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1]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分别是北面官、南面官系统的最高中枢部门；地方行政管理上，北面官系统实行部落制，南面官系统实行州县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辽朝州县实行5道制，5京留守是道的最高长官，道统辖京府州县。直到近一二十年，才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本文旨在进一步辨析辽朝道制的存在与否以及州县制的其他有关问题，并对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辽朝路制略陈管见。

一
李逸友在《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一文中论及辽代城郭的分类时指出，在契丹本土的州县是由皇室、诸王、国戚直接管理的，归皇室管理的包括朝廷直辖和宫分地两种形式，诸王、公主、国舅所筑的私城为头下军州。因此，“《辽史·地理志》将辽国的京、府、州、县、军划分为五个道，只是表明这些政权机构和城郭所在的区域，并无道一级政权，不是都由五京管辖。”张修桂、赖清寿合撰《辽史地理志平议》进一步指出，《地理志》所谓的“道”并非当时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只是撰者借以作较好谋篇与编纂的方式而已。5京府实际上与节度、观察等南面方州为同一级行政区划。[2]前文的重点是讨论辽代不同规模的城郭的营建制度，后文的重点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论述《地理志》的编纂体例，并非专门论述辽朝地方建制中道一级机构的存在与否。对辽朝5道制的讹传仍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5道制的始作俑者是今本《辽史》的编纂者。他们认定辽朝是实行5京5道制的。《地理志》按5京道编排府州县，在上京道上京临潢府下曰“辖军、府、州、城二十五”，在东京道东京辽阳府下曰“辖州、府、军、城八十七”。《地理志》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下没有确指所辖府州军城的数目，但在《兵卫志·五京乡丁》下有3京所辖府州军城数的记载。《地理志》《兵卫志》所记5京道管辖府州军城数，与《地理志》各京道下所列府州军城数基本吻合。[3]
元代史官认定辽朝州县分隶5京道，一是受前代以5京为中心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误导，二是受《辽史》本纪有关记载的误导。按5京道编排辽朝州县不是元朝史官的发明。北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北番地理》就是依辽朝5京四面州县分别编排的，这可能成为辽宋金时期编纂辽朝地理书的通行体例。要收录那么多州县，仿照《唐书》按区域分道编排实便于操作。今本《辽史·地理志》虽然不乏脱漏讹误之处，但观其所叙州县废置、隶属、户口，元朝史官必有所本。据冯家升先生考证，今本《辽史》取材的底本主要有三：辽耶律俨《实录》、金陈大任《辽史》、署宋叶隆礼《契丹国志》。由今本《辽史》考证，辽修《实录》由帝纪、志、列传组成，志部分至少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金修《辽史》也是纪传体，志部分至少有《兵志》、《礼仪志》、《刑法志》。王廷认为，耶律俨编撰了后世称为《辽史》的纪传体国史，后来又在前代史臣《七帝实录》的基础上续修《道宗实录》，《实录》为编年体史书。今本《辽史·地理志》其内容实出自耶律俨《辽史》和陈大任《辽史》的相应部分；辽朝地方行政变动之频繁，陈大任之草率，元代史臣之轻脱，是《辽史·地理志》部分章节疑乱难读的重要原委。[4]至于今本《辽史》之《地理志》《兵卫志》所谓5京管辖诸军州，则是元代史官自己臆加的，并非沿袭辽金史官之旧说。元代史官认定辽代州县分隶5京道，除了受前代围绕辽5京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影响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一定加深了他们的这种认识。如圣宗统和七年(989)“诏谕三京诸道”，九年“诏免三京诸道租赋”，十四年“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道宗大康三年(1077)，“按问五京诸道狱”，等等。《本纪》中还多次记载朝廷遣使按问5京囚（道宗咸雍七年、大安六年），决5京滞狱（道宗寿隆六年）。直到今天，人们仍以上述记载作为辽朝实行5京道制的根据。
今存宋人文献，如专记交通地理的“使辽行程录”，[5]专记辽朝官制的《契丹官仪》[6]、专记辽朝地理的《北番地理》《地理丛考》[7]，详记辽末史实及辽朝各类府州的《亡辽录》[8]，以及《契丹国志》，等等，均未提到辽朝是依京划道管理州县的。已经面世的辽代石刻，见有州县前冠以所属府或节镇州名的，如《大辽国析津府蓟州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大辽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并序》等[9]，尚未见冠以道名的。这样，辨析一下《辽史》及辽代石刻中有关“道”的记载究竟何指，或许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太祖天显元年（926），契丹灭亡渤海国，渤海“安边、莫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本纪》），这里“道”是指节度使或刺史辖区。圣宗统和元年（983），“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当执公方，勿得阿顺”（《本纪》），这里“道”是指节度使辖区。统和七年，“云州租赋请输本道”（《本纪》），“本道”当指云州节镇。《贾师训墓志》载，师训“徙同知永州军州事，奏减其部并邻道龙化、降圣等州岁贡行在役调”(《辽代石刻文编》)，这里永州为观察州，龙化州为节镇州，降圣州为刺史州，均直隶宫卫，皆处《辽史·地理志》上京道下，既称邻道，则不同属“上京道”明矣。看来直隶宫卫或朝廷、不同级别的州均可称“道”。《本纪》中的以下记载，如景宗保宁六年（974），“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圣宗统和九年，“诏免三京诸道租赋”；统和二十一年，“罢三京诸道贡”；道宗大康三年（1077），“按问五京诸道狱”，等等，这里不说三京道、五京道，而是说三京诸道、五京诸道，这里“诸道”当指诸节镇州或直隶朝廷、宫卫的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州。统和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这里“诸州”正是上文所谓“诸道”。诸京府、节镇合称诸道京镇，如统和二年，“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本纪》）。至于《本纪》中多次出现的遣使按问5京囚、决5京滞狱等记载，并非针对全部州县地区的，应是单指京府而言的。朝廷曾多次遣使分道、分路审决刑狱，也曾遣使审决某府某州刑狱。[10]5京并提，大概是因为5京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狱讼滞积，所以朝廷不时遣使审决。
事实上，辽朝州县行政区划基本因袭唐末五代制度，实行府、节镇州（道）—（防御使、观察使、刺史）州—县三级制度。《宋朝事实·经略幽燕》谓“契丹有五京，上镇十二，中镇六，下镇七，观察州十三，刺史上州九，中州十一，下州三十四”。[11]《亡辽录》将辽朝的府、州分为京府、大藩府、节镇州、刺史州、观察、团练、防御使州、头下州。周振鹤先生认为辽代州县制度的特点是呈复式的层级统辖关系，即三级与四级并存于一个道之中（这里道仍指5京道），节

辽朝在州县之上所设理财机构，最初置于治理渤海人的东丹国。东丹国虽然名义上是契丹属国，置有中央机构，但是从一开始契丹统治者就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政权。东丹王南奔后，设置东京留守，尽管仍保留了中台省，东丹国已不复存在；随着渤海旧地上宫属州县、头下军州的划拨、创设，东京留守的管辖范围大为缩小；一些直属朝廷的州升置节镇州，还有一些新建的节镇州，也不再隶属东京留守司。而代表中央政府统领辽东地区各类州县财赋事务的理财机构却保留下来，称东京户部司。辽朝取得幽、云汉地后，在南京设置三司，主管幽、云汉地、可能包括先入契丹的平、营州的财赋事务。当时各州可能置有钱帛库，掌出纳。[34]由于汉地辽阔，经济发达且结构复杂，又属辽朝财源重地，理财事务繁剧，遂在圣宗开泰三年（1014）于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方州分别置转运使（《辽史》本纪）。但山西诸方州分别置转运使，不便于本地区财赋的调剂，可能影响到边防军需供应，不久又撤并方州转运司，设置山西路都转运司（1044年云州升置西京后称西京都转运司，简称转运司）。南京转运司不久仍称三司，平州则改称钱帛司。名称的不同除了表示路分的不同外，可能还有官衙品秩的区别，如三司的品秩高于钱帛司，而其职掌则并无区别。上京盐铁司的设置当晚于东京、南京计司，上表王正所任盐铁判官未必就是上京盐铁司之属官。上京盐铁司、中京度支司有可能是同一时期设置的，约在中京建成后不久所建。时值圣宗在位的中后期，经过景宗、圣宗以来数十年的经营，上京、中京地区农耕定居人口得到较快增长；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不断调整，不少官、私奴隶（宫户、驱口）摆脱奴籍，大量的宫分户、头下户被编置到朝廷直属州县或隶宫州县，并设置了许多新的州县。两京地区州县理财事务日益繁重，遂有增置路级计司之必要。辽西、长春两个钱帛司建置的时间当相差不远。至此，到辽兴宗统治的晚期，辽朝的8个理财路最后形成了。
三司使、转运使等都是中唐以来出现的主管财政收支的使职。五代时期，三司终于取代户部成为中央最高理财机构，北宋因之。三司由盐铁、户部、度支部（司）组成。转运使至宋初演变为“经度一路财赋”[35]的地方理财机构。辽朝初创，曾设汉儿司主管州县及不同隶属的汉人的事务。领有渤海旧地和幽云汉地后，仿照五代制度，分别设置盐铁司、三司使司掌管财政。辽世宗时期确立了南北两面官制度，南枢密院成为主管州县及汉、渤海宫分人事务的最高机构，下设5房，其中户房分管财政。圣宗、兴宗时期州县理财路分屡有分合，最终确定为8路。各路理财机构直接向南枢密院户房负责，名称虽殊，职权无异。辽代的路制与宋代有所不同，如果说宋代的路堪称诸监司并立的复式政区的话[36]，辽代的路尚难构成一级政区，它始终只是一个财务督理区。辽代的府、节镇州始终是真正的高层政区。

8个财赋路统一掌管各类州县的财赋事务。朝廷直属州县自不必说，前揭《契丹官仪》载中京路之宜、霸州，东京路之辽西、川、锦州，上京路之饶州，均属隶宫州县。头下军州，“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37]其赋税征收、赋税在头下和朝廷的分配当是由各路计司监管的。南京、平州二财赋路的理财区域与南京留守司、平州节度使的行政区划是一致的，西京路转运司负责山后诸府州的理财事务，而其他5路所辖州县我们已难知其详。辽西路的治所可能是兴中府。据《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天庆八年（1118）金主要求辽朝割让“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联系前此要求割让辽东、长春两路，这里的三路似也指理财路，兴中府路盖以治所称之。
辽代各路计司、计使的职责，一言以概之，“掌经度一路财赋”，与宋代转运司、转运使的理财职责基本一致。由于现存史料十分稀缺，我们已不可能了解辽代各路计使理财的细节，只能窥其大概。首先是掌出纳，征赋纳课以足上供，并掌管本路官仓与经费，督理府州经费 。邓中举知盐铁使时，“凡出纳供拟必济”（《墓志》），道出了他的职责所在。“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38]辽东地区“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麴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相继以燕地平山之法绳之，民不堪命。”[39]可见举凡盐铁、酒麴、关市商税、田赋钱帛均属各路计司征管之列。府州县将赋税层层汇总到各路计司，再分配上供与留用之数。大的盐场、坑冶、关市可能由各路计司直接管领。据《辽史·食货志》载，“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足额收缴、府库充实显然是朝廷对计司官员的第一要求。马人望“迁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廪皆空；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镪”（《辽史》本传）。计使有权将逋欠赋税的州县官员打入大牢。康公弼任宁远令，“县中陨霜杀禾稼，漕司督赋急，系之狱”（《金史》本传）。各路计使还负责包括州县官吏俸禄在内的钱粮支出。李俨任山西路都转运使时，“奏定课额，益州县俸给”（《辽史》本传）。《王师儒墓志》记载的一条材料提供了各路计司掌管官仓、吝与支出的实例：“公任枢密副使时，适知燕民歉乏，力奏赈之。而主计者过吝官粟，以状上闻，谓粟价腾涌，不可贱出。以是未允其奏，余无肯言者。公再三为请，上悟之，深所嘉纳，燕民赖之济活者数百万。”“以状上闻”的主计者应即南京三司使。王棠任东京户部使时，“辽东饥，民多死，请赈恤，从之。”（《辽史》本传）这说明计使开仓放粮须得到中央的批准。大公鼎任长春州钱帛都提点时，“车驾如春水，贵主例为假贷。公鼎曰：‘岂可辍官用，徇人情？’拒之，颇闻怨詈语。曰：‘此吾职，不敢废也。’”（《辽史》本传）随驾的官僚贵族循例向钱帛司借贷官钱，遭到大公鼎的拒绝。象他这样坚持原则、谨于出纳的官员，至少在辽朝后期似乎并不多见。据《辽史·马人望传》，天祚帝时，中京一度“府廪皆空”，而“时钱粟出纳之弊，唯燕为甚”。马人望以参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曾尝试补救弊政，“以缣帛为通历，凡库物出入，皆使别籍，名曰临库”。结果他遭到“奸人黠吏”的造谣中伤，被迫离职。称职的计司官员任内应实现“国民兼足”“公私兼裕”,牛温舒、马人望因此而得到奖擢,刘伸任户部使时也因“岁入羡余钱三十万缗”，擢拜枢密副使（分见《辽史》本传）。而要实现国富民实，势必要求计使承担起劝农耕、修水利、除灾害、兴百工、通商贾的经济领导责任。梁援任户部使时，“因大水入都门，公率二人冒雨督役，迟晓晴霁，水不为害”（《墓志》），就反映了这方面的职责。其次，诸路计司依照中央的部署，在各路之间实现财赋的调拨移用。圣宗统治的末年，南京连年饥荒，东京户部副使王嘉献计造船，“漕粟以振燕民”（《辽史》圣宗本纪八太平九年），激起东京兵变。辽末康公弼监平州钱帛库，奉命“调役粮于川州”（《金史》本传）。至于根据需要在路内不同地区间进行财赋的调拨移用，特别是保证边防之需，更是无庸质疑的。其次，计使至少对管内财经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对其升黜有直接影响。郑恪曾差授东京供赡都监，“会表弟梁援为户部使，植性耿介，避物议之谓私亲也。不获早为之所，居七年始得去职，就朝请命。”[40]事实上，计使作为一路主管财政的官员，对管内府州县长贰的业绩最有发言权，朝廷大概是会给予他“举刺官吏”之责权的。再次，遇有战事或突发事件，计使有责任配合留守等地方长官守城御敌、平息事变。景宗乾亨元年（979），“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

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并赐诏褒美。”（《辽史》本纪）辽末东京渤海兵变，留守被杀，“户部使大公鼎闻乱，即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汉兵千人，尽捕其众，斩之，抚定其民。”[41]
辽末的史料中关于计司路的记载骤然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存辽末史料多出于宋人之手，宋人以辽朝计司路与本朝转运使路相仿，故习惯以计司路划分辽朝疆域；但更重要的还是计司路定型后，在辽朝的地位更加重要，特别是在烽烟四起、急于调发之际，计司路征调赋役之责尤其显得紧要。如辽末天祚帝诏汉人宰相张琳东征，差发10万汉军，“即降宣札付上京、长春、辽西诸路，计人户家业钱，每三百贯自备一军，限二十日各赴期会。”张琳败北后，又令燕王耶律淳募辽东饥民从军，“别选燕、云、平路禁军五千人，并劝谕三路富民，依等第进献武勇军二千人。”[42]
各路计司的长官称使或都提点，下设副使、判官；使加“知”、“同知”时品秩稍低，实际为副职，正使缺员时主持本司事。副使、判官加“知”“同知”者同。加“权”字表示以他官代领其职。此外还有押衙等吏员。从上表来看，至少在三司、度支使司之下设有都勾、户部、度支、盐铁等子司（估计5京计司均有这样的下属机构，3个钱帛司的内部构成可能简单些），这一点与宋代的转运使司是有区别的，而与金代转运使司之内部结构相似。[43]从上表计使的迁转及有关记载来看，各路计使的品秩至少与节度使相侔；在5京，计使的地位仅次于留守，计司与留守司各司其职，互不统属；[44]辽朝计使的人选，一是重用汉族官僚大地主。辽朝是契丹贵族占支配地位、汉族大地主辅助执政的封建王朝。韩、刘、马、赵等家族效忠于辽政权，依靠契丹贵族的支持，发展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成为辽朝统治的重要力量。[45]韩延徽家族、韩知古家族、刘景家族、耿崇美家族都有多人担任计使（包括行宫户部使）；[46]正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与契丹贵族休戚与共，所以受到重用，并积极为辽朝的统治服务。二是重用进士出身的官员。辽朝契丹贵族子弟通过世选、荫补、充任护卫、祗候郎君等途径入仕，把持着主要的军政大权；一般部落子弟有望靠军功、充任亲军、吏员入仕；契丹统治者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以免汉化，削弱勇武作风，直到辽末才有所松动。汉族官员的来源，早期以吸收中原汉族官僚士大夫为主，中后期除直接吸收世家大族和官僚子弟以及吏员入仕外，还逐渐扩大了科举取士的门路。渤海人仕进之途大致与汉人相同，惟其官员人数尤其中高级官员的数量难望汉族官员项背。进士出身的官员在南面官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世家大族、官僚地主子弟也纷纷加入科举取士的队伍。计司官员重用进士，反映出辽朝对理财官员素质的重视。计使往往迁转节度使、留守，不少直接入朝升任宰执，或累官至宰执。[47]这反映了计使政治地位之高。契丹人出任州县节度使者比比皆是，但很少担任计司官员。这是因为节度使的职掌偏重军政，契丹人尚武，不擅长也不屑于财务帐簿；曾担任计使的个别契丹人，如萧韩家奴，被列入《辽史·文学列传》，“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萧朴，“博学多智”（《辽史》本传）。计司官员的选用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辽朝南面官制度的特点，反映了汉族大地主在辽朝的地位。

[45] 参见漆侠《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载《历史研究》1994-1。
[46] 关于二韩和刘氏家族，漆侠先生已作说明。耿崇美辽初担任通事，属于辽廷高级翻译，契丹贵族实际通过他们统治汉人。辽太宗占领开封后，任命亲信为节度使，其中就有他。北撤后曾任奉圣州节度使，“尔后家于上国，世为右族”。（《故圣宗皇帝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铭》，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耿崇美子孙世世为官，有女入宫为妃生子，又与韩知古家族为姻亲。见《耿延毅墓志》《耿知新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编》。
[46] 辽朝的宰执应包括北、南枢密院长贰、北面官两宰相府宰相、南面官中书省同平章事、参知政事。由计使迁转宰执的如上表所示，此外累官至宰执的如王继忠（《本传》）、吕德懋（《契丹国志》页73）、刘六符（《契丹国志本传》谓官至枢密使）、郑揣（《道宗本纪》寿隆六年）、梁援（《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编》）、李俨（《本传》）、左企弓（《金史本传》）。

好详尽的资料！

金世宗时期已经许多女真人不会说女真话只会汉语，还有很多女真人改成了汉姓，金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要女真族维持旧俗。 金国还用过大量汉人军队攻宋，有的忠于金国，有的投宋了。
契丹上层社会人士喜欢汉文化，但契丹族平民汉化水平不咋样，辽到灭亡仍是南北面官制度，契丹风俗治契丹人。辽皇室喜欢汉文化，推行汉制，用汉官，但这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搞汉化是为增强国力不是想变成汉人。对于汉人，契丹皇帝始终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防御心态，比如限制汉人拥有兵器，限制汉军数量，限制汉人带兵，汉人人数多但打仗主力仍是契丹族人，他们没敢用汉人军队攻宋。萧太后一边推汉化一边把国号从大辽改回大契丹，就是照顾本族人情绪。
辽只有一个汉人皇后甄氏，金也只有一个汉人皇后王氏。契丹皇帝娶汉女，但生的儿子没有继承权，女儿还总被嫁给汉官，这是在维护耶律与萧的利益，排斥异族血统。金前期也反对立汉女为后，后期则没有严格限制血统，金哀宗生母王氏是个汉人

这种文章是什么意图不清楚，基本上没什么意思
其实，契丹人的五京制，及其官吏的设置，与宋朝没啥关系
不使用汉语，契丹语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都是些翻译对照的词汇
夷离堇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官职？属于哪种官吏？
有些官职你都无法翻译
这都是民族习俗，来自突厥人的习俗，与宋朝有什么关系？
梅里是什么官职？

哪来的汉人？瞎编！

夷离毕这种官职宋朝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