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世纪是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盛行期，随着朝贡体制的完善、随着“中域” 中央政权与土家族地区联系的加深，在土司统治者层面逐渐发生了一种思想文化选择与哲学思想转型，这就是由尊命尚力向入世与超越的儒道哲学转化，形成了具有土家族特色的“中世纪哲学”。本文以此为契机，探讨15-17世纪土家族思想文化的这一历史转折。研究表明，土家族的这一哲学转型是从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化诠释开始的，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思想文化事件的转换，在文化选择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入世情怀与道家的超越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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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仇杀引起改土归流，从而强化儒学价值观
据《明史·贵州土司》记载，明初对贵州土司即采取了较为严历的态度，朱元璋统治时期，“乃令军士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人杂耕，使不复疑。”明永乐八年（1410年），田宗鼎袭司主之位。田宗鼎凶暴，先后与其副使黄禧、思州宣慰田琛结怨或构兵，且出诽言发祖母阴事。时谓“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己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永乐十二年（1414）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两宣慰废。这说明，内祸的结果，贵州的田氏土司被改土归流，结束土司统治。改土归流后，流官在原土司地区强化儒学教育。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已改变“土司循袭旧俗”的情况，强令“悉依朝廷礼法，违者罪之”。
据《明史·贵州土司》记载，明初对贵州土司即采取了较为严历的态度，朱元璋统治时期，“乃令军士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人杂耕，使不复疑。”明永乐八年（1410年），田宗鼎袭司主之位。田宗鼎凶暴，先后与其副使黄禧、思州宣慰田琛结怨或构兵，且出诽言发祖母阴事。时谓“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己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永乐十二年（1414）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两宣慰废。这说明，内祸的结果，贵州的田氏土司被改土归流，结束土司统治。改土归流后，流官在原土司地区强化儒学教育。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已改变“土司循袭旧俗”的情况，强令“悉依朝廷礼法，违者罪之”。
酉阳：内乱后土司自主请求立儒学，由中央王朝认可
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发生了平茶洞署长官杨再胜谋杀兄长正贤及洞长杨通保等谋反事件。同年“酉阳宣抚冉兴邦以袭职来朝，命改隶渝州。”《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记载同。冉兴邦袭职之年恰逢其所属“平茶洞署长官杨再胜，谋杀兄子正贤及洞长杨通保等”之年，这次事件对冉兴邦的执政有何影响，虽史无明文。但据史料记载，冉兴邦从此重视教育，特别是明确选择儒学教育却是事实。据《冉氏家谱·世家传》记载：“兴邦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以不次边功，请立学校，教授一员，并颁学印一颗，以教子弟，同汉州府科举并岁贡，登仕朝廷。”《冉氏家谱·冉兴邦传》虽记载为“（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敕免酉阳荒田租，寻以边功议加秩，公辞，奏请建立学校如州县例。上允其奏，颁学印一，设教授一，子弟入学者同汉州府县科举，并岁贡登仕。”或许是连续两年具奏请立学校，并以儒学为重点，且已得到中央王朝的同意，故《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兴邦遣部长龚俊等贡方物，并谢立儒学恩。”此后，《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记载：“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夏四月，甲辰，设四川重庆府卫酉阳宣抚司儒学”。《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三记载，设立儒学的第二年冉兴邦又再次申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四川酉阳宣抚同宣抚冉兴邦遣头目龚俊等贡方物，谢立儒学恩。”
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发生了平茶洞署长官杨再胜谋杀兄长正贤及洞长杨通保等谋反事件。同年“酉阳宣抚冉兴邦以袭职来朝，命改隶渝州。”《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记载同。冉兴邦袭职之年恰逢其所属“平茶洞署长官杨再胜，谋杀兄子正贤及洞长杨通保等”之年，这次事件对冉兴邦的执政有何影响，虽史无明文。但据史料记载，冉兴邦从此重视教育，特别是明确选择儒学教育却是事实。据《冉氏家谱·世家传》记载：“兴邦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以不次边功，请立学校，教授一员，并颁学印一颗，以教子弟，同汉州府科举并岁贡，登仕朝廷。”《冉氏家谱·冉兴邦传》虽记载为“（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敕免酉阳荒田租，寻以边功议加秩，公辞，奏请建立学校如州县例。上允其奏，颁学印一，设教授一，子弟入学者同汉州府县科举，并岁贡登仕。”或许是连续两年具奏请立学校，并以儒学为重点，且已得到中央王朝的同意，故《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兴邦遣部长龚俊等贡方物，并谢立儒学恩。”此后，《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记载：“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夏四月，甲辰，设四川重庆府卫酉阳宣抚司儒学”。《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三记载，设立儒学的第二年冉兴邦又再次申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四川酉阳宣抚同宣抚冉兴邦遣头目龚俊等贡方物，谢立儒学恩。”
冉兴邦的这一政举，《冉氏家谱·冉兴邦传》载其“嗣孙崇文曰：酉僻陋在夷，且数千年，至是而始设学焉，此公之大德，酉人士又当数千户祝无忘者也。”此后，酉阳冉氏便教育发达，仅儒学一项，即有《冉氏家谱·瑄公传》记载“瑄公……少好儒业。……时以田佑恭拟焉” ；《冉氏家谱·月坡公传》记载月坡公“幼英敏，志意不凡，公表公器之，择硕儒为之师友，数年学日进，通经义，能文章” ；《冉氏家谱·海门公传》记载海门公“公幼而徇齐，弱冠补司学弟子员，穷经笃志，有儒士风。袭职之初，首建黉序，立先圣庙堂，令族中子弟皆入学读书，其好文治也如此，而武功震叠又如彼” ；《冉氏家谱·大生公传》记载天育公“幼业儒，精文翰，补司学选贡。援辽之役，身在行间，以功荫游击职” 。此外，《天生公时文·誓书》中还有“本慰赖先人教泽，叨戴儒冠，夙愿已足”之说，从该誓书的整个内容看，涉及到的是讨伐前任司主、天生公“麒弟”的理由。由此可知，冉兴邦在这一叛乱事件后作出的文化选择是儒学，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永乐中，建立学校，俾渐华习。三年入觐。十年大造，略比诸郡县。”
15世纪酉阳的请立还影响了土家族土司地区，如邻近的石柱土司，道光《补辑石柱厅志·土司志》记载：“（马）宗大承袭，值我朝偃武修文之时，乃建学校，延师儒，教子姓及民间俊秀，文风日起。子光裕、犹子光裁、孙孔昭皆善书能诗，兼工图章琴棋，秉家训也。”《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则说：“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湖广五寨蛮夷长官司伍里洞民田应升等奏：……因于天启三年，具状告赴通政司，蒙准送礼部看详，行令抚按，会议妥确，窃见酉阳、马喇俱皆土司，建学事例相同，况不费公帑，不扰民间、官吏，师生无容另议。惟乞速颁印信，庶文教兴，而夷风美矣。章下礼部。”又如明万历三十六年袭职的卯洞安抚司司主向同廷，即多次强调“余素有志缘例请设”学校、“缘酉阳之例，请设学额”，在其所作《广修学舍告示》、《学校序》[1][P32-34]中，对这一文化选择作了十分明确的阐明。
容美：内乱后土司自主决定设立学校，延师课读
据严守升《容美宣抚使田世爵世家》记载，田世爵是宣抚使田秀的第七子。田秀以介弟承祖父业，继为容美宣抚使，生子七人，嫡长子世宗、次子世祖、世贵、五哥俾、六哥俾、七哥俾及庶长子百里俾，田世爵行居第七，乳名七哥俾。百里俾认为自己于诸子中，年虽长而母贱，不可能得承司主之位。遂阴结其父左右为心腹，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弑父并屠诸弟。田世爵尚在襁褓，其乳母覃氏以己子代死而负世爵出奔桑植，得以独存。正德二年（1507年），田世爵得以袭职，并于正德九年（1514年）回司任事。 “……公痛惩乱贼之祸，始于大义不明，故以诗书严课诸男，有不嗜学者，叱犬同系同食，以激辱之。以故诸子皆淹贯练达，并为成材。……卒能世德重光，赫然称中兴。”“论曰：当龙溪公之初，一发千钧之际也，乃能大征前事，以诗书为义方。”
据严守升《容美宣抚使田世爵世家》记载，田世爵是宣抚使田秀的第七子。田秀以介弟承祖父业，继为容美宣抚使，生子七人，嫡长子世宗、次子世祖、世贵、五哥俾、六哥俾、七哥俾及庶长子百里俾，田世爵行居第七，乳名七哥俾。百里俾认为自己于诸子中，年虽长而母贱，不可能得承司主之位。遂阴结其父左右为心腹，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弑父并屠诸弟。田世爵尚在襁褓，其乳母覃氏以己子代死而负世爵出奔桑植，得以独存。正德二年（1507年），田世爵得以袭职，并于正德九年（1514年）回司任事。 “……公痛惩乱贼之祸，始于大义不明，故以诗书严课诸男，有不嗜学者，叱犬同系同食，以激辱之。以故诸子皆淹贯练达，并为成材。……卒能世德重光，赫然称中兴。”“论曰：当龙溪公之初，一发千钧之际也，乃能大征前事，以诗书为义方。”
田世爵对内乱事件的文化表达，开启了容美土司的中兴，以后在容美，儒家文化绵传不绝。田舜年《紫芝亭诗集》小叙中称祖上对后辈“咸聘名儒以教之”，其次子田旻如甚至还就读于京师国子监，并在《五峰安抚司列传》中肯定“八峰诸子彬彬儒雅”，严守升在《田氏一家言》又叙中则谓“盖自子寿名家，嘉隆太初列传儒行”，姚淳焘在《宣慰土司田九峰二十一史纂序》中更肯定其具有“通儒之所用心”，土家族诗人田太斗在《读九峰公<田氏一家言>感赋》 中则直接肯定“横绝英雄笔，风声绕不休。一家私典策，半部小春秋。宣慰邦之彦，将军儒者流。摩崖碑在否，洞口水悠悠。”可见儒家文化已成为容美文化的核心精神。
湘西：土司内乱致中域中央政权强制进行儒学教育
据《明史·湖广土司》记载：“弘治初，彭胜祖以年老，世英无官，恐仕珑夺其地，援例求世袭，奏行核实，仕珑辄沮之，以是仇恨益甚，两家所辖土人亦各分党仇杀。永顺宣慰使彭世麒取胜祖女，复左右之，以是互相攻击，奏诉无宁岁。弘治十年，巡抚沈晖奏言，令世英入粟嗣父职，将以平之，而仕珑奏讦不止。是时，敕调世英从征贵州，而兵部移文有‘两江口长官司’字，仕珑疑世英得设官署，将不听约束，复奏言之，弘治十六年(1503年）六月，巡抚阎仲宇、巡按王约等请以前后章奏下兵部、都察院，议：‘……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由此可见，湘西彭氏土司的内争，促动了中域中央政权对土司地区政治统治方式的再思考，这就是立儒学，并推广于其他诸土司。
据《明史·湖广土司》记载：“弘治初，彭胜祖以年老，世英无官，恐仕珑夺其地，援例求世袭，奏行核实，仕珑辄沮之，以是仇恨益甚，两家所辖土人亦各分党仇杀。永顺宣慰使彭世麒取胜祖女，复左右之，以是互相攻击，奏诉无宁岁。弘治十年，巡抚沈晖奏言，令世英入粟嗣父职，将以平之，而仕珑奏讦不止。是时，敕调世英从征贵州，而兵部移文有‘两江口长官司’字，仕珑疑世英得设官署，将不听约束，复奏言之，弘治十六年(1503年）六月，巡抚阎仲宇、巡按王约等请以前后章奏下兵部、都察院，议：‘……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由此可见，湘西彭氏土司的内争，促动了中域中央政权对土司地区政治统治方式的再思考，这就是立儒学，并推广于其他诸土司。
诸书并引证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今查《明史·本纪第三·太祖三》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于“夏六月壬申，诏诸土司皆立儒学”。“县学”与“儒学”虽只一字之差，却有本质之不同。按明制，宣慰、宣抚等司，皆设儒学、教授(从九品)、训导(未入流)，以流官为之。考诸司实际，似并未实行。故酉阳至15世纪初始有“请立儒学”之举，容美、湘西都是在弘治年间“延师课读”，隆庆元年(1567)还有令“施州所辖十四司应袭官舍”、“赴学观化”之议，至万历年间，湘西司彭象乾还幼就学于酉阳，至“儒学有才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即可更见上述历史事件之思想文化表达的转折意义。
二、文化选择的哲学表达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考查土家族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文化表达，同样应抓住其哲学文化表达。当时的决策者，如冉兴邦、田世爵，甚至明朝政府的决策者是否有意识，已不得而知，但其决策的后果却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其后继者的“哲”的自觉。事实上，从15世纪开始，土家族土司处理内乱的方式选择，几乎同样发生文化转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哲学文化问题。而且，中央政权与土司司主之间会先后相继作出此同类决策，本身也说明这一时代的文化转折意义，这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按土家族诗人彭秋潭(1746—1807)的话说即是“盖有出乎自然与不得不然之故”。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考查土家族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文化表达，同样应抓住其哲学文化表达。当时的决策者，如冉兴邦、田世爵，甚至明朝政府的决策者是否有意识，已不得而知，但其决策的后果却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其后继者的“哲”的自觉。事实上，从15世纪开始，土家族土司处理内乱的方式选择，几乎同样发生文化转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哲学文化问题。而且，中央政权与土司司主之间会先后相继作出此同类决策，本身也说明这一时代的文化转折意义，这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按土家族诗人彭秋潭(1746—1807)的话说即是“盖有出乎自然与不得不然之故”。
总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哲”的思考
容美司主田楚产（田世爵孙辈）在《楚骚馆诗集》的跋文中说：“余叔国华，尤耽诗，冥搜玄索，追踪先哲，轶驾时流，其志伟，其养粹，翩翩乎风人韵士也。” 田甘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享年六十三岁。在《复和陶苏饮酒诗有引》中论自己也是“低头思往哲，托意自匪夷”，表明容美司的一种“哲”的自觉。从其诗文中所出现的先哲看，孔、老、庄、屈的出现频数最高，涉及到的其他中域文人则在数十以上。
容美司主田楚产（田世爵孙辈）在《楚骚馆诗集》的跋文中说：“余叔国华，尤耽诗，冥搜玄索，追踪先哲，轶驾时流，其志伟，其养粹，翩翩乎风人韵士也。” 田甘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享年六十三岁。在《复和陶苏饮酒诗有引》中论自己也是“低头思往哲，托意自匪夷”，表明容美司的一种“哲”的自觉。从其诗文中所出现的先哲看，孔、老、庄、屈的出现频数最高，涉及到的其他中域文人则在数十以上。
贵州清代所修之《杨氏家谱》之《瓮来竹林坪大义私谱序》卷之一则充分肯定杨氏“且人文蔚起，贤哲挺生；如德行有杨震、杨璇，文学有杨雄、杨修、杨炯，艺术有伯丑救贫，政事有东西南三杨与继盛杨涟诸公，不胜枚指”，其所肯定者亦有类于现今之“人文科学”，其中包括有哲学。
人生境界诉求：崇于道家超越
土家族的知识分子虽然钟情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但却对儒家文化有某种保留而倾向于道家的超越人格，如《田氏一家言》中即对“儒”有某种批评：“从来葵藿与香 ，亦是儒家一饱需。尽道宣尼无不可，却将学圃小樊须”；“书生敦大义，岂尽诿儒酸”；“滔滔幸免儒冠误，得得还将樯事稽”。总的来讲是“架底酣清拟细嚼，儒家风味觉微酸”。
土家族的知识分子虽然钟情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但却对儒家文化有某种保留而倾向于道家的超越人格，如《田氏一家言》中即对“儒”有某种批评：“从来葵藿与香 ，亦是儒家一饱需。尽道宣尼无不可，却将学圃小樊须”；“书生敦大义，岂尽诿儒酸”；“滔滔幸免儒冠误，得得还将樯事稽”。总的来讲是“架底酣清拟细嚼，儒家风味觉微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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