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从政
唐太宗在古代历史记载中基本上是明君形象。在帝王谱系中，他的位置肯定数一数二的。帝王掌握很多权利，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带有任性地方，感情用事。所以权利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
唐太宗在此系列中给出不太一样的形象。他在运用最高权利时比较理性。在古代帝王中，像他这样理性运用最高国家权力，应该是独一无二，在此表现最为出色。当今尤为强调，专制体制下，能够如此理性运用权力，应大书特书的。这一特点决定影响了他在位时期取得的成绩。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么贞观时代的政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特点，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见过盛世，也见过乱世，见过民族大融合，也见过大仇杀，中国历史给人们积累的经验到唐代已经很丰富，理性统治者如果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能够得到治国的启发和智慧。像战国就很少有参照，读历史使人明智，他做得很少。
历史学在整个唐代，甚至古代，和我们现在概念不同，那时候历史学和现世政治紧密联系一起的，对政治家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唐身边都是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变成纯学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那时候很实用，直接对政治发挥作用，很明晰。这个时期，中国王朝能够足以给人历史的智慧，通过“兴”，王朝的兴衰、兴退来把握自己手中权利。
唐太宗为什么那么理性呢？不会感情用事，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太重要了，作为国家统治者，掌舵者应该知道国家的何去何从，怎么知道？就是历史。当今世界有所不同，不仅要看历史，还要看整个世界的历史经验教训。但是唐代这些政治家学习政治的办法就是从历史中学习。
第二，从个人角度讲，有治理好天下的愿望。那隋炀帝就没有吗？都有治理好天下的动机，唐太宗尤其具有这个动机，因为他夺权夺来是逆取。所以不能对玄武门之变做一概否定评价，确实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但是也有积极作用，唐太宗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一定要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来为自己最后的名声评价写上正面的词汇，这跟玄武门之变有关系。
后来贞观18年修禁书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唐太宗的议论，让人一看就知道大家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就感慨，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件坏事记得这么牢，做了这么多好事，总是记不住。
从他个人讲，他想做好皇帝的角色，与个人经历，特别是玄武门之变很密切的。而且有同等心情的人不止他一人。周围大臣，一方面都是从隋末过来的，对国家民众把握都有相当深刻认识，对国家向何处去，有深刻的思考，都不是混事的人。贞观时期一大批这样的人，一心一意考虑国家事情，要把国家建设好。个人受到损失都无所谓。如果统治集团里单就一个想法不一致，不同心同德也是很麻烦的。
看贞观时候的故事，让人感慨的地方特别多，换一个时代，换一个主人，事情肯定不是如此处理。比如公主出嫁，因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让女儿多带嫁妆，换个时代没什么，谁能管这事？有什么不对吗？但魏征就能出来阻拦，认为不符合礼法，影响会不好，皇帝能接受，皇后也能接受。怎么搞的，贞观时期都是君子，全都公私分明。即使今天也讲公私关系，唐太宗时期，公私真的很分明，即使私事也从国家角度考虑。如何维护皇帝形象，国家政府形象，他可不是用新闻检查的办法来管理形象，实际上就是不做。所以贞观不仅感动中国1000多年后今天，武则天时代人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很快就比较出来了，这样良好清明的政治，这样理智统治的集团，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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