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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瓦拉和“君士坦丁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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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年
     内容提要   《君士坦丁赠礼》是伪造的文件。研究它的产生和流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的中古文化。这个伪件在15世纪被揭露。研究证伪的立场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人文主义的特点。     
关键词   瓦拉   《君士坦丁赠礼》   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   欧洲中世纪
     “君士坦丁赠礼”并不广为人知,但也不能算是冷僻,因为它见于一般的百科词典。1979年版的《辞海》说它是“中世纪天主教会伪造的文件,成于8、9世纪间,后编入《伪西多尔教令集》。内称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帝国西部政权‘赠与’教皇。教皇利用这个伪件,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6―1457)等揭穿了这一骗局。”这条解释写得很好,简练而得其大要。然而“赠礼”究竟是怎么一个由来?何以是伪件?起过什么作用?瓦拉等人又如何辩伪?读者欲知其详,就不能只靠辞书了。这些问题看上去好像琐碎,实际上涉及欧洲中古文化、文艺复兴、以及人文主义的一些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特征。本文试图对它们做一回答。



1楼2011-06-16 20:26回复
    以上是“赠礼”的由来及其宗教、文化背景。《辞海》说这个伪件“成于8、9世纪间,后编入《伪西多尔教令集》”,这需要加一点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只限于“赠礼”的真伪。文件的作伪时间是近代的学者,主要是德国学者考证出来的。他们根据《诏令》的第一部分,即“誓愿”里的行文款式和基督教术语,再参照《诏令》开始见诸教廷公文的年代,判断伪件成于752年到795年之间。⑦《辞海》还说“教皇利用这个伪件,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这也需要略加说明。19世纪末有一位英国学者就“赠礼”详细查考了教廷的档案,他发现历届教皇在信件中直接征引“赠礼”的次数非常有限,而且这些信件所涉及的都不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事务。⑧那么“赠礼”在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赠礼”主要的作用是理论方面的,是“务虚”。中古西欧各地的政权和教会之间的权力界划不清,经常有矛盾。最突出的例子是11世纪德国皇帝和教皇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叙任权(investitura)发生的争执。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用人,还牵扯到财政税收,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教皇宣布将皇帝逐出教会(excommunicatio),皇帝则进兵罗马,废黜教皇,继之而起的是德国内战。整个冲突持续了半个世纪,其间更换了两位皇帝、三位教皇。诸如此类的矛盾在中古后期多不胜数,归根到底是教权和政权孰尊孰卑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关心和争论,争论常常涉及“赠礼”。“赠礼”既然说把西欧的统治权转交教皇,又提到只有教皇才能任命神职人员,维护教皇权威的人自然会把它引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替皇帝和国王说话的学者并不怀疑“赠礼”是假的,但是对它提出自己的解释。他们的理论之一是,既然教皇统治西欧的权力来自“赠礼”,可见这个权力是皇帝授予的,授受的关系本身即可说明尊卑的分别。⑨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看来可能迂腐可笑,但是身与其事的人是十分认真的。政出多门是当时亟待解决的制度上的弊端,他们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是简单的事主邀功。从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古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比如但丁,他反对“赠礼”,有如下的说法:
    


    4楼2011-06-16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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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赠礼”的考证、瓦拉、人文主义
      最先以实证的方法否定“赠礼”的是尼古拉主教(Nicholas of Cusa,1400―1464)。尼古拉是德国人,曾经长年在教廷供职,负责外交。他不仅是主教,而且是枢机,是教皇信得过的人。但他又是一位严谨而正直的学者。他在1433年写了《论普世教会的和谐》(Concordantia Catholica),论述教会改革的方略,其中专有一节考证“赠礼”。尼古拉把“赠礼”揆之以古籍,指出它在许多方面不足凭信:首先,“赠礼”是一件大事,理应见于当时的著述,但是4世纪的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均未提及。其次,君士坦丁之后,教廷为领地和财产跟某个国王发生争执的时候,屡屡请皇帝或其他国王调停仲裁,足见教皇并无统治权。第三,教廷存有5世纪和6世纪的教皇写给罗马皇帝的信,信中明显承认皇帝在西欧的统治。第四,《格列先教令集》(Decretum Garatiani)是公认的严谨可靠的著作,12世纪成书时不收《诏令》。根据这些理由,尼古拉认为不能把“赠礼”当作争取教会权利的理论基础。[11]  
      近代的欧洲学者鉴定孤文仅见、别无旁证的史料或者文学作品常用所谓“Negative Argument”:先看这份文献的同时代作者是否可能对其一无所知;如果不可能,再看他们是否可能对其有所避讳;如果又不可能,则这份文献难以凭信。这似乎可以译为“否定法”或者“反证法”。19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这条原则判别史料和古代丵文学作品的真伪和年代,为现代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我们反观尼古拉的论证,会觉得他的思路是这种方法的先河。不过尼古拉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一位尽心尽职的教会官员,他的称引广博,但不超出他所体认的正宗,他的裁断敏锐,其归宿也都是他为之献身的宗教事业。他所举的理由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权威”。所谓“权威”无非就是公认的文字记载。“赠礼”是公认的,但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的著作、教皇的书信、格列先的教令集公认的程度更高。“赠礼”不见著录,因此不够权威。这实际上还是中古的传统。但是尼古拉与前人有所不同:他重视古籍,尤其是4世纪拉丁教父的著作,并且以它们作为核勘文献的依据。他虽然尊重权威,却知道权威各有各的分量,可以相互比较。从这方面看,他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由此可知人文主义和中古文化是相对的,有联系的。
      


      6楼2011-06-16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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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的学者研究古代历史语言是客观的,不分贵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们到北方各国搜寻古罗马的文献和遗迹,对当地的语言文字却很少理会。这些地方在他们看来是蛮族聚居之所,毫无文化可言。彼得拉克可以说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游历法国、荷兰,带了一部维吉尔史诗的手抄本,反复研读,夜以继日。很多书里讲到彼得拉克,讲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学的发掘研究,都用这个故事作例子。真正见到这个抄本的人发现它并不像是现代人出门所带的“便携书”,在车船座位上可以手持一卷,从容展玩。它是一件巨大而沉重的行李,十分难于搬动。抄本不带索引,彼得拉克在天头地脚写满了前人和自己所作的订正、注释,对一个词语在各个章节、段落里的出处信手指认,肆应不穷。[20]在行旅艰难的年代流寓他乡,庞然大书随身以行,日夜与之亲近,对其了如指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古罗马的文化既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享受,是他们在寂寞孤独之中的安慰和寄托。彼得拉克为什么对维吉尔情有独钟?因为维吉尔代表了古罗马的辉煌时代,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祖国。他认为意大利的语言文化在中古备受蛮族的污染侵蚀,民众对古罗马毫无所知,即便身处意大利,也是一样的寂寞孤独。视北方为野蛮不文之地,视中古为蒙昧黑暗之时,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头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也影响了瓦拉。[21]
        瓦拉在人文主义者里辈分晚出,应该算是第四代,学术造诣有所继承,偏见也是直追前人。他跟彼得拉克虽然异代不同时,对古罗马的“故国情怀”,对中古文化的厌恶却是一脉相承,而且变本加厉。他把拉丁文自5世纪以后的变化看作是衰败,对中古的文字根本不屑一顾。这种倾向在他的证伪里也有所体现。比如上文提到的“satrapa(高官)”一词,他仅仅指出它不应见于4世纪的罗马官方文件。至于伪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他不管,因为那要涉及中古,他觉得恶心。此外,他还指出“赠礼”中的“papa”一词在4世纪尚未用作教皇的称呼;又指出“sive”(或者)和“et”(和、与)两个连词意思互通不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这些都是伪件中明显的纰漏,同时又是重要的破案线索。瓦拉都是点到为止,不复多言。原因还是鄙薄中古,不愿染指。19世纪的学者不带偏见地仔细追寻这些词义和用法的源流,发现它们都是在8世纪以后进入拉丁文的。当初瓦拉如果科学一点,客观一点,再进一步,那有可能把“赠礼”作伪的时期和历史背景都考证出来了。瓦拉证伪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先进之处,也代表了它的局限。[22]
        瓦拉证伪的另一个特点是为政治服务。15世纪中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它是意大利各个学校里的重点学科,众人趋之若骛的热门。有些人文主义者游食四方,为了争饭碗而做枪手。借用今天英语里的时髦话,就是充当“intellectual terrorist”―――知识恐怖分子。瓦拉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的食客。国王和教皇有争执,瓦拉于是起而证伪,行文中对教皇和教会颇有刻薄之词。不久之后,他又写信向教皇道歉,希望能到罗马工作。他后来在罗马大学当教授,是教皇指派的。应时当令并没有影响瓦拉证伪的方法和质量。可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文化的关怀,不等于后世所说的“人道关怀”。人文主义是一种学问。学问有好坏之分,但是无关人品操守,学问好未必人就好。[23]
        瓦拉死于1457年,未及见到印刷术。证伪的论文首次印刷是1517年,在德国。马丁?路德1520年读了证伪论文之后,多次在书信、文章里提到“赠礼”。在他看来,如此拙劣的伪件流行数百年,蒙蔽千万人,说明教廷的虚伪,也说明教会的荒唐无能。[24]瓦拉生前不会想到有宗教改革,更不会想到人文主义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会对之有所贡献。一篇文字在后世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构厦须多材,散木亦有根。“君士坦丁赠礼”所涉及的只是中古和文艺复兴的一些旁枝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反映了时代的更替和风气的变迁。瓦拉的证伪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人文主义者开创的实证态度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研究古代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学,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抱有急切的希望或者疑问。对古代的和外国的事情,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看法来。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别。要虚心地、安静地谛听,弄清楚古人和外国人究竟说的是什么,然后才能下判断。不能附会。附会就像是扯开了嗓门朝着古人和外国人嚷嚷,之后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


        10楼2011-06-16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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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30年,英国学者Norman H.Baynes著文探讨君士坦丁和教会的关系。这方面的史料主要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诏令、信件和当时的政府和教会的文件。这些文献原件无存,但见引于当时或稍晚的史书。自19世纪以来欧美的学者一直致力于辨别史书引文的真伪。Baynes的文章立论明确,对史料的考证尤详,正文28页,征引、排比史料的注释及附录73页。该文1975年在美国重印,名为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New York:Haskell House Publishers)。另外,英国学者A.L.Jones对君士坦丁的皈依的背景和历史意义有更全面的论述。他的著作是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New York:Macmill an Company,1949)。Jones的书是为一般的读者写的,不带注释,但是行文晓畅明白,书末附有两页书目。
          ②   北非的分歧始于311年,反对派的首领是多纳图(Dona tus)。君士坦丁于313年派员调查,之后命令多纳图派停止分裂行为,316年开始强制多纳图派服从。基督是人而非神的说法始于阿里乌斯(Arius),播流甚广。君士坦丁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召开主教会议,指称阿里乌斯的说法是异端。此次会议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影响深远。参看Baynes,9-28页,Jones,103-125,136-190页。
          ③   这个传说的拉丁文写本Vita Silvestri跟《教宗录》里的西尔维斯特事略同名,但是后者晚出,并且吸收了前者的内容。美国学者Christopher Bush Coleman综述各种传说的内容、源流以及欧美学者对它们的研究,详尽清楚,见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Christia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14),152-168页。
          ④   关于早期基督教对洗礼的看法以及洗礼在中古文化中的消长,参看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t,1998),276-278页,及Peter Cramer,Baptism and Chang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1993)。Cramer取例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自述的幼时经历:他生下来就曾品盐,成为catechumenus,即“望道者”。这是受洗的预备礼。但是他母亲却未让他真正受洗。有一次他患病,很重了,他母亲这才考虑请人来施洗。后来他病好了,此事又作罢。奥古斯丁生于354年,当时君士坦丁已经死了17年了。可见“临床受洗”在那个时代十分普遍,参见117-118页。
          ⑤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New York:St.Martin’s,1970),7-13页。伯克引用了一位人类学家的调查。事出现代非洲,但是我们可以用它作参照,想见中古欧洲人的心态:加纳北部有一个地方叫Gonja,1900年的时候有七个行政区。照当地人当时的解释,这是因为最早的开辟者有七个儿子,他把土地分而传之。这位人类学家到加纳是1956年,此时Gonja的行政区已经被英国殖民当局减少到五个。可是当地的人仍然坚持分区的缘起是最早开辟者的父业子承。不过他的儿子也由七个变成了五个。这就是附会,参见19页。
          ⑥   Coleman在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Christianity中附录《诏令》全文,参见228-237页。
          ⑦   “赠礼”因之流传的《伪西多尔教令集》是西欧中古史上的另一件公案。所谓“教令”实际上是教皇的书信,更确切地说,是教皇对各地的教会来信提出的教义、教规问题所作的答复。教令集就是这些信件抄本的汇编。教廷“官颁”的教令集是很晚才有的,最初都是各地的教会或个人自抄自编。结集的时候除了教皇的信件,还加入主教会议的决议和其他跟教会有关的文件。9世纪中,有人假造了近一百份教令,把它们插编在一本西班牙教会的教令集里,托名西多尔(Isidore Mercator)行世。这本教令集的作伪下了很大功夫,虽然说不上是圆融周至,在当时已经乱真了,所以各地都有传抄。《君士坦丁诏令》就是在传抄的过程里加进去的。这种抄本有很多用途,除了为教会的日常事务提供指南,还可以当作大学法科的教材。“赠礼”因此广为人知。新版《天主教百科全书》(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NewYork,1999)对《诏令》和《伪教令集》有全面、客观、不存门户之见的论述。详见词条“False Decretals”(作者Louis Saltet)、“Donation of Constantine”(作者J.P.Kirsch)。
          


          11楼2011-06-16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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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参见F.Zinkeisen,“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s Applied by the Roman Church”,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XXVI,Oc tober,1894,625-632页。Zinkeisen所举最早的证据是教皇Hadrian一世写给查理曼大帝的信,信中呼吁查理曼效法君士坦丁,对教会有所捐赠,写信的日期是778年5月。但也有人认为,信中没有“赠礼”字样,无法确认教皇所指的就是《诏令》。确定无疑的例子是1054年,教皇Leo九世在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信里抄录了《诏令》全文。
            ⑨   参见Walter Ullmann,Medieval Papalism(London:Metheun,1949),107―109,163―165页,以及V.H.H.Green,“The Donation ofConstantine”,The Church Quarterly Review,CXXXV(October,1942),39-63页。
            ⑩   原文见于Alighieri Dante,Monarchia,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rue Sh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126-128页(Ⅲ,x)。
            [11]   尼古拉论证的原文见Coleman,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Christianity,附录三,238-242页。
            [12]   参见Rudolf Pferiffer,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300―18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1999年重印本,39-40页。
            [13]   Christopher Bush Coleman整理的瓦拉辩伪论文The Treatise of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Text and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YaleUniversityPress,1922),36-61,69-71,80页。此书1971年、1994年均有重印,出版者分别为Russell&Russell Publishers和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4]    关于人文主义者对罗马钱币的收集和研究,参看RobertoWeiss,TheRenaissanceDiscoveryofClassicalAntiquity(OxfordUniversityPress,1969),167―79页。
            [15][16][17]   Coleman,The Treatise of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84-88,102,126,106-110页。
            [18]   参见G.A.Gilioda Fabriano,The Errors of Painting(1564),reprinted in Art Treatises,ed.P.Barocchi(1960-62),转引自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Sense of the Past,28页。
            [19]   参见Ingrid D.Rowland,“Raphael,Angelao Colocci,and the Gene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Orders”,The Art Bulletin,LXXVI(March,1994),81-104页。  
            [20]   Pferiffer,pp.8-9.  
            [21]   参见Wallace Ferguson,“Humanist Views of the Renaissance”,Th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XLV(Oct.1939),1-28页,Theodor E.Mommsen,“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DarkAges’”,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ed.Eugene F.Rice,Jr.(Cornell Universty Press,1959),107-129页。到了15世纪,特别是人文主义北渐欧洲其他各国之后,这种地域和时代的偏见有了淡化和改观。北方人文主义者在风格、态度和研究的对象方面自有其特点。
            


            12楼2011-06-16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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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oleman,The Treatise of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 stantine:Text and Translationin to nglish(Yale University Press,1922),pp.84-85,90-91,108-109;Donald R.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arship(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19-50.
              [23]   最好的瓦拉传记是G.Mancini的Vitadi Lorenzo Valla(1891),我不懂意大利文,无从阅读。本文关于瓦拉生平的资料来源,除了此前注出的,尚有下列英文著作:Charles Trinkaus,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Italian Humanist Thought(London:Constable,1970);Anthony Grafton,Defenders of the Tex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英国人Pecock几乎和瓦拉同时证明“赠礼”是伪件。但是他的方法还是中世纪的逻辑推理。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介绍。读者如果比较两人的证明,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没有印刷术,通讯又不发达,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已经达到高潮,而英国却还处在中古。参见Joseph M.Le vine,“Reginal Pecock and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XX(1973),118―143页;Reginal Pecock,The Repressor of Over Much Blaming of the Clergy,ed.Churchill Babington(London:Longman,1860),Vol.Ⅱ,350-360页;V.H.H.Green,Bishop Reginald Peco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5),183-187页。
              [24]   参见John Dillengerger,ed.,Martin Luther: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NewYork:Doubleday,1961),440页;JohnM.Todd,Martin Luther:ALife(NewYork:Crossroad,1982),16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3楼2011-06-16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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