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的宗教谈起
南亚次大陆是世界上宗教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流行着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锡克教、袄教、佛教和基督教等。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信徒。在印度，几乎找不到一个不信教的人。宗教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小到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在各种宗教中，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人数最多。根据1941年的统计，在印度3.7亿居民中，印度教徒2.7亿，约占总人口的69.5%；穆斯林9400万，占总人口的24.3%。 印度教是次大陆的土著宗教，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来自伊朗的雅利安部落的文化，与印度河流域的土著人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印度教。印度教的主要教义是：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等。印度教分成许多教派，各教派的经典以及崇拜对象都不同。这个宗教的最重要的特点是种姓制度。
伊斯兰教是次大陆的外来宗教。公元10世纪前后，居住在今阿富汗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游牧民族，经开伯尔山口，多次侵入印度，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并先后建立了德里素丹王朝(1206—1526)和莫卧尔王朝(1526—1707)。在入侵过程中，穆斯林统治者要当地的居民“在伊斯兰教和剑之间作出选择”，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便在这些地区流行起来。
穆斯林统治者曾多次南征，把统治推进到温德亚山以南的地方。但是，伊斯兰教并没有在南印度民众中流行开来。2/3的穆斯林集中居住在下述 6个地区：孟加拉(占该省居民的53.4%)、旁遮普( 52.9%)、信德( 70.7%)、克什米尔( 76.4%)、西北边省(91.1%)、俾路支斯坦(91.5%)。

锡克教是一个年轻的宗教，创立于16世纪。它吸收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某些教义。锡克教徒主要居住在旁遮普地区，人口约1100万(1973年)。锡克人饶勇善战，桀骜不驯。莫卧尔王朝时期，曾多次反抗穆斯林统治者。19世纪，在杰出领袖兰吉特·辛格的领导下，在旁遮普地区建立强盛的锡克教王国，多次同英国殖民者作战。锡克教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主张在最高的神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常常同不可接触者站在一起，共同反对种姓印度教徒。但他们也同伊斯兰教不合，并时常发生冲突。
另一个较大的宗教是耆那教。耆那教徒大约有 260万(1973年)，集中居住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地区。它的创始人大雄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同时代（公元前二、三世纪）人。教徒严守不杀生戒律，多经商。近代耆那教徒在商业、银行业、保险业上势力强大，多属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袄教又称拜火教，由古波斯传入印度。因对教徒的生活无严格的限制，教徒多是欧洲人及其后裔。他们集中在印度西海岸喀拉拉等地。近代印度一些大财团的首脑，如塔塔财团的创始人塔塔就是袄教徒。
佛教产生于南亚地区，在这个地区兴盛了大约八、九百年后，逐渐衰落。现在，佛教徒虽然遍布世界许多国家，但在它的产生地——南亚次大陆，却为数不多。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徒主要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山麓地带。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集中居住在印度的喀拉拉邦。印度基督教据说是基督教十二圣徒之一的圣托马斯来印度布道时产生的，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教派之一。许多基督教徒，是由印度教种姓以外的人改信而来的。

这样，印度人按宗教信仰、种姓等，分成许多集团。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发展不平衡，他们彼此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近代以来，教派矛盾同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并渗透到政治领域里，形成了政治上的教派主义。各个教派对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持不同态度。教派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削弱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为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基础。

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不断冲击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卷入战争，英国政府动员了印度的人力和物力参加战争。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群众性的反英斗争十分高涨。殖民者清楚地认识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不会太长了。印度，这颗被称为镶嵌在英国女王皇冠上的宝石，将坠落下来。为了取得印度各派势力的合作，英政府在印度的副王林里兹哥，于1940年 7月放风说战后将移交政权，但又声称，英国政府不能把“对印度的安宁与幸福所负的责任，移交给其权威为印度国民生活中一批有影响的人所直接否认的任何制度的政府，英王陛下也不能强迫这些人服从这种政府。”这话虽然拐弯抹角，但意思还是很清楚：你们不是要我们交出政权吗?那么移交给谁呢?不能移交给国大党，也不能移交给穆盟，因为两党都有一批“有影响的人所直接反对”。这等于宣布：我要移交政权，你们都来争吧，谁争就有谁的份。
由于英国政府对人数较少的教派和组织做了保证他们利益的暗示，因而教派间的斗争更为激烈。穆盟对声明表示满意，并宣布，解决印度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实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国大党则反对这个建议，并发动了抵抗运动。
为稳定在印度的统治和对付日本法西斯，英政府急需印度两大政党的支持，1942年 3月，派了一个由内阁成员斯塔福·克里浦斯为首的使团前往印度。该使团提出了解决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主要内容是：(1) 大战结束后，将成立印度联邦，印度取得自治领的地位；(2)战争结束后，将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机关来制订新宪法；(3)不愿参加印度联邦的省和土邦，可以保持同英政府旧的关系，或成立单独的自治领；(4) 战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将不做任何变更，印度各政党同政府合作，帮助政府作战。
宣言草案受到两大政党的反对。国大党认为，省拥有脱离联邦的权利，显然与“统一的印度”这一概念是树立的。国大党要求成立自由的国民政府。穆盟则认为，宣告草案对建立巴基斯坦国家未做出任何保证，所以不能接受。

甘地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是一个民族，他们都以印度为故乡。穆斯林只是改变了宗教信仰的印度人。一群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人及其后代，声称是脱离母族的另一民族，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真纳反驳说，不，无论按什么民族定义和标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穆斯林有 1亿人口，不仅如此，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文明、语言和文学、艺术和建筑、名称和术语、价值与比例概念、法律和道德规范、习惯与历法、历史和传统以及才能和抱负。简言之，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无论根据什么国际法典，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
甘地说，穆盟要分离，但必须答应下述条件：第一，不是把印度看成两个或更多的民族，而是看成一个由许多成员组成的家庭，穆斯林也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居住在印度的西北地带，即俾路支、信德、西北边省以及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旁遮普地区，还有孟加拉和阿萨姆的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穆斯林希望从印度其他部分中分离出来，单独生活。
真纳拒绝说，如果接受这个条件并付诸实施，这些省份目前的疆界就会被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穆斯林所得到的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糟粕。
甘地的第二个条件是：这些地区的界限应由国大党和穆盟所承认的委员会来划定，划定边界应通过这些地区的成年居民投票。
真纳不同意，他说，这样一来，甚至在这样划定的地区，自决权也不是由穆斯林行使，而是由所划定地区的居民行使。
甘地提出的第三个条件是：如果投票的结果赞成分离，那么，就在印度摆脱外国控制以后，着手将上述地区组成两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真纳反对说，那样就太晚了，必须立即动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甘地的第四个条件是：英国人撤走以后，建立两个有主权的国家。这里所说的“主权”，不包括外交、国防、内部交通、关税、商务等方面的权力。这些权力应由双方共同行使。
真纳寸步不让，所有这些事项都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不能委托给任何中央权力机构和政府。
甘地提出的条件真纳一条也没有接受，谈判宣告破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人民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945年下半年起，工人罢龘工运动活跃起来。据统计，1945年的罢龘工总次数达 850起，人数达85万。许多地区的罢龘工发展成武装暴龘动。人们高呼口号：英国人“滚出印度去!滚出亚洲去!”1946年1月，空军飞行员举行罢龘工。2月，孟买兵营的海员举行哗变，2 万名海军人员高呼“胜利属于印度!”“革龘命万岁!”“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印度全国各党派、团体支持这次哗变。军队加入了反英运动，是这一时期群众反英斗争的新特点。殖民者对罢龘工和起义者进行了血龘腥镇龘压，但支持、声援军队起义的浪潮越来越高涨。印度面临着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革龘命的局势。殖民者明白，印度独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打算做出更大的让步。2 月，英政府决定派一个由内阁成员组成的调查团到印度，准备制订一个让印度独立的方案。临行前，英首相艾德礼发表声明指出，……英政府不能忽视印度人的普遍要求，准备让印度独立，但他断言，独立后的印度仍留在英联邦内，无论对英国还是对印度都有利。
调查团于3月底到达印度。4月间，调查团同印度各政党代表进行频繁接触。调查团认识到，要制订一个两个政党都能接受的独立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调查团又在西姆拉召开会议。会议提出了在印度建立印度教徒区和伊斯兰教徒区的计划，并建议以此作为国大党和穆盟和解的基础。计划假惺惺地宣称，英国政府虽然希望保持印度的统一，但也替印度的8000万穆斯林担忧，因为他们在实际上有被多数印度教徒“吞没”的危险。英政府还认为，把巴基斯坦划分为一个特殊的国家，就会削弱印度的防御力量。因此，调查团提出了下列的折衷方案：

分 治
为了处理与分治相联系的各种具体问题，成立了一个分治委员会。1947年 6月27日，在蒙巴顿主持下，分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划分境界问题。起初，有人建议把这项工作交给联合国，但由于这会使划界工作拖延很长时间，所以遭到反对。在尼赫鲁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边界委员会。它将根据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地区分别与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相接近的情况，并考虑其他因素划定边界。
分治的具体工作开始了，首先是在有争议的地区举行居民投票。西北边省投票的结果是，以绝对多数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信德省的立法会议也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本省加入巴基斯坦的决议。
6 月间，开始分割孟加拉和旁遮普。国大党和“印度教大斋会”号召他们在这两个省的立法会议议员，投票赞成两省分治；代表穆斯林利益的议员则反对分治，主张应把这两省划归巴基斯坦。但是，蒙巴顿方案规定，只要一方赞成分治，就要实行分治，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在阿萨姆的锡尔赫特区，有77%的人参加了投票。大多数人赞成加入巴基斯坦。
在举行居民投票的同时，野蛮的教派仇杀也在进行。

印巴分治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分治带来了次大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教派大屠杀。据官方统计，仅在独立后的几个星期内，就有50万人死于仇杀。据估计，在整个印巴分治期间，约有100—200万人被夺去了生命。直到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们，一提到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还不寒而栗。英国统治阶级把这次分治赞美为“不流血的**”，但实际上，它比流血的内战还悲惨。因仇杀使印巴结下的怨仇，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分治还带来了大规模的难民迁徙，1947年末达到高潮，仅旁遮普就有 500万难民流动。在分治后的13个月中，约有1500万难民越过新的边界线，彼此迁移到对方境内。有人计算过，若把这些难民排成长队，可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市排到美国的纽约！经过几周的跋涉，许多难民死于酷暑、饥饿和“敌人”的袭击。尽管大批的印度教徒从巴基斯坦逃到印度，印度大批伊斯兰教徒逃到巴基斯坦，但是，要建立清一色的宗教国家并未达到。根据1949年的推算，印度仍有3200万穆斯林，巴基斯坦仍有大约1500万印度教徒。刚刚获得自治的两个国家，背上了沉重的难民包袱，都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救济难民。
分治也给两国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所有的重工业都划归了印度联邦。巴基斯坦的重工业几乎没有，仅有几家小水泥厂和铁路工厂。划归巴基斯坦的加工业只有10%，而且其中最大的企业都属于印度资本。已探明的矿藏90%在印度，巴基斯坦只有 10%。全部种植园和茶园，都在印度联邦。黄麻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也几乎都留在印度，可是，出产黄麻和长纤维的地区却划归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农业产品和粮食方面却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1948—1949年度，巴基斯坦生产了1126万吨大米，而印度虽然人口比巴基斯坦多4倍，但生产的大米只多1.5倍。极端不合理的经济资源分布，妨碍了两个国家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削弱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实力。殖民地印度的经济，本来就是一种畸形经济，加上分治，使两个国家的经济更加脆弱，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难题。
公路、铁路和河流网被割断，影响了两国的交通和水利灌溉。例如，印度河是巴基斯坦重要的灌溉水源，印巴分治把印度河水利系统一分为二，印度河的 5条重要支流上(杰卢姆河、奇纳布河、拉维河、萨特累季河和比阿斯河)，被筑起水坝。在干旱季节，印度不向下游供水，使巴基斯坦的庄稼生长受到严重影响。为此，两个国家险些诉诸武力。后来世界银行经过长达10年的调解，终于在1960年签订了《印度河水条约》，印度河水争端才暂时得到缓解。

克什米尔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两国军事冲突，也是印巴分治直接造成的后果。
克什米尔土邦 3/4的居民是伊斯兰教徒。分治时，他们愿意加入巴基斯坦，但这个土邦的王公是印度教徒，并有一个印度教统治阶级。这里还是尼赫鲁的故乡。统治阶级想加入印度，却又惧怕群众的力量，因此迟迟不做决定。这时，克什米尔西部的穆斯林举行起义，要求加入巴基斯坦，受到王公军队的镇压。听到这个消息，5000名巴基斯坦部落游击队越过边境进入克什米尔，去帮助穆斯林教胞。克什米尔王公急了，立即宣布该地加入印度的决定，并要求印度军队支持。印度立即把军队用飞机运到克什米尔首府斯里那伽尔，开始进攻穆斯林游击队。但这时，巴基斯坦正规军也开进了克什米尔，战事有了持久的性质。有趣的是，在克什米尔流血的印、巴军队，他们的最高司令当时都是英国人。最后，由联合国出面调解，双方才于1949年1月1日停火。1965年，两国再次因克什米尔问题发生武装冲突。直到现在，克什米尔问题仍是印巴敌对情绪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

印巴分治给次大陆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当时教派矛盾已十分尖锐、流血的仇杀已到处蔓延的形势下，继续僵持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分治在某种意义上缓解了两大教派的矛盾，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仇杀，也为两个国家民族自治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评价这次分治，也许用得着一位印度政治家说过的话：“进行一次外科手术，比让印度不断流血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