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尚没有接触《管子》《韩非子》，因此不敢妄言管韩看法。我只阐述我对商君的理解。
先说“利国利民”
诸子百家在战国时代寻找的与其说是一种信念不如说是寻求利国利民的方法。诸子百家之一大都是是寻求生产提升，文明的普及和“世界”和平。商君作为法家代表人物自然也是不例外。商君重“法”。商君理解的“法”，是一种标准，这种标准是维护本国利益的，是符合当下国情的，是便于做事的，是能使国富民殷的。太史公说过秦国“家给人足”“乡邑大治”。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战国时代，什么是根本？是人口、土地。人口的增加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可以有充足的兵员守疆拓土。土地是粮食的来源。由于西周的分封制，导致贵族自治权很大。贵族的封地导致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奴隶制更是对生产的束缚。因此从法律上削除封地，让民众都有耕地的好处自不必多说。加上商君合理规划了土地，自然是效率倍增。当时的粮食种植恐怕远远不及现代的产量，土地就是一国强盛的基础。商君作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耕战。有人要问：“钱不重要么？”钱当然重要。中国自古缺金银，货币大都是铜铁，不若西方，以稀有的黄金白银作为主流货币。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货物的流通，但是在根本上的物质不足就会通过商业形成一定的“经济泡沫”，对于战国，都是很大的打击。其次，人类的文明程度没有很高。贵族们倾向于剥削，而平民则是愚昧平庸甚至有极少沐浴过文明的。秦民长期在西北和游牧民族——戎、狄、胡杂居，加之本民族血性十足，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可能是不参加生产，甚至是破坏生产的。因此，必须用强硬的军事化的法则逼着他们“文明化”。于是商鞅给秦国富强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贵族的自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姜。将统治地方的世袭贵族换成可以更换的郡县长官，避免了政治上的危机。“法”的通行也大大改变了政治格局。首先是贵族的“暗箱操作”被取缔了。法，就是通过言行来对一个人进行评价的标准，不包括臆测，不包含定义不清的奖赏和惩罚。大家都是通过同一种方式来竞争，已经是古代世界的奇迹了。而商君对于罪行的加重也是当时那个几百年战争时代需求。给予人任何回旋的余地都会有人找到空子钻进去。尤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精英也是危险。要是法律不能人人平等适用，那么法律就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摇钱树，“与无法同”。
以上两点都成就了下面的战争胜利。也就是商君认为的——战略服从政略，政略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的胜负。
既是战国，那么打仗胜利是直接决定强盛的因素——马陵之战，桂陵之战，魏国衰落；即墨之战，燕齐两衰；长平之战，赵国元气大伤。古人文明不足，不能像受过合理教育的人那样充满勇气。这不敢打仗而私斗成风几乎是一块硬伤。爵位和田宅诱惑着想要晋身高级社会的人们。商君认为人就是为了“名利”。而名利正是促进战士勇气的引擎。《曹刿论战》言：“夫战，勇气也。”因此除去装备的因素。秦军已经是人人“虎狼”。而秦军的装备也是天下一流。出土铜质秦剑两米，箭簇，戈矛可以量产。这也是不得不归功于“为人刻薄”的商君立的“法”。
因此利国利民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法家提出“法术势”。“术”“势”对于人的要求比较高。因此用这两者都不会长久。“法”为本，“术”和“势”只是相机填补法不足之处的应急方法和增强“法”的辅助方法。以法为本才可以根本将大势鼎定。术、势要求君主贤明圣聪，实在是太难为一个人了。一代可以，两三代就废了。而商君则提出了一个操作简单，且尽量避免因为“阴谋”而挑战公正的方法——法。法通报全国，且有专门的官对法律进行解释和普及，让所有人都去遵守而不是让人简单的服从于某个具体的人。没有人可以通过法律之外的方法来谋取私利。因此，我称它为当时较为先进的“阳谋”。法的作用更像是一把标尺。历代君主将自己或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通过“法”来提炼升华形成新的“标尺”。这个标尺会有很多人来看，很多人来审查。而后世的君主则可以它为权衡的基准，那么“尧舜”的功业也就继承了下来。有人便要苛责君主或国家都可以制定法律。当然了，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缺陷。你不可能指望着2000年前符合现代的立法思想。况且当时的君主顾虑还是很多的。例如相权和将权，还有民众的舆论，士子的看法，六国的政治。同时代的希腊诸位可以看看，民主制看起来是不错，可是只能适合小国寡民。再者当时民主制，是伴随着奴隶制的。

商君说：“主贵多变，国贵少变。”我认为主贵多变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政治的参与者不能是迂阔的人，必须是“多变”的人。他们凡事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本。法律的变动不能太过频繁，应该根据国情、民俗、时代制定。太过频繁必然给人朝令夕改的口实，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政治动荡。而原则是公平。
“少变”不是不变。
很多人苛责秦始皇的失败政治源于商鞅。我认为是不对的：1、秦国的法律是针对中国农耕文明没有统一、战争频繁、人民文明不高的前提下制定的。而秦始皇已经统一全国却没有变法，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而商鞅的主张恰恰是因时势变法。2、秦王朝的短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六国贵族势力的死灰复燃。贵族们不甘心于统治且借口秦始皇的“大工程项目”给人民带来负担而死灰复燃。其实战国的贵族们对人民的剥削不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再者，守边的30万秦军和南下的30万秦军根本没有到关内驰援而是袖手旁观。秦始皇本身因为其自身的某些心理疾病而病态的破坏了法治的根本。三个原因相互叠加，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汉初还是大体延续了秦法，不是有了“文景之治”了吗？直到汉武帝末年人口减半。西汉才衰落的。3、商鞅的形象明显是基于儒家的立足点和两汉的政治需求而被抹黑的。承认商鞅也就是否定了儒家贵族统治，也是对两汉统治的否定。
还有人苛责商鞅是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我觉得这也是不恰当的。君主专制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选择。那个时代，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要是选择民主制，不但降低了效率，而且会埋下分裂的祸根。君主制，恰恰是为了凝聚国力而诞生的。古罗马一开始是共和国。后来转型为帝国就是为了凝聚实力。后世的君主曲解商君本意且滥用“术”“势”，造成了人治的后果，也是中华阴谋不断，贵族当道的罪魁祸首。因此，我认为用现代人的眼光欣赏杨贵妃是不合适的。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评价2000年前也是不科学的。
相对儒家的迂阔谈天，不思治国的方法就知道一味的复活僵尸，法家很是务实，也很实用，把国家的强盛和民众的殷实为根本目的。这不是还可以吗？至于部分观点的落后，那是因为法家后继无人，而没有发展。这就好比亚里士多德过世后，就没有人继续探究物理和哲学了，现代人反观亚里士多德当然好笑了。

小弟乃弱冠之后辈，言辞不合之处，诸君直抒。

顺便说一个无关话题。中国早期没马镫。秦人虽有骑兵，但也是单手弩机，无剑或戈矛。中国自古以步兵为主。

敬商君
在下无礼了。商君见谅。

"法家提出“法术势”。“术”“势”对于人的要求比较高。因此用这两者都不会长久。“法”为本，“术”和“势”只是相机填补法不足之处的应急方法和增强“法”的辅助方法。" 写的真好!

怎么除了两个boss，就没有人来了啊……

商君威武文治武功天下第一中华之英杰

你所说的商君法根本就是现代的法治，并非当年的商君之法。

商君之法根本就不维护君权，反而十分限制君权。
商君要求君王依法治国，除了没叫君主立宪制，其它的几乎全一样。
这让渴望独裁的羸驷十分不爽。所以上位后就排挤商君。更是在继位后直接坏法，知道黑家巨子的儿子杀人，却不追究。
到了亲屎皇时，商君之法更是严重被破坏，上位就发逐客令，无故剥夺功臣的职位和俸禄。
见到韩非的人治之书，如获至宝，几乎把商君之法抛到九宵云外。
灭六国后更是取消耕田升官的法令，压迫民众做奴隶，干活不给钱，乃至二世而亡。

商君之法：依法治国。法立如山，不动不摇。
商君外的法家：以法治国。法如儿戏，朝令夕改。
把商君囊括在中国的法家之内，几乎就是对商君的侮辱。

楼主以历史角度看历史，客观详实对商君与秦法予以肯定，我说两点：1、秦国短命与太监赵高把持朝政不无关系，太监专制亡秦罪魁。2、汉袭秦制得以兴盛，武帝刘彻受董仲舒鼓动，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穷兵黩武使汉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