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从政
唐太宗在古代历史记载中基本上是明君形象。在帝王谱系中,他的位置肯定数一数二的。帝王掌握很多权利,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带有任性地方,感情用事。所以权利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
唐太宗在此系列中给出不太一样的形象。他在运用最高权利时比较理性。在古代帝王中,像他这样理性运用最高国家权力,应该是独一无二,在此表现最为出色。当今尤为强调,专制体制下,能够如此理性运用权力,应大书特书的。这一特点决定影响了他在位时期取得的成绩。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么贞观时代的政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特点,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见过盛世,也见过乱世,见过民族大融合,也见过大仇杀,中国历史给人们积累的经验到唐代已经很丰富,理性统治者如果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能够得到治国的启发和智慧。像战国就很少有参照,读历史使人明智,他做得很少。
历史学在整个唐代,甚至古代,和我们现在概念不同,那时候历史学和现世政治紧密联系一起的,对政治家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唐身边都是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变成纯学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那时候很实用,直接对政治发挥作用,很明晰。这个时期,中国王朝能够足以给人历史的智慧,通过“兴”,王朝的兴衰、兴退来把握自己手中权利。
唐太宗为什么那么理性呢?不会感情用事,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太重要了,作为国家统治者,掌舵者应该知道国家的何去何从,怎么知道?就是历史。当今世界有所不同,不仅要看历史,还要看整个世界的历史经验教训。但是唐代这些政治家学习政治的办法就是从历史中学习。
第二,从个人角度讲,有治理好天下的愿望。那隋炀帝就没有吗?都有治理好天下的动机,唐太宗尤其具有这个动机,因为他夺权夺来是逆取。所以不能对玄武门之变做一概否定评价,确实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但是也有积极作用,唐太宗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一定要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来为自己最后的名声评价写上正面的词汇,这跟玄武门之变有关系。
后来贞观18年修禁书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唐太宗的议论,让人一看就知道大家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就感慨,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件坏事记得这么牢,做了这么多好事,总是记不住。
从他个人讲,他想做好皇帝的角色,与个人经历,特别是玄武门之变很密切的。而且有同等心情的人不止他一人。周围大臣,一方面都是从隋末过来的,对国家民众把握都有相当深刻认识,对国家向何处去,有深刻的思考,都不是混事的人。贞观时期一大批这样的人,一心一意考虑国家事情,要把国家建设好。个人受到损失都无所谓。如果统治集团里单就一个想法不一致,不同心同德也是很麻烦的。
看贞观时候的故事,让人感慨的地方特别多,换一个时代,换一个主人,事情肯定不是如此处理。比如公主出嫁,因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让女儿多带嫁妆,换个时代没什么,谁能管这事?有什么不对吗?但魏征就能出来阻拦,认为不符合礼法,影响会不好,皇帝能接受,皇后也能接受。怎么搞的,贞观时期都是君子,全都公私分明。即使今天也讲公私关系,唐太宗时期,公私真的很分明,即使私事也从国家角度考虑。如何维护皇帝形象,国家政府形象,他可不是用新闻检查的办法来管理形象,实际上就是不做。所以贞观不仅感动中国1000多年后今天,武则天时代人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很快就比较出来了,这样良好清明的政治,这样理智统治的集团,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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