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特人在古代欧洲的分布范围，其实远比我们通常想像的要广泛得多。诚然，以其人口之密集、活动影响之显著而论，西欧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高卢、北意大利(山南高卢)、西班牙、不列颠与爱尔兰，但事实上，凯尔特人在中东欧、乃至小亚细亚—带，也还留下过自己的历史足迹。这些地区包括：从东阿尔卑斯山到多瑙河中下游，巴尔干半岛腹地直至小亚细亚半岛，中欧广袤的日耳曼尼亚及其以东毗邻的波希米亚山地和波兰平原。值得—提的是，今德国南部所在的中欧一带，还是凯尔特民族文化的发祥地。
本文拟依据所见的相关资料，对居住在中东欧及小亚的凯尔特人的历史活动，分别论列述评。

一
放眼意大利以东的辽阔地域，凯尔特人的群落仍不少见，用法国学者亨利·于贝尔的话说，他们还“散布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从爱琴诲到亚速海之间，成为一些错杂在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之中的彼此分离的集团。”
罗马人早巳注意到了阿尔卑斯山东侧诺里库姆(今奥地利中部及南德巴伐利亚一带)和潘诺尼亚(今奥地利东部、匈牙利西部、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北部—带)地区活动的凯尔特人。他们与山南高卢之间被—条连绵不绝的宽阔地带所隔离，其间居住着雷蒂人和威尼蒂人。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以其地近南德的凯尔特人祖居地，大概从极早时候起就有凯尔特人入居于此。李维曾经提及高卢人两次著名远征之一的塞哥维苏(Sigovesus)率领的那支移民队伍，据说是迁赴赫尔辛尼亚森林的。不妨设想，这片位于多瑙河上游的土地恐亦未必是其推进的最后终止点，他们当中有部分人嗣后顺势转入诺里库姆或潘诺尼亚，则并非全无可能。

诺里库姆以东、多瑙河中游一带的潘诺尼亚地区，情形大略相近，当地居民潘诺尼亚人(Pannonii)可能即为一个部分凯尔特化的伊利里亚族团。于贝尔主张“把这个多瑙河地区的庞大的凯尔特人群想象成是一种凯尔特成份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大杂烩，”他指出，当地呈现的是“一种混合的文明和一个混合的人民。”混化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试图从中刻意作出明晰的族系区分，恐非易事。但不论诺里库姆还是潘诺尼亚，凯尔特文化之得势，凯尔特风习之盛行，则无可争辩。带有凯尔特语因素的地名同样比比皆是，例如文多波纳(Vind-obona，今奥地利维也纳）、伦蒂亚（Lentia，今林茨）、劳里亚库姆（Lauriacum，今洛尔希），而名气不大的村镇中的这类代表，就更是不胜枚举。

如同在其他地区，这里的凯尔特人也多次向南扩展势力。公元前310年，一位名叫莫里斯托莫斯(Molistomos)的酋长率领一支凯尔特人发起攻袭，引起伊利里亚族系的安塔里亚泰人(Antariatae)的一场大规模溃退，后被马其顿接纳，将2万人安置为边境军事移民。多瑙河凯尔特人中最具攻击性、也是最负盛名者，当推斯科迪希人(Scordisci)。他们定居在萨武斯（今萨瓦）河与多瑙河汇流处附近的西尔米乌姆（今南斯拉夫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以东一带，曾多次侵掠过马其顿和希腊。攻掠者自马其顿勒索到许多赎金，后世在多瑙河流域凯尔特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腓力王时期的钱币，可资凭证。当然，凯尔特人与马其顿的双边关系，也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遣使通好与和平交往，这在古代作家的零散记述中是不乏其例的。多瑙河凯尔特人也通过替马其顿充当雇佣兵打仗或输出货物而获取钱币。他们即使在仿制钱币时，也切实地恪守马其顿币的样式、成色、重量等价值标准。他们当时在多瑙河流域拥有的支配地位，决定着他们同希腊化世界有着比其邻人更密切的联系，并在那个世界和依附于其下的其他族群之间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

诺里库姆的凯尔特人则主要侧重于同意大利方面的罗马人打交道，其间诚不乏蛮族式的侵掠，也有意味深远的和平交往，这对罗马似乎更具潜在而持久的影响力。诺里库姆以出产铁、金驰誉。据斯特拉博说，在陶里西人土地上发现的金矿，曾引发了罗马人的抢购狂潮，导致意大利金价暴跌33%。在政治上，恺撒与庞培交战时也曾借重过诺里库姆的援兵。约公元前35年，罗马为确保其北部疆界的安全，取得了对陶里西人的宗主地位。约前15年，正式兼并诺里库姆，在此设置行省。
潘诺尼亚的最后命运，同样没有逃脱罗马强权的掌控。公元前119年，罗马发动了对潘诺尼亚人的战争，占领锡西亚（今克罗地亚锡萨克）。前16年，罗马军团深入萨琥斯河和德拉武斯河流域，将之并入伊利里库姆行省。公元6～9年，提比留在**了由布留西领导的潘诺尼亚人大起义之后，完全征服该地，单独设置潘诺尼亚行省。随着罗马在此驻兵、移民和建立各类统治机构，东阿尔卑斯山地区和多瑙河流域也在经历着罗马化的濡染，只是其程度尚不及西欧地区的高卢、西班牙。

二
凯尔特人向巴尔干半岛内陆的推进，大约始于公元前3世纪初。此时，凯尔特人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移徙的浪潮，如同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末那样。考古学家以拉登文化Ⅱ期来概括这个新时期的特征。
公元前298年，有一支凯尔特入侵者进抵今保加利亚一带，遭遇马其顿人。结果，被马其顿国王卡山得的军队击败于哈伊莫斯山（今巴尔干山）。稍后不久，由坎鲍雷斯(Cambaules)统领的第二支凯尔特人队伍，似乎已达色雷斯。公元前279年，趁马其顿内乱之际，凯尔特人又开始大举入侵巴尔干。起兵数万人，分作三路：塞雷思里奥斯(Cereth-rios)率东路军，进攻位于保加利亚一侧的特里巴利人(Triballi)（注：特里巴利人，古色雷斯人的一支。）。博尔吉乌斯(Bolgios)率西路军，穿越伊利里亚，由今莫纳斯提尔附近进入马其顿，败杀其王托勒密·塞劳诺斯。最著名的一支是由布伦努斯(Brennus)和阿西乔里乌斯(Acich-orius)率领的中路军，从色萨利直扑希腊腹地，猛攻温泉关，不克，遂绕关口进至德尔斐，始为希腊埃托利亚联军击退，布伦努斯兵败自尽。凯尔特人在希腊各地劫掠，破坏惨重，但由此带来了一个重要政治后果，有助于促成一个具有希腊化时代特征的国家联盟，以合力抗阻凯尔特人的进袭。布伦努斯余部的大多数，据说可能由一个名叫巴塔纳托斯(Bathanattos)的酋长率领，退返其出发地点，因其驻地位居斯科杜斯山和多瑙河之间而得名斯科迪希人。据说，他们创建或接管了一个名为辛吉杜努姆的城市（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为其首府。布伦努斯的其余残部，则由另一首领科曼托里乌斯(Comantorius)带领，移至哈伊莫斯山脉斜坡一带驻留下来，并取得了对于邻近的色雷斯部落的控制权，以泰雷（Tyle，今址不详）为中心。这一支凯尔特人的势力，曾南伸至亚德里亚堡盆地，向北抵达多瑙河，后渐接受了希腊文化，最终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93年，才被色雷斯人攻灭。此外，那些在人烟稠密的希腊本土难以觅得容身之所的凯尔特入侵者，则可能扩散到巴尔干半岛更偏于东北方一带的僻远之地。据说，沿着铁门以下的多瑙河岸，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带凯尔特语名字的城镇，譬如：博诺尼亚（Bononia，今保加利亚维丁）、拉提亚里亚（Ratiaria，今阿恰尔）、杜罗斯托鲁姆?（Durostorum，今锡利斯特拉）、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约当位于多布罗加地区的今罗马尼亚伊萨克恰）等，或许即为这类凯尔特人活动的遗迹。

布伦努斯麾下凯尔特军队的还有一支队伍，由莱昂诺里奥斯(Leon-norios)和卢塔里奥斯(Lutarios)率领，从希腊折向东方，于公元前278年横渡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一般相信，他们是作为雇佣兵而被小亚比提尼亚国王尼科梅德斯一世召请而去的。当时的小亚，诸邦林立，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政局十分紊乱。凯尔特人介入其间，愈发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进入小亚的凯尔特人，总共约有两万人，其中一万为武装的男子。他们以“加拉太人”(Galatae)或“加拉提亚人”(Galatians)而闻名，该名源于“高卢人”（Galli或Gaul）一词，似乎揭示了与高卢之间存有某种渊源关系。罗马人也有称其作“加罗格里西亚人”(Gallograecians)的。然而，尼科梅德斯作为一名小邦之君，并无能力驾驭这支恣肆不羁的队伍。加拉提亚人在沿海掳掠城市，强索贡金，时称Galatika(Gaul-Geld)。他们以军事雇佣兵的角色，在西亚政治游戏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不久，“他们的历史渐渐同希腊化国家的相混同，而不再从属于凯尔特人的一般历史，”也就是说，他们同欧洲母体凯尔特世界的其他成员愈益疏远乃至最终失却了联系。公元前275年，加拉提亚人被塞琉西国王安条克一世的“象阵”打得大败。从此，加拉提亚人在小亚内陆哈吕斯河与弗里吉亚高原一带定居下来，这里是小亚人口最为稀少的贫瘠之地。落户于此，与其说是出诸他们有意的选择，莫如说是囿于客观环境和力量对比的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作为塞琉西王国和沿海小邦之间的一股缓冲势力存在，并不时躁动四扰。直至公元前230年，帕加蒙统治者阿塔罗斯一世给予他们以决定性打击后，加拉提亚人的扩张欲图才最后得到阻遏。

英国史学家塔恩称，加拉提亚人是小亚地区实际上直至罗马时代都未受希腊化影响的唯一民族。他们在小亚这片陌生的土地安营扎寨，居住在便于他们出发袭掠的据点里，统治着耕种其土地的本地农民。他们仍维持着自己独特的部落社会组织。一般认为，加拉提亚人包括3个部落、12个小部落（sub-tribe，或相当于高卢的pagi）。每个部落由4个小部落组成，共同结为一个较大联盟。这3个部落自西向东，依次布列：西边为托利斯托波伊人（Tolistobogii或Tolistoagii），占有桑加里乌斯河上游，以培西努斯为中心；中间为特克托萨季人(Tectosages)，以塔维乌姆为中心；东边面积最大的是地跨哈吕斯河的特罗克米人(Trocmi)的领地，西临安基拉（今土耳其安卡拉）一带。托利斯托波伊人是否即为名噪欧陆的凯尔特重要支系波伊人(Boii)，此点尚难断定。而特克托萨季人则确实可能与居处高卢加龙河上游托洛萨（今法国图卢兹）附近的沃尔卡人(Volcae)中的一支同属一脉。分属于3个部落的12个小部落中，有几个的名称已为人知，譬如：特克托萨季人中有条托波迪阿西人(Teutobodiaci)，托利斯托波伊人中包含沃图利人(Voturi)、安比图提人(Ambituti)和托西奥佩人(Tosiopes)等。除此而外，后来似乎也曾有过一些零散的凯尔特人支系进入小亚，但影响不大。公元前218年，应帕加蒙国王阿塔罗斯一世之召，一支名为伊哥萨季人(Aegosages)的凯尔特团伙从色雷斯而来，定居在赫勒斯滂海峡。次年，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亚斯一世在那里将其击败。但伊哥萨季人却并未试图去联合弗里吉亚的加拉提亚人，形成气候。

加拉提亚人的社会，大体上包括一个以12名小部落酋长(tetrarch)（注：tetrarch一词通常指罗马帝国行省或属邦只发领四分之一辖区的长官，此处似译作小部落的“酋长”为宜。）组成的议事会(senate)和300名代表（一个小部落推举25名）组成的民众大会(assembly)，代表们届时齐集于德莱内梅敦地方的一处圣所举行议事活动。这个民众大会的权力似乎主要体现在司法裁判方面。加拉提亚人政治联盟的基本政策，显然就在于竭力维护其民族独立性。
作为一支外来的少数族群，加拉提亚人在人口密集的希腊人和弗里吉亚人中立足，与他们的近邻毗连而居，彼此的交往大致是和睦的。他们在小亚似乎没有创建过比较大的中心城市，即便是规模小一些的新城镇的兴建也很少被提及。只有大概三、四个城镇留有新的名称，至少部分是高卢语的，象托利斯托波伊人领地南部的托利斯托索拉(Tolistot-hora)，特克托萨季人领地北部的皮托布里加(Pitobriga)，还有特罗克米人中的埃科布里加(Eccobriga)一类的地名。但这些地名究竟具有怎样的涵义？是完整意义上的城镇，还是仅仅意味着加拉提亚人为适应其流动性的征战生活而临时建立的安置妇孺的营地式居民点，看来还不能完全肯定。
作为小亚细亚地区已然崛起的一种军事政治存在，加拉提亚人常常不由自主地卷入大国间的纷争。他们曾替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充当雇佣兵，参加王室权位之争。后来，又曾加入塞琉西王国的陆军，一部分参加了对犹地亚马加比起义军的战争。公元前189年，他们因在叙利亚战争中支持塞琉西王国而遭到罗马大军的征讨。公元前133年以后，加拉提亚人转而投附罗马，并协助罗马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作战。公元前64年，其首领德奥塔鲁斯(Deiotarus)被庞培立为加拉提亚国王，嗣后又介入了罗马内战。直至公元前25年，加拉提亚才被形式划作罗马的一个单独行省。

在文化上，小亚的加拉提亚人如同别处的凯尔特同胞那样，对周邻民族的文化既有吸纳融通的一面，也有排拒、卓立不群的一面，并曾长期保持自己固有的某些传统或风习。从遗存的有关铭文来看，他们虽已采用简明的希腊文字书写，却不曾弃绝自己的语言，甚至迄于公元4世纪，基督教学者圣杰罗姆还提到，加拉提亚人仍在使用一种凯尔特方言。他们也给当地的希腊语里留下了几个凯尔特语词汇，比如盔甲、喇叭、汤或麦片粥，以及小铁砧、大红栎树等。加拉提亚人在宗教方面，大约已接受了邻族的影响，普卢塔克曾提及，有凯尔特妇女充任弗里吉亚人的阿耳忒弥斯女神的女祭司。在借鉴和吸收邻族的生产技艺和用具方面，加拉提亚人表现了惊人的颖悟力。但在恪守其独特的生活习尚、军事作战习惯和习用武器等方面，他们又宁愿保持固有的民族传统。这种鲜明的特性，使他们有别于小亚的其他族群，而给古代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直至4世纪以后，加拉提亚这块兀立在小亚腹地希腊化文明汪洋大海中的凯尔特文化孤岛，才逐渐被安全淹没。

三
“日耳曼尼亚”一名是罗马人对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日耳曼人居住区域的一种泛称，大致相当于今德国一带。其实，早在日耳曼人迁居这个地区前后，凯尔特人即曾在此活动，并留下自己的痕迹。如同在中、东欧其他地方那样，由于后起的强大民族集团迁徙潮流的迅猛冲刷，以及史料的残缺不全，对本地凯尔特影响的寻觅和描述，远比在西欧和南欧地区来得艰难，而不得不更多地仰赖于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等间接资料的佐证。
于贝尔指出，凯尔特人在西日耳曼尼亚的最初居住地大致是在东不及易北河、北濒北海、南界今瑞士、西邻高卢的一个地域范围内。由于说戈伊德尔语凯尔特人的迁离，该地区北部一度出现人口空虚，说布立吞语凯尔特人便随之加以填补，这种状态甚至维持到拉登文化初期。可以肯定，凯尔特人在其被日耳曼人完全取代以前，曾在这块土地上作过长期的停留。考古发掘显示，属于凯尔特人的拉登时期城镇(oppidium)遗址，在日耳曼尼亚境内（尤其在西南部）多有发现，呈星罗棋布之状。

依循传统之见，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毗邻而居，历来以莱茵河为界，分处河之西岸和东岸。此说始创者似为恺撒，嗣后诸家均沿袭其说，一直默认莱茵河这条“自然边界”的存在。1887年，德国学者卡尔·缪伦霍夫首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条莱茵河分界线纯系罗马作家的人为杜撰。他指出，凯尔特人的生活区域其实远远伸向莱茵河以东，而非仅仅世居西岸。缪伦霍夫运用语言学、地名学材料，认为莱茵河、兰河、美茵河、利珀河、安伯歇尔河等名称的来源皆出自凯尔特语。今德国西北部许多河溪之名，凡以-apa、-afa、-efa作后缀者，亦为凯尔特语。本世纪初，法国学者阿尔贝·格勒尼埃按地名研究结论，甚至推测在易北河流域至日德兰半岛一带可能存在过一个“凯尔特帝国”。尽管目前对于具体地名的语源判定仍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莱茵河两岸的居民曾经彼此错杂，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因而，以莱茵河作为将其截然割裂的界线，是不妥的。
由于日耳曼人的发展相对滞后，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凯尔特人曾给予日耳曼人以很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这从日耳曼语自凯尔特语中借用的通常与政治、法律、战争和文化有关的许多词汇中可见。在日耳曼社会组织里甚或还有过凯尔特人的或仿效凯尔特风习的统治者，驻有凯尔特人的“官员或使节”。他们彼此缔结条约、交换誓言和人质，建立贸易和联姻关系，并形成了某种凯尔特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居于优势地位的部落政治同盟。有人推测，某些日耳曼部落的名称本身甚至就有着凯尔特语的形式，或象是日耳曼化的凯尔特语名称，例如，赫西人(Hessi)一名似乎与卡西人(Cassi)一名相同，勃艮第人(Burgondiones)一名相当于布里甘特人(Brigantes)之名，讷美特斯人(Nemetes)、特利波契人(Triboci)以及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也都是公认的操日耳曼语的族群，却具有近似于凯尔特语的族名。凯尔特人同日耳曼尼亚存在相当的联系，拥有活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已然成为一个愈益明了的事实。不仅于此，凯尔特文化的触角甚至还跨越广阔的日耳曼尼亚向北伸入今丹麦境内。至于其原因，迄今不明，究属贸易交流，抑或政治文化势力的渗透？

波希米亚的凯尔特文化影响，早自哈尔施塔特时期起，以至整个拉登时期，就一直相当繁盛。波希米亚(Boihaemum)之名，即源自本地极具影响的凯尔特部落波伊人(Boii)。在波希米亚北部和摩拉维亚住有沃尔卡部落的特克托萨季人，摩拉维亚或斯洛伐克一带还居住着从事铁矿开采的科蒂尼人(Cotini)，他们分别向萨尔马特人和讲日耳曼语的夸迪人(Quadi)纳贡。在整个波希米亚地区出土的铁制武器、工具、各种工艺品和金银小币，反映了凯尔特文化的突出成就。此外，在波希米亚的斯特拉多尼采、扎维斯特，摩拉维亚的斯塔尔赫拉迪斯科等地兴建的城镇，兹布拉斯拉夫郊外的堡垒体系，也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迨至拉登文化中晚期，随着铁器的传布和经济的发展，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力量对比渐生变化，兼以人口压力或自然灾害的影响，日耳曼人开始不断扩张，迫使日耳曼尼亚的凯尔特人纷纷向南、向西退却。人们所了解的公元前几个世纪凯尔特人在欧陆的分布偏重于高卢、意大利等地的格局，恐怕和此种压力引起的迁移有关。波希米亚的部分波伊人，曾辗转迁往意大利，公元前58年又有分支会同赫尔维蒂人(Hervetii)再迁高卢。残存于多瑙河以南的波伊人，于约前50年被达西亚国王布雷比斯塔消灭。而留居波希米亚故土的波伊人，则在前8年被入据的日耳曼族系马科曼尼人所逐，其最终结局便是走向后来的“斯拉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