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尚没有接触《管子》《韩非子》,因此不敢妄言管韩看法。我只阐述我对商君的理解。
先说“利国利民”
诸子百家在战国时代寻找的与其说是一种信念不如说是寻求利国利民的方法。诸子百家之一大都是是寻求生产提升,文明的普及和“世界”和平。商君作为法家代表人物自然也是不例外。商君重“法”。商君理解的“法”,是一种标准,这种标准是维护本国利益的,是符合当下国情的,是便于做事的,是能使国富民殷的。太史公说过秦国“家给人足”“乡邑大治”。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战国时代,什么是根本?是人口、土地。人口的增加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可以有充足的兵员守疆拓土。土地是粮食的来源。由于西周的分封制,导致贵族自治权很大。贵族的封地导致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奴隶制更是对生产的束缚。因此从法律上削除封地,让民众都有耕地的好处自不必多说。加上商君合理规划了土地,自然是效率倍增。当时的粮食种植恐怕远远不及现代的产量,土地就是一国强盛的基础。商君作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耕战。有人要问:“钱不重要么?”钱当然重要。中国自古缺金银,货币大都是铜铁,不若西方,以稀有的黄金白银作为主流货币。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货物的流通,但是在根本上的物质不足就会通过商业形成一定的“经济泡沫”,对于战国,都是很大的打击。其次,人类的文明程度没有很高。贵族们倾向于剥削,而平民则是愚昧平庸甚至有极少沐浴过文明的。秦民长期在西北和游牧民族——戎、狄、胡杂居,加之本民族血性十足,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可能是不参加生产,甚至是破坏生产的。因此,必须用强硬的军事化的法则逼着他们“文明化”。于是商鞅给秦国富强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贵族的自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姜。将统治地方的世袭贵族换成可以更换的郡县长官,避免了政治上的危机。“法”的通行也大大改变了政治格局。首先是贵族的“暗箱操作”被取缔了。法,就是通过言行来对一个人进行评价的标准,不包括臆测,不包含定义不清的奖赏和惩罚。大家都是通过同一种方式来竞争,已经是古代世界的奇迹了。而商君对于罪行的加重也是当时那个几百年战争时代需求。给予人任何回旋的余地都会有人找到空子钻进去。尤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精英也是危险。要是法律不能人人平等适用,那么法律就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摇钱树,“与无法同”。
以上两点都成就了下面的战争胜利。也就是商君认为的——战略服从政略,政略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的胜负。
既是战国,那么打仗胜利是直接决定强盛的因素——马陵之战,桂陵之战,魏国衰落;即墨之战,燕齐两衰;长平之战,赵国元气大伤。古人文明不足,不能像受过合理教育的人那样充满勇气。这不敢打仗而私斗成风几乎是一块硬伤。爵位和田宅诱惑着想要晋身高级社会的人们。商君认为人就是为了“名利”。而名利正是促进战士勇气的引擎。《曹刿论战》言:“夫战,勇气也。”因此除去装备的因素。秦军已经是人人“虎狼”。而秦军的装备也是天下一流。出土铜质秦剑两米,箭簇,戈矛可以量产。这也是不得不归功于“为人刻薄”的商君立的“法”。
因此利国利民是显而易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