、规模趋于破碎。陆逊所定之捕蛮夷策大规模推行后，成建制的山越宗部势力快速衰落，东吴诸将为持续地从剥削山越中获利，越来越倚重主动进入深山搜剿而非镇压山越叛乱。
费栈被平定后，宿将朱治移封故鄣镇抚丹阳、吴郡、会稽，此为史籍所见孙吴政权最后一次大规模对东三郡山越实行较为缓和的政策。随着魏吴两国对庐江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魏军再次寄希望于山越部众牵制吴军西北方向的军事行动。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冬，鄱阳宗帅彭绮自称将军，攻没郡县，叛乱迫近柴桑防线。孙权派出解烦督胡综率领禁军溯流而上平叛，曾镇压钱唐和丹阳山越有功的周鲂出任鄱阳太守为辅助。来年正月，彭绮被平定。孙资以“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三国志刘放传》裴注引《孙资别传》）推断山越势力衰弱，负责对吴作战的豫州、扬州前线军官曹休仍然把联络山越、颁发官印作为牵制东吴的有效手段。在这一背景之下，以“周鲂断发赚曹休”故事知名的石亭之战爆发了。周鲂发给曹休的降书，营造了彭绮起事失败后仍有大批强力山越宗部不满孙吴的假象，轻易将曹休调动入皖城，此处可以看出曹休缺乏对东南山越相关情报的动态解读能力，亦可见孙吴在二十年间有计划剥削和消灭山越的巨大成效。石亭之战后，曹魏仍然在书面上将山越与荆州武陵蛮等南族并称，“武陵邑侯相严等纠合五县，请为臣妾，豫章庐陵山民举众叛吴，以助北将军为号”（《三国志陈留王奂传》），但已无实际上大规模发动扬州地区山越的举措。石亭之战期间，丹阳、吴郡、会稽新开拓地的汉越民众发动抗税起义，孙权分三郡险地临时设立东安郡，全琮出任太守，剿抚并用，以严明赏罚、匡正法度为主要手段，重新将三郡开拓地区的万余人口纳入国家编户，本质上是对征越拓地成果的巩固。当地社会恢复秩序，东安郡旋即撤销。
随着孙吴对山越大规模征伐的深入，越来越多更为原始、组织更零散的山越部族成为孙吴之敌。自彭绮之乱后，扬州山越已少有宗帅领导的大规模反抗出现，更多的是东吴军队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搜山捕猎，以至于可以成建制收编的宗部宗伍近乎绝迹，而山上之民的分布愈发分散难以索求，甚至到了抓捕进山自行垦荒的拓殖户充作山越虏口的地步，“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三国志诸葛恪传》）。嘉禾三年（公元234），多次上表请求征讨山越族的诸葛恪终于被任命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孙权还给他配属三百名精锐“棨戟武骑”，显示出东吴高层对诸葛恪打破竭泽而渔困境的期待。诸葛恪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的“幽邃民人”（《三国志诸葛恪传》）。第一步，诸葛恪在山越活动区周边布置封锁，命令有关各郡县清查户口，严格管理和保护已经归顺东吴的平民，各部将领把守要道关卡，杜绝山民从贸易中获得粮食等物资。第二步，有计划地破坏山地本就脆弱的农耕经济，组成封锁线的各部队“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三国志诸葛恪传》）。第三步，以优惠政策招诱饱受饥荒折磨的山民，不执行降民优待政策的地方官都遭到诸葛恪严办，重者处以死刑。大批山越散户出居孙吴军控制下的山间平地，诸葛恪超额完成了上任之前三年得甲士四万的承诺，其自领兵万余，其余大部分可直接充作兵员的壮丁都分给了参与封锁的将领。凭借此次捕猎的成果，东吴取得了毗陵等处屯田的成功，暂时性缓解了东吴的兵源与军粮危机。诸葛恪因此大功升任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奠定了取代陆逊成为孙吴政坛第一重臣的基础。
诸葛恪之后，山越的宗帅、宗部与宗伍从此淡出了史籍。孙皓时期，扬州仍有新置郡县，亦有山越之人参与的叛乱，但再也没有镇压叛乱后大量收编山越兵士和民户的记载。西晋灭吴后，北人南迁大潮开始，此时已经不再有政府组织的针对江东山越的捕猎，但渴求土地的北人和吴人大量涌入东南丘陵区的各个山谷，山越组织军事联盟的可能性被消除。西晋末年，石冰与陈敏相继席卷江东、脱离朝廷自立，查不到山越有为抗税或者自保而举事呼应。东晋初立，财政高度依赖对南方诸族的特别征税和特产贩卖，荆州、豫州、江州之蛮反抗最烈，这时查不到以扬州山越之名反抗者。

第三章：山越与南朝
三国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在籍的人口数量最初甚至不及中原一州之地。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孙策、孙权必须让东吴拥有更多的人口。攻击山越，再将其百姓收编进军队，就成了孙权军最重要的手段。在孙权征伐山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前后将几十万山越人变成了东吴的人口，这些人的加入让孙吴的军队实力得到增强，各地的地主们也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发展经济。这让东南地区的生产力显著提高，有了与北方政权对抗的资本。到孙吴末期，约三十万人军队中，山越及其他少数民族士兵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半数，而且这些山越人也开始认同汉文化，完成了民族的初步融合。这些“山越人”在后来的南北朝时期，也曾出来作乱，但由于南朝时南方生产力取得极大发展，在农民的开垦下，山越的领地被不断蚕食，袭扰汉人力量也远不及三国时期了。到了宋代，随着经济重心的再次南移，山越人仅存的居住空间，再次遭到挤压，最终不得不走出大山过起了农耕生活。很快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习惯，都被汉族百姓所同化，山越这个曾经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民族也彻底消失。
丹阳是江东汉地的统治核心区，山越主要聚集在郡境中南部的山地。孙策初渡江，击退丹阳山越的袭扰后，设立始安、安吴两县作为日后进军皖南山区的前进基地。击退刘繇后，在宣城以东分置广德、永平两县。建安十三年（公元208），贺齐讨平黄山之南、新安江上游的歙县、黟县多个山越万户，在歙县中分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四县，推行编户齐民。孙权在此基础上置皖南六县为新都郡，新都太守以都尉兼任，实际上仍然行使原来丹阳南部都尉的职权，是孙吴军事官民政权力加强的表现。此外，天目山北麓的怀安、宁国两县也是建安年间析置。孙吴正式建立后，丹阳一郡基本没有新增县和析置郡，说明山越在皖南地区进入了碎片化的山居状态，完全退出了大型山间谷地。
汉会稽郡境则是孙吴新置郡县最多的地方，这与贺齐在今浙南、福建地区的大规模作战和开发有密切关系。富春江流域新置的新城、桐庐、建德、新昌四县，孙权在位初期就已设置完毕，自富春江下游而上，反映这一区域开发得较为成熟。衢江、东阳江流域的开发则贯穿整个东吴时期，孙皓在此基础上设置的东阳郡不尽符合山川形便原则，此乃该地区多方向逐步开发、其路径与山川自然形势不完全吻合的情况在政区建置上的反映。浙南地区的县城则是基本分部在各江河入海口，自南向北排列，直至东吴中后期才有内陆之南始平县，孙亮时期正式析置临海郡，但直至东晋建立，该郡内陆都无新置县城。福建地区则是依托会稽南部都尉府的军事推进得以逐步纳入郡县体制。孙策驱逐王朗时，置建安、汉兴（吴兴）、南平（昭武）三县。随着贺齐征讨武夷山越、打通豫章与建安之间的交通，闽北较早得到了充足的开发。直到永安三年（公元260），孙休置建安郡，闽地才新置了将乐、南平、东安三县。汉豫章郡地区属于孙吴政权早期的边境，西接荆州、北望庐江，境内山区多山越。孙策在海昏县设置建昌都尉，兼有防备刘表和控驭鄱阳湖周边山越之目的。鄱阳湖区土地平旷、水源充足，适宜农耕，故而很快形成了以湖区平原联系入山之乐安、葛阳、广昌、钟陵、上饶等县的格局，最终形成了鄱阳郡。庐陵郡和临川郡都是东吴中后期开发出来的新郡，是对于山越全方位捕杀的产物。安成郡则是孙吴军控制荆州后，为应对罗霄山脉蛮族而进行的划分。

鸣谢（不分先后）：
柚子猫、二一、东方曼倩、怜水靖、七海游侠、若为雄才、倾城雪殇、坐下喝茶、忘机子、影风、曲水流觞、明府家宝、花色玻璃、绿绮绵缘、风辰星声、阳光名将
主要参考文献：
《三国志》，《三国孙吴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统治政策探研》，《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三国吴兵考陶元珍》，《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蒋福亚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张大可《三国史研究》，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杨国宜《东吴平定皖南山越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高敏《东吴屯田制略论》，施光明《论皖南山越》，周伟洲《公元三至六世纪南方少数民族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以三国吴越时山越和南朝蛮族为核心》，浙江省历史学会《黄帝文化研究——缙云国际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鲁西奇《释“蛮”》，何德章《三国孙吴兵制二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夏彬《皖南山越考略》
《【梳理+导读】山越广交问题的梳理与导读》《山越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