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江西境内设县后，景德镇城区所在地便与今南昌城区属不同的基层政区，景德镇是波阳县的一部分；三国吴时，饶州（当时名鄱阳郡）作为统县政区出现后，两地又属不同的统县政区。至晚从五代起，南昌便是今江西省境内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到1949年为止，景德镇也还不过是浮梁县属下的一城镇而已，而且两地相距五百里之遥。因此可以肯定，景德镇城区所在地的方言原来与南昌方言是不同的。另外，南昌虽为江西首府，但江西的电台及电视台均不用南昌话广播，而跟全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一样，只有普通话节目，因此南昌话也并没能通过现代新闻媒体来影响江西其它城市的方言。况且近代之前，这些传播媒体尚未出现。而今天景德镇的城区话，也只是解放前景德镇城区话的延续而已，并没有根本区别。景德镇城区话向南昌话的趋同，其历史应远在解放之前。而如从移民史来看，景德镇人中祖籍来自南昌的又只占一小部分，而且多半是下层人出身，他们也不可能左右景德镇城区话的发展与演变。那么，景德镇城区话与南昌话近似，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笔者认为，现代景德镇方言与南昌话的接近，一方面固然可能是受南昌方言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源于景德镇城市自身方言发展的需要。今天的景德镇虽是地级政区（景德镇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在1916年之前，它连县城也不是，纯粹是浮梁县属下的一座工商城镇而已。它的出现及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便是其地宋元以来天下第一的陶瓷业。其地方言的特征，应该是历史时期陶瓷业城市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


二、便于陶瓷业城市形成的自然环境
景德镇“水土宜陶，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置监镇一员”②，景德镇这一称呼始自北宋景德年间③，当时朝廷已在此设专职官员管理镇务。它的产生，是当地陶瓷业发展的直接结果。此后，景德镇这座陶瓷城镇的发展更趋隆盛，元明清时期一枝独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瓷都。它能长盛不衰，并能从浮梁县治下的一座镇而发展为一个地区政区（府级）的治所，应有其本身的天时地利条件。
首先就自然资源而言，景德镇矿藏资源以瓷石和高岭土最为著名，而它们正是制造陶瓷器最重要的原材料。瓷石与高岭土的开采，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因而很早以来，景德镇便以此为基础发展起了陶瓷业。高岭土因产自浮梁县高岭村而得名，它主要分布在浮梁县高岭村至鹅湖一带和大洲附近。瓷石矿则多分布在宜丰——景德镇断裂带及两侧的次断裂带，其蕴藏量相当可观。
另外，景德镇地处万山之中，中、低山和丘陵占境域的85%，境内山峰密布。全境属常绿阔叶林植物区，“山川秀丽，物产繁侈”④，历史上植被曾非常茂盛，以至于明清时，“四乡之民……多以贩柴为业”⑤。目前景德镇的原始森林很少，基本上是次生的半天然林或人工林，且多分布在北部和中部山区，但森林覆盖率仍在50%以上。近代以前，木材是烧造瓷器的最主要燃料，今天的森林分布及构成是历史上不断砍伐山林用作烧瓷燃料的演变结果。
也就是说，瓷石、高岭土为景德镇陶瓷业提供了原料，而丰富的森林资源又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燃料。
其次从地理环境来讲，昌江是景德镇境内最大河流，它源于安徽省祁门县境，自东北向西南贯穿本市，至波阳县姚公渡与乐安江汇合。昌江大、小支流达50多条，它们从东西两个方向汇集于昌江干流，其中最大的支流是西河、南河和东河，它们都有一定的航运价值。景德镇城区位于昌江干流中游，横跨昌江两岸，基本处于河谷平原，地质上属第四纪构造，地势平坦，微带起伏，不受洪水淹没，其地质、地貌条件均适宜建设城市。城区上游巧公里处东河注入昌江。城区三间庙南侧，有西河（昌江最大支流）与昌江汇合，城区南侧小港嘴又有南河流人。虽然景德镇并非处于江西省的交通要道，但就其境域而言，景德镇城区仍是昌江流域的交通中心。城区以下昌江河道属古老变质岩区，岩层质坚，侵蚀较弱，含沙量少，河床稳定且水流平缓，便于陶瓷外运。历史上昌江有“通衢”之称，本地及外地的陶瓷原料、烧瓷用的松杂材、外销陶瓷成品都通过昌江及其主要支流来运输，是本市通往赣江、长江，联系全国各地的交通大动脉。
总之，景德镇及周围地区丰富的瓷石、高岭土与森林资源，十分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陶瓷生产；其地质、地貌、河流分布状况及构成特点又决定了今景德镇城区势必是整个昌江流域最适宜发展城市聚落的地点。在陶瓷业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后，全流域的陶瓷生产及销售必然要不断向城区靠拢、集中。也就是说，景德镇形成陶瓷城市，有着绝佳的自然环境。


三、移民城市的形成与景德镇城区话的产生
景德镇“水土宜陶，陈以来土人多业此”⑥。这一记载是否属实，尚有待考证。不过，景德镇陶瓷业历史悠久，殆是事实。
唐武德年间（618—625）“里人陶玉献假玉器，由是置务设镇，历代相因”⑦，按此记载，唐代已在今景德镇置有专门的税收管理机构博易务。清人蓝浦说:“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即今景德镇）瓷名天下”，同时朝廷还“诏新平（浮梁县建县初期称为新平县）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⑧，可见唐时，景德镇已成了名闻尸方的以陶瓷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镇。
五代、北宋时期，瓷业规模继续扩大。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宋真宗赵恒命镇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因“光茂致美，四方所效，于是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此后景德镇之名著，昌南之名遂微”⑨。朝廷根据既成事实，遂改镇名为“景德镇”，于是景德镇一名便沿用至今。当时，景德镇一带窑场密布，能工巧匠集中。迄今为止，景德镇发现的大型窑址主要集中在城区及其周围地区，这些遗址如湖田、杨梅亭、湘湖街、塘下、黄泥头、南市街等都保留有丰富的五代、北宋堆积遗物，由以上遗址的密集程度、堆积厚度以及面积可知当时景德镇及附近地区瓷业极其兴盛。如此规模的瓷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能工巧匠来此业陶。浮梁县地广民稀，山林资源丰富，盛产茶叶、木材，特别是本地陶瓷业兴起之后，当地百姓为解决生计并不太困难，“小民务耕织，树木植，至沿河一带，倚舟楫柴土之利以自给，无素封之家，亦无流离之苦，颇可为生第”。浮梁当地农民用不到背井离乡，只要在本地从事耕作或运送柴土便可谋生。何况在封建社会，手工业者地位极低，陶瓷工人也难例外，而且风险系数高，因而生活并不太困难的浮梁人很少会去从事陶瓷手工业，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堆方史志中，均没有提及浮梁土著多从事陶瓷生产的记载。景德镇的陶瓷手工业者中，大概外籍人占了很大比重。据现代调查发现，景德镇市的许多街道及村落便形成于宋代，比如今景德镇市彭家上弄，唐末时还只住有几户彭姓业陶者，宋中期时随着瓷业的发展，坯房不断增多，外地工匠不断移人，终于发展成为住户繁密的巷弄；又如筷子弄，宋初尚一无名小弄，住户无几，至中期外来住户大量增多，竟也发展成形似筷子的巷弄⑩。
元代时，全国唯一的瓷业管理机构浮梁瓷局就设在景德镇⑿，同时在此还建有专烧御器的枢府窑。与此相应，民窑也不断增多，外来移民更趋活跃，至元庚寅年（1290）时，浮梁县人口达192,148人，较之咸淳乙巳（1296）年的137,053人增加了40%多⒀。短短的21年间人口得到如此剧增，说明了大规模移民迁入此县，迁入地自然以景德镇城区及附近窑场为主，此时景德镇渐次发展成为全国制瓷中心。1396年，明政府在今城区珠山麓设立御器厂，制瓷以供上用。在昌江东岸，当时建有大规模的水陆码头，一些民窑逐渐向城区集中，外来移民源源不断，城区面积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至嘉靖年间，“夫镇乃五方之民廛焉，主客无虑十余万人”⒁。，即明代中后期时，景德镇已成了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其居民成分以移民为主。入清以后，景德镇陶瓷业继续繁荣，全盛时，“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窑户与铺户当十六七，土著十之二三”⒂。城区居民以陶瓷手工业者及从事商业者为主。虽然‘·烟火十万家”并无统计上的根据，但景德镇在清代中期时已成为全国中等移民工商城市似无疑问。
宋元明清时期，浮梁本籍人多乡居务农，居住在景德镇城区的人很少⒃，“大都镇民土著者十之一二，余皆商旅客寓，虽有殷羸，并非浮邑纳赋当差之民”⒄。景德镇居民构成以外来移民及其后裔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浮梁话当然不可能成为镇区流行用语，故城区及窑区的方言演变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移民城市的演变轨道，与浮梁及邻近县的方言差异越来越大。


五、结论
综上所述，景德镇周围的资源及交通状况等因素为陶瓷业城市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陶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吸收了大量外来移民，成为移民城市，由于其移民来源以江西各地为主，尤以鄱阳湖周围地区居多，即移民多来自赣语区，浮梁人只占一小部分，属于徽语区的浮梁话根本不可能成为城区的流行方言；同时伴随着瓷业生产、销售规模的壮大，景德镇人不断扩大同外地的交往，在此种情况下，景德镇话走上了不同于浮梁话或邻县方言的演变轨道，而是向着江西各地移民的共通语方向演进。
由于南昌话的特殊地位及南昌籍码头工人的活跃，景德镇城区话不断向南昌话接近。时至今日，景德镇城区话与南昌话差异很小，以至于很多南昌人初到景德镇时不能区分出景德镇话与南昌话的差别。
总之，景德镇城区话与南昌话近似，最主要的是两者都是江西各地，特别是鄱阳湖平原地区共通性较强的方言，其次是景德镇方言受到了南昌话的直接影响。而这一切都与景德镇这座陶瓷业工商业城市的历史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