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十
何焱林
阎文
第五十 言两以错解为事实
传注家有错解之辞，要久而后错解始见，论始定，亦朱子所谓后出者巧尔。无逸篇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孔传曰汤孙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传出，而论始定，尤快在据。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后秩序而枚举之辞也。则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则不义为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为高宗祭成汤，蔡传则谓其祭禰庙，蔡传近似矣。然终至金氏前编出，而论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史迁系于祖庚之纪内，则是祖巳为祖庚作。凡书之训诰其君，多纪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诰，曰伊训，无系之君者。而此二书皆训体，乃系之君，既非义例矣。凡书之本序，多称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庙号称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则似果若追书之云者。绎之于庙门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亲矣。夫君既不亲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庙号称之，曰典祀无丰于昵。详味其辞，安知非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有雊雉之异乎？则二书祖己以训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训祖庚，则典祀无丰于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蔡金两氏之前，错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说命中曰，黷于祭祀，时谓弗钦，若与二篇为实相表里者，亦岂料其错解也哉。凡晚出书以错解为实事，其误如此。
按：无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经世书论之，或十年者则太戉后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则太戊后阳甲七年，武丁后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则祖甲后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历历皆合。且与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则安得谓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传谓殷家祖其功，故称祖，不知太甲在史记有宗称无祖称。至南轩，予不识其为何人，当论定之后，犹以两孔氏为确论。傎以甚矣。
又按，孔传之误，因于王肃，王肃之误，因于史记。史记之误又因于国语。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贤，复降而同帝甲淫乱，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错解为实事，复得二条。一此书专主王肃之学，肃错解中月而禫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辄即吉，故撰于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归。一金縢我之弗辟，马郑皆读辟为避，周公居东二年谓避居东都。至王肃始错解为东征，孔传因之，则上文解辟为法。亦用王肃说可知。故撰于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至辟管叔于商，嗟呼，此古今二大关键也。服阕于二十五月，于是两晋诸帝俱短丧而陷于不孝矣。周公身诛管蔡，于是唐太宗临湖之变，推刃同气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王充有言，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夫苟至于惑贤圣，其流毒正无穷无极，安得不使有识者昌言以辩哉。
何按：
《无逸》篇，列王之序，不按其先后排列，而按其寿数排列，以明无逸之益，不仅四境太平，国家安和，民生丰足，在上者享国亦永，致高寿。在上者富有四海，所期在寿，故秦皇、汉武皆期长生不死。周文王享国五十年，而不排在太甲之前者，因其为周文王而非殷文王，何得入殷序列？
蔡沈集传承郑玄说：“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贤，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人间，故云久为小人。”此为蔡释“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之据。此不义惟谁王？武丁乎，祖庚乎？祖甲乎？从文义看，当是武丁不义。祖庚既贤且为长，立嫡以长，武丁却立幼，立祖甲，非不义而何？武丁不义，能称贤王？能立庙为高宗？周公能举其为殷贤王之一，以倡无逸？祖庚既贤，当非不义。纵不谏其父，当知其弟祖甲所去之处，否则，如太伯、虞仲去吴，何能兄终弟及？既知弟所，虽不必立即接回？亦当置之较好环境中，不至与小人为伍？此与武丁被其父放之民间不同，蔡用郑玄说实牵强。
《史记·殷本纪》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淫乱，殷道复衰。”《国语·周语》下亦有：“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殒。”孔疏称：“武丁贤王，祖庚复贤。以武丁之明，无容废长立少。”孔疏在理。武丁殷尊高宗，周公亦以例经邦理国之贤王，厥享国五十有九年，比之周文王享国犹长，足见其贤明，焉能废嫡长而立少子？武丁既无废立之事，则祖甲自无逃往人间之举，郑玄想当然耳。祖甲不逃，称其“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从何说起？
反观太甲，不仅不惠阿衡，对于伊尹之劝戒，“王惟庸罔念闻”一些儿不听，且“王不克變”，一些儿不改，所谓习惯成自然，非朝夕可变，故伊尹称其：“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
此处义有二义，一善，《大雅•文王》：“宣昭义问。”不义即王行不善，没有威仪。又《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易·乾卦》利物足以和义。”不义者，不宜也。兹乃不义，即有上述之行，乃不宜立就王位。《太甲》文二义兼取，故放之桐宫，令有思过之处，近小人之机。皆合于太甲。商之纪传三十，历六百祀，其先人种有福田焉。
或称《太甲》为伪作。依阎论，今《书》非伏非孔，非古非今，皆为伪作。即《无逸》等皆不可信。《史记》非伪，《国语》亦非伪，阎皆不信，独信郑玄无根之言！
然则，太甲何以祖之？太甲为汤嫡孙，其父未继位而终，太甲适为汤之嫡传。中宗者太戉也，为殷九代传人；高宗武丁则为二十二代传人，皆太甲玄曾辈，故太甲者中宗、高宗之高曾祖也，为免排在太戉、武丁之后，引人误解，故祖之。又殷以甲称者有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祖甲，而以太甲辈分最高，故祖之。此祖，祖宗也，高尊祖考也，与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等祖义不同。无如蔡沈不解周公之用心，阎氏恃其机巧，导人入歧途。此明殷家三王以享国久暂排，他王亦以久暂排，如十年，七八年，五六年，四三年，非以享国久暂排序乎？即阎氏亦称：“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
中国古代史，不仅杞、宋不足征，即共和前之周史，也未编年排序，列王在位时间未可确考，岂商列王在位时间反更分明？邵雍《皇极经世》，按《无逸》之序编排，以证其论，不足据。
殷王除汤，皆以天干记名。十天干用其九，癸字未作王名。似乎以天干作世系，如后之所谓“字辈”。其中之太、仲、小、外，可能如后代排行之伯、仲、叔、季。太可能为大，古人即以大作太，故《太誓》往往称《大誓》。今日本称老大为太郎。仲则二儿，小则三儿，外则老四。他则以形体、能力、出生地等名之。祖则取其子孙众多，长寿等，无后代祖、宗意。《高宗肜日》中祖己之祖，亦用此意，而非殷王室之祖之宗。
阎以“及”为序词，亦谬。“及”不必为序词，更多为等列连词。诗人中有小李杜之称，小李杜者李商隐及杜牧也。能说杜牧出生在李商隐后？某及某，往往有等列意，如杜诗“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班扬者班固及扬雄也，班居前乎？昔人常称扬马，扬雄及司马相如也，岂司马在扬后？
《高宗肜日》序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鸲。”经文无祭谁，亦无祭处。但《史记·殷本纪》有“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可见序文自有来由。或曰，此系后人据《史记》伪作。然则，若无先入之见，何尝不可认为《史记》此则非据《书·小序》而写耶？蔡沈称祭禰庙，认为序称汤庙非是。蔡无的证，其论不确。殷重巫鬼，汤为殷始祖，祈福祈寿，自当祈于始祖，昵汤为常。姑认为《书序》伪，史迁不可能抄《书序》则《史记》“帝武丁祭成汤”为惟一证据，他说未有实证前，皆不可取。
《史记》曰：“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无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阎谓：“绎之于庙门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亲矣。夫君既不亲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庙号称之，曰典祀无丰于昵。详味其辞，安知非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有雊雉之异乎？”祖庚绎于高宗之庙，亲乎？若亲，岂非违制？不亲，与高宗何异？绎祭为祭之常，否则，焉得有绎祭一词？所谓丰者，正因武丁亲其事，故丰，故曰“高宗肜日”。阎何以连此也理会不得？
此一问题《史记》已有回答。《史记》曰：“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高宗肜日》及《训》皆武丁崩，祖己立其庙而后作，何以不能称君庙号？命其文为《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得非阎氏未细读《史记》乎？
阎又谓“作古文者生蔡、金两氏之前，错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说命中曰，黷于祭祀，时谓弗钦，若与二篇为实相相表里者，亦岂料其错解也哉。凡晚出书以错解为实事，其误如此。”
“兹用不义，习与性成”议已如上。“黩于祭祀，时谓弗钦。”孔传误解，穎达《正义》似见其机，然未作。阎则既不解其意，复用其为矛。孔传引《礼记·祭义》文：“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颖达曰：“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训诸王‘祀无丰于昵’，谓傳说此言为彼事而发。”
今引《泰誓》相关文于下：“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此说二事，一黩于祭祀。黩有轻慢、狎亵义。即事神不庄重，不严肃，过于简单，漫不经心，草率了事，则为不敬。二礼繁，礼仪过于烦冗，琐细，自然包括祭数，必然扰神，尤其扰人，所谓劳民伤财。故祭祀既不能简慢，亦不能繁琐，允执厥中，恰到好处。自然包含“祀无丰于昵”，但远不止此。
《书》不误，阎误矣！百诗真不解其中味者！
阎之余论，前已议论，不赘。
何焱林
阎文
第五十 言两以错解为事实
传注家有错解之辞，要久而后错解始见，论始定，亦朱子所谓后出者巧尔。无逸篇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孔传曰汤孙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传出，而论始定，尤快在据。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后秩序而枚举之辞也。则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则不义为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为高宗祭成汤，蔡传则谓其祭禰庙，蔡传近似矣。然终至金氏前编出，而论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史迁系于祖庚之纪内，则是祖巳为祖庚作。凡书之训诰其君，多纪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诰，曰伊训，无系之君者。而此二书皆训体，乃系之君，既非义例矣。凡书之本序，多称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庙号称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则似果若追书之云者。绎之于庙门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亲矣。夫君既不亲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庙号称之，曰典祀无丰于昵。详味其辞，安知非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有雊雉之异乎？则二书祖己以训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训祖庚，则典祀无丰于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蔡金两氏之前，错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说命中曰，黷于祭祀，时谓弗钦，若与二篇为实相表里者，亦岂料其错解也哉。凡晚出书以错解为实事，其误如此。
按：无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经世书论之，或十年者则太戉后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则太戊后阳甲七年，武丁后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则祖甲后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历历皆合。且与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则安得谓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传谓殷家祖其功，故称祖，不知太甲在史记有宗称无祖称。至南轩，予不识其为何人，当论定之后，犹以两孔氏为确论。傎以甚矣。
又按，孔传之误，因于王肃，王肃之误，因于史记。史记之误又因于国语。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贤，复降而同帝甲淫乱，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错解为实事，复得二条。一此书专主王肃之学，肃错解中月而禫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辄即吉，故撰于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归。一金縢我之弗辟，马郑皆读辟为避，周公居东二年谓避居东都。至王肃始错解为东征，孔传因之，则上文解辟为法。亦用王肃说可知。故撰于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至辟管叔于商，嗟呼，此古今二大关键也。服阕于二十五月，于是两晋诸帝俱短丧而陷于不孝矣。周公身诛管蔡，于是唐太宗临湖之变，推刃同气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王充有言，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夫苟至于惑贤圣，其流毒正无穷无极，安得不使有识者昌言以辩哉。
何按：
《无逸》篇，列王之序，不按其先后排列，而按其寿数排列，以明无逸之益，不仅四境太平，国家安和，民生丰足，在上者享国亦永，致高寿。在上者富有四海，所期在寿，故秦皇、汉武皆期长生不死。周文王享国五十年，而不排在太甲之前者，因其为周文王而非殷文王，何得入殷序列？
蔡沈集传承郑玄说：“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贤，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人间，故云久为小人。”此为蔡释“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之据。此不义惟谁王？武丁乎，祖庚乎？祖甲乎？从文义看，当是武丁不义。祖庚既贤且为长，立嫡以长，武丁却立幼，立祖甲，非不义而何？武丁不义，能称贤王？能立庙为高宗？周公能举其为殷贤王之一，以倡无逸？祖庚既贤，当非不义。纵不谏其父，当知其弟祖甲所去之处，否则，如太伯、虞仲去吴，何能兄终弟及？既知弟所，虽不必立即接回？亦当置之较好环境中，不至与小人为伍？此与武丁被其父放之民间不同，蔡用郑玄说实牵强。
《史记·殷本纪》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淫乱，殷道复衰。”《国语·周语》下亦有：“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殒。”孔疏称：“武丁贤王，祖庚复贤。以武丁之明，无容废长立少。”孔疏在理。武丁殷尊高宗，周公亦以例经邦理国之贤王，厥享国五十有九年，比之周文王享国犹长，足见其贤明，焉能废嫡长而立少子？武丁既无废立之事，则祖甲自无逃往人间之举，郑玄想当然耳。祖甲不逃，称其“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从何说起？
反观太甲，不仅不惠阿衡，对于伊尹之劝戒，“王惟庸罔念闻”一些儿不听，且“王不克變”，一些儿不改，所谓习惯成自然，非朝夕可变，故伊尹称其：“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
此处义有二义，一善，《大雅•文王》：“宣昭义问。”不义即王行不善，没有威仪。又《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易·乾卦》利物足以和义。”不义者，不宜也。兹乃不义，即有上述之行，乃不宜立就王位。《太甲》文二义兼取，故放之桐宫，令有思过之处，近小人之机。皆合于太甲。商之纪传三十，历六百祀，其先人种有福田焉。
或称《太甲》为伪作。依阎论，今《书》非伏非孔，非古非今，皆为伪作。即《无逸》等皆不可信。《史记》非伪，《国语》亦非伪，阎皆不信，独信郑玄无根之言！
然则，太甲何以祖之？太甲为汤嫡孙，其父未继位而终，太甲适为汤之嫡传。中宗者太戉也，为殷九代传人；高宗武丁则为二十二代传人，皆太甲玄曾辈，故太甲者中宗、高宗之高曾祖也，为免排在太戉、武丁之后，引人误解，故祖之。又殷以甲称者有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祖甲，而以太甲辈分最高，故祖之。此祖，祖宗也，高尊祖考也，与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等祖义不同。无如蔡沈不解周公之用心，阎氏恃其机巧，导人入歧途。此明殷家三王以享国久暂排，他王亦以久暂排，如十年，七八年，五六年，四三年，非以享国久暂排序乎？即阎氏亦称：“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
中国古代史，不仅杞、宋不足征，即共和前之周史，也未编年排序，列王在位时间未可确考，岂商列王在位时间反更分明？邵雍《皇极经世》，按《无逸》之序编排，以证其论，不足据。
殷王除汤，皆以天干记名。十天干用其九，癸字未作王名。似乎以天干作世系，如后之所谓“字辈”。其中之太、仲、小、外，可能如后代排行之伯、仲、叔、季。太可能为大，古人即以大作太，故《太誓》往往称《大誓》。今日本称老大为太郎。仲则二儿，小则三儿，外则老四。他则以形体、能力、出生地等名之。祖则取其子孙众多，长寿等，无后代祖、宗意。《高宗肜日》中祖己之祖，亦用此意，而非殷王室之祖之宗。
阎以“及”为序词，亦谬。“及”不必为序词，更多为等列连词。诗人中有小李杜之称，小李杜者李商隐及杜牧也。能说杜牧出生在李商隐后？某及某，往往有等列意，如杜诗“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班扬者班固及扬雄也，班居前乎？昔人常称扬马，扬雄及司马相如也，岂司马在扬后？
《高宗肜日》序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鸲。”经文无祭谁，亦无祭处。但《史记·殷本纪》有“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可见序文自有来由。或曰，此系后人据《史记》伪作。然则，若无先入之见，何尝不可认为《史记》此则非据《书·小序》而写耶？蔡沈称祭禰庙，认为序称汤庙非是。蔡无的证，其论不确。殷重巫鬼，汤为殷始祖，祈福祈寿，自当祈于始祖，昵汤为常。姑认为《书序》伪，史迁不可能抄《书序》则《史记》“帝武丁祭成汤”为惟一证据，他说未有实证前，皆不可取。
《史记》曰：“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无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阎谓：“绎之于庙门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亲矣。夫君既不亲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庙号称之，曰典祀无丰于昵。详味其辞，安知非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有雊雉之异乎？”祖庚绎于高宗之庙，亲乎？若亲，岂非违制？不亲，与高宗何异？绎祭为祭之常，否则，焉得有绎祭一词？所谓丰者，正因武丁亲其事，故丰，故曰“高宗肜日”。阎何以连此也理会不得？
此一问题《史记》已有回答。《史记》曰：“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高宗肜日》及《训》皆武丁崩，祖己立其庙而后作，何以不能称君庙号？命其文为《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得非阎氏未细读《史记》乎？
阎又谓“作古文者生蔡、金两氏之前，错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说命中曰，黷于祭祀，时谓弗钦，若与二篇为实相相表里者，亦岂料其错解也哉。凡晚出书以错解为实事，其误如此。”
“兹用不义，习与性成”议已如上。“黩于祭祀，时谓弗钦。”孔传误解，穎达《正义》似见其机，然未作。阎则既不解其意，复用其为矛。孔传引《礼记·祭义》文：“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颖达曰：“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训诸王‘祀无丰于昵’，谓傳说此言为彼事而发。”
今引《泰誓》相关文于下：“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此说二事，一黩于祭祀。黩有轻慢、狎亵义。即事神不庄重，不严肃，过于简单，漫不经心，草率了事，则为不敬。二礼繁，礼仪过于烦冗，琐细，自然包括祭数，必然扰神，尤其扰人，所谓劳民伤财。故祭祀既不能简慢，亦不能繁琐，允执厥中，恰到好处。自然包含“祀无丰于昵”，但远不止此。
《书》不误，阎误矣！百诗真不解其中味者！
阎之余论，前已议论，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