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词汇学传统和理论取向——不同的历史渊源
     在探索人格分类系统的历程中，“‘大五’结构”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1981年，由词汇学研究者Goldberg提出[2]，用以概括词汇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五个基本维度：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智慧（intellect）或文化（culture）。然而追根溯源，上述五个人格维度——“大五”结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Galton的词汇学研究思想。在19世纪末，Galton率先明确提出了基本的词汇学假设，并指出可以通过字典估计人格描述词个数、确定不同术语的语义重叠程度[3]。Allport将上述思想应用于特质研究，对Webster大词典中的人格描述词进行了归类整理，创制了人格形容词表，Cattell进而将其中的特质形容词缩减至35个词群，不仅开创了词汇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奠定了“大五”研究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大五”的偶然发现者Fisk、“大五”之父Tupes和Christal、“大五”的拥护者Norman和Digman等不仅发现“大五”结构的雏形，而且将之带入了越来越多的人格研究者的视野，使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沿承上述研究者的思路，Norman重新将词典中的人格描述词收集，整理，缩减，分析，再次验证了“大五”结构的存在[4]。在此基础上，Goldberg和Saucier对Norman的词表进行缩减，以其中熟悉度最高的人格描述词为分析对象，仍然重复了“大五”结构[4]。正是上述大量类似证据的积累，“大五”结构在1990年前后终于在人格领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词汇学传统对日常语言中的人格描述词所做的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探索，那么与之对应，McCrae和Costa等人的基于已有理论和问卷的工作则是以理论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作为理论取向的研究，McCrae和Costa的五因素模型主要源于对已有心理学理论或问卷中重要概念的概括和分析，与许多经典理论中的核心问题都有关[5]。鉴于大多数研究者对消极情感和人际活动的强调，同时受到Eysenck的PEN模型的影响，McCrae和Costa最初将外向性（E）和神经质（N）确定为了NEO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2]。由于Rogers对开放性的强调和Cattell对实验性和创新性的关注，McCrae又明确了经验开放性（O）维度的重要性[5]。上述3个维度共同构成了McCrae和Costa的NEO体系的最初构架。到1980年前后，受到“大五”结构的影响，McCrae和Costa意识到随和性（A）和尽责性（C）的重要性，也将之纳入了NEO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词汇学研究的“大五”结构以及前人理论和问卷共同构成了五因素模型的基础，“大五”结构只是五因素模型诸多理论来源的一种。在McCrae和Costa看来，即使“大五”没有被发现，五因素模型仍有可能出现，因为他们认为，在1980年左右，自己就意识到了自我控制维度的重要性，其他理论家也指出了与尽责性相似的约束维度；而随和性在人际圈（Interpersonal Circle）理论和其他很多理论中也都曾被多次提及[12]。


2 五因素结构和五维六层面模型——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之所以经常被人相提并论甚至被合二为一，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个模型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接近：都是对人格结构的探索，得到的五个因素的内容和形式也比较相近。虽然相似，但即使在最为相似的表层，两个模型仍不完全一致。
     首先，“大五”和五因素模型的命名系统是不同的。“大五”结构一直采用Norman的罗马字母命名系统，即Ⅰ.外向性或热情；Ⅱ.随和性；Ⅲ.尽责性；Ⅳ.情绪稳定性；Ⅴ.文化或智慧。而五因素模型则以首写字母的缩写命名，构成了“OCEAN”模型，即外向性（E）、神经质（N）、随和性（A）、尽责性（C）和经验开放性（O）。根据Saucier和Goldberg的观点，“大五”模型的罗马字母命名本质上反映着“大五”因素在日常人格描述词中的表征次序或相对重要性，即前面的因素比后面的因素更重要，对人格结构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更容易被重复验证。而对于五因素模型的OCEAN提法，其他研究者指出，它给人了一种错觉：五个因素是并列等同的，彼此的相对重要性和重复验证性也相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6,16]。
     其次，“大五”和五因素模型的结构是不同的。五因素模型明确指出每个因素下的六个子维度，但对“大五”结构而言，虽然几乎所有由词汇学研究得到的“大五”模型都试图给出了每个因素的形容词定义，甚至确定每个因素下的子维度，但词汇学研究者在任何因素的子维度上迄今仍未达成共识[19]。根据词汇学假设，虽然“大五”结构也是包括了多个维度和层级的结构，但是5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完全等同[6,19]，对应的人格描述词的个数也不一定完全相同。Saucier和Goldberg指出，将每个因素人为地等分为6个方面是没有道理的，“大五”结构中相对重要的因素很可能包括更多的次级因素[6]。
     最后，“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维度的内容也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明了也最具争议的差异就是第五个因素的内容和命名。McCrae和Costa强调第五个因素的开放性特征，如独创性、好奇心、对艺术的兴趣、幻想等；而以Goldberg为代表的“大五”研究者则强调智慧（intellect）特征，如世故性、洞察力、创造力、好想象等[4]。显然，两个模型对第五个因素的强调点是不同的，McCrae指出，在自然语言中，描述开放性的形容词相对较少，那些被研究者称之为“智慧”的形容词如好奇的、有创造性的、智慧的等只不过反应了开放性的认知层面[12]。尽管如此，多数研究者仍承认，两个模型的第五个因素有相当的重合，如想象力、原创性等（如图1所示），两个模型对第五个因素的命名过度强调了二者的差异，而忽略了二者的共同部分[1]。此外，热心（warmth）是五因素模型中外向性维度的一个方面，而在“大五”结构中则是随和性的重要特征。“大五”结构中的智慧维度和五因素模型的随和性、尽责性也有一定的重合[3,4,12]。


3 现象型人格结构和基因型人格结构——不同的本质
     如前所述，“大五”模型的理论基础是词汇学假设，而五因素模型的理论前提则是特质概念及其隐含的人性假设——可知性、理性、变异性、前动性等。不同的理论前提，决定着它们截然不同的本质。
     词汇学假设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指出，自然语言中的人格描述词描述的是现象型人格（phenotypic personality），而不是基因型人格（genotypic personality）[7]。现象型人格是指可观察的外在特征，基因型人格则包括了潜在的因果本质。自然语言对人格外在表现的观察不仅没有描述它的观察对象（人格的外在表现）的内在机制，而且与基因型人格特征也不存在准确的对应关系[6]，因此，基于自然语言的“大五”结构虽然可以被基因结构解释，但本身并不是解释性模型，也没有规定任何基因型特征。与之相对，五因素模型则以特质概念为基础，是一个综合的人格特质分类系统。根据McCrae在五因素模型中对特质来源的假设，特质是内源性的基本趋向，从本质上说，是遗传决定的，是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11]。作为特质的分类系统，五因素模型具有客观的遗传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理结构和生物学过程的产物。因此，五因素模型不仅描述了个体的表现型特征，而且描述了个体的基因型特征，是具有解释意义的因果模型。
     根据McCrae和Costa的早期定义，特质是基本趋向的个体差异的维度，反映着稳定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11]。虽然当时没有明确特质的生物学根源，但定义仍然强调了特质及其结构（即五因素模型）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根据Goldberg和Saucier的观点，词汇学假设从来没有假设编码进入语言的现象型人格特点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大五”模型并不是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的结构，而是人格特征（personality attributes）的结构[6]。
     由于五因素模型的维度与已有的人格心理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五因素模型可以被看成是心理学的专业概念结构。“大五”模型作为对自然语言中特质术语进行因素分析的产物，常被认为是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概念结构，甚至有研究者批评“大五”结构过于依赖常识，而忽略了心理学理论的贡献[5, 9]。此外，McCrae和Costa指出，五因素模型提供了组织所有人格特质的理论框架。尽管这种提法经常受到质疑，但他们仍在不断地为之积累证据。事实上，就五因素模型与其他理论的兼容性而言，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证据，虽然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就“大五”结构而言，Saucier和Goldberg则认为，词汇学假设并未暗含以下涵义，即自然语言涵盖了人格概念的全部。相反，他们认为，人格的日常描述词虽然涵盖了人格属性的基本成分，但却无法穷尽人格属性的全部，很可能没有将许多普通人无法观察或口头描述的重要特征包括在内，因此，“大五”结构只是相对重要的、有意义的表现型人格结构[1, 4, 7]。


4 描述和解释——不同的研究走向
     由于两种模型的理论前提和本质不同，研究者为各自的模型寻求支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关注点也并不相同。可以说，从研究走向来看，“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已是渐行渐远：“大五”研究者强调重要的、有意义的人格地图的描绘，而以McCrae和Costa为代表的特质心理学家则不仅强调人格结构全貌的勾勒，而且强调对五因素模型特质属性的证实[5]。
     就源于自然语言的“大五”结构而言，有关研究无一不遵循词汇学假设的原则。根据词汇学假设，人格特征的重要性与其在语言中被表征的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而这种表征包括了两个层面，即某种语言内部的表征和跨语言的表征[7]。这就意味着，描述某种个体差异的人格特征越重要，在某种特定语言中就会有越多的近义词描述它，同时也可以在更多的语言中找到描述它的词汇[6]。因此，确定某种语言中具有较高重要性和普遍性的人格特征，对不同的语言分别加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跨文化比较，即跨文化研究的主位（emic）研究策略，是词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虽然由于上述研究策略相对严苛，客位研究（etic）的方法近年来也开始为词汇学研究者所接受[6,14]；但从总体来看，采用主位的研究策略对不同文化下的人格特征结构进行探索，寻求最佳的现象型人格结构，仍是词汇学研究的主流。
     在过去的20年间，词汇学研究者对英语、荷兰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和捷克语等欧洲语言和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汉语、菲律宾语等非欧洲语言的人格特征结构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虽然对上述多种语言分析得到的人格特征结构与英语语言中的“大五”结构都有一定的重合，但只有大约一半的词汇学研究如愿以偿地与“大五”结构存在着重合，而且上述研究多以描述“稳定倾向”的术语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情感状态描述词和评价性词语等，因此，要验证“大五”结构具有跨文化普遍性，似乎还前路漫漫[13]。
     事实上，近年来词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大五”之外的其他更具跨文化普适性的可能结构，如Ashton的六因素结构、几种不同的“大五加二”结构、Saucier的“多语七因素”（Multi-Language Seven, ML7）等，试图寻求一种比“大五”结构更具普遍性和综合性的现象型人格结构，以期能够更好地解决由英语语言得到的人格结构与其他文化下人格结构不一致的现状[7,13~15]。
     与“大五”研究者尝试勾勒人格地图不同，以特质心理学的假设前提为基础的五因素模型更强调对模型的现实性（reality）、普遍性（universality）、渗透性（pervasiveness）和生物学基础（biological basis）的证实。因此，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普适性、遗传本质、预测效用、与其他理论模型的一致性、人格的发展等都是五因素模型的研究重点。虽然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普适性也是理论取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理论取向研究的研究策略、结果和研究意义与词汇学取向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差异。就研究策略而言，由于五因素模型是自上而下的结构，具有预先的理论构架，因而只能采取客位研究策略。而正是研究策略的标准相对宽松，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研究结果也比“大五”结构更为理想[13]。根据McCrae和Costa最新的对50多个国家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结果，五因素模型在多数文化下得到了重复的验证[17]。
     此外，为了揭示五因素模型的解释性本质，以McCrae和Costa为代表的特质论者还就五因素模型的遗传本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相当一部分证据源于对跨文化研究结果的推论。根据McCrae和Costa的逻辑，虽然五因素模型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有可能是不同历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但如果不同文化下性别和年龄差异非常相似，那么五因素人格结构的群体差异很可能是自然成熟的结果[16]。虽然已有的研究尤其是成人人格研究在某些文化中得到了与美国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对青少年人格群体差异的研究，结果似乎并不乐观[16,18]。除此之外，双生子研究、比较心理学研究、对五因素模型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也为五因素模型的遗传本质和生物学基础提供了大量的直接证据[11]。
     更值得一提的是，理论取向的研究者从未将自己的理想局限在五因素模型解释性本质的证据寻求上，还一直致力于建构一个能够统合心理学领域大量理论的元理论框架。McCrae和Costa在1992年就提出了一个以五因素模型为基础涵盖了多数人格理论的元理论框架——五因素人格理论。五因素人格理论不仅是对五因素模型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而且可以看作是对人格领域所有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总结[5]。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为了为它寻求支持证据并不断地将之完善，以McCrae和Costa为代表的支持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1]。显然，这不过是个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述工作仍将继续下去。


5 结语
     虽然用“大五”和五因素模型（FFM）指称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最终得到的人格特质结构只是称名问题，但是比区分名称更有意义的是，研究者对“大五”和五因素模型在内容和本质上的区分。尽管研究者尤其是词汇学研究者极力强调了两种模型在本质上的差异，但两种取向研究者对各自模型本质的界定和研究都还处于理论探讨和证据积累阶段，仍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两种研究取向仍为我们探索中国人的特质结构提供了相对可行且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沿着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国内的研究者不仅对西方的“大五”结构或五因素模型进行了重复性验证，而且对中国人的特质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本土化探索：词汇学研究者以中文形容词为分析对象分别得到了“大五”和“大七”结构，理论取向的研究者也为特质的六因素假说积累了相当的支持证据[20, 21]。虽然两种取向的研究都得到了相对理想的结果，但是中国人特质结构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我们不断地发现，思考并解决。
     就特质结构的确定而言，无论是词汇学取向的研究者还是理论取向的研究者都面临着研究变量和统计方法的选择问题。虽然西方学者就此已争论了十多年之久，然时至今日，就上述两个问题研究者仍没有给出相对明确的标准[6,22]。因此，在本土化的探索过程中，研究变量和分析方法的选择仍应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譬如，就词汇学研究而言，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进行变量选择时，我们该如何处理中国人在描述人时使用频率更高的评价性术语，它们和描述性术语的关系又究竟如何？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自身特点的差异，形容词是否是最佳的分析对象？对特质名词进行分析能否得到更理想的结果？两种结果会有怎样的差异？我们又能否找到更客观、更有效的方法将不同范畴的术语归类，同时将哪些范畴的术语纳入分析范围会更合理？就理论取向的研究而言，由于西方的五因素模型可以说是西方心理学中与人格相关的所有概念和理论的概括，那么我们在构建特质结构的理论框架时，是否应该采用相似的思路，将现有人格体系中的所有概念综合？如果是，那么对西方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乃至其他相关体系中的概念该如何取舍才是合理？将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纳入其中，有无将之强加其中的嫌疑，而相反将之完全抛弃，依靠仅有的一些本土化研究成果，我们能否看到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全貌？此外，在分析过程中，该采用何种具体的因素分析方法？随着统计学的发展，我们可否将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如项目反应理论等应用于人格结构的探索？诸如此类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并给出更合理的回答。
     就两种模型的内容和本质而言，虽然两种取向的研究者根据前提假设，即词汇学假设和特质假设，对各自模型的本质在理论上给出了界定，并一直试图寻求更多的证据为自己的理论假设提供支持，但是对于两种模型的内容和本质仍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前所述，“大五”和五因素模型之所以常常被混淆，就是因为二者在渊源和内容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4]。从内容上说，这种重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然语言和专业语言本身就有一定的重合并能够相互影响，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人格特征会被编码进入语言，也会被人格学者注意并发展为概念或纳入理论，而理论中真正简洁、重要的人格术语也会被普通人逐渐接受，最终进入自然语言 [9]。然而，两种取向研究者对模型本质的规定却是值得怀疑的。虽然从不同的前提假设出发，两种模型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对两种模型的重合因素（如内外向和神经质）而言，由于指称的是相同的人格特征，并且同样具有跨文化普适性，两种模型对其本质的规定却截然不同，从逻辑上讲，这种本质上的区分究竟是否合理？这似乎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从研究现状来看，词汇学和理论取向研究者对其本质假设的验证刚刚开始，仍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持。因此，可以说，对于两种模型的本质，研究仍处于理论探讨和假设形成阶段，仍需要更多研究者的进一步参与和探讨。


虽然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研究者将各自的模型界定到人格不同层面的做法仍有待证实和商榷，但是这种思想却渊源已久，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人格也颇有意义。在此之前，Cattell就对特质做出了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的区分[23]。在五因素人格理论中，McCrae和Costa做出了更清楚的阐释：特质这种特殊的基本倾向（basic tendencies），是由推断得到的、不可观察的、内在的抽象倾向，是不受环境或文化因素影响的，是个体的“所有”（having）；适应性特征（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则是个体在与环境作用过程中习得的技术、习惯、态度等，是特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个体的“所为”（doing）[5]。因此，明确自己要研究的“特质”的内涵及其所处的层面，应该是研究特质结构前要首先明确的内容。如果认可上述区分，在探索McCrae等定义的“特质”时，是否有必要考虑文化因素对特质的影响？而在研究词汇学定义的现象型人格时，是否有必要再深究它们的遗传或生物学根源？所有这些都将指导我们在研究中国人人格结构时的走向和思路。
     在借鉴国外的思路对特质结构进行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尤其注意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回避西方研究中的不足。在西方研究中，无论词汇学研究还是理论取向的研究，研究对象多是大学生群体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群体，而研究表明这些群体的自我描述不仅不同于较低阶层的被试，而且具有更高的个体主义倾向[24]。国内的研究也显示，居住环境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个体的开放性程度也越高[21]。因此，在未来的研究时，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抽样对我们探索转型期这一特殊时代的中国人人格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虽然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为我们研究人格结构提供了两条相对成功的经验，但从本质上说，两种取向的研究都是对Allport和Cattell所说的共同特质的研究，采用的也是Cattell的R技术，而得到的也是一个“陌生的平均人”，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研究用Cattell的P技术对人格结构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五因素模型或“大五”结构仅在少数个案中得到了证实[25, 26]。因此，在对人格结构的进一步探索过程中，采用个体内（intra-individual）研究策略（如P技术）和质化方法分析人格结构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刻画出更为生动的中国人人格的全貌。
     最后，虽然从总体看特质心理学在西方人格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该如何对中国人的特质结构进行探索仍是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根据Markus的观点，无论是“大五”结构还是五因素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个体的行为由潜在的特质决定，可以并能够不受社会经验或角色的影响。而这些假设又是以西方哲学或西方宗教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而不是实证观察的结果[27]。此外，研究表明，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往往将自己的内在特质看作是固定的，在东方文化下，人格则不仅更多地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而且更多是通过关系或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被人判断的[24, 27]。与上述研究一致，关系取向、家族主义、他人取向等行为倾向，不仅开始逐渐被国内外的研究者所察觉和接受，而且得到相当的实证证据的支持[21, 28]，可以说已经被看作了中国人稳定而独特的行为倾向。然与此同时，根据经验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国家或种族的人相同，中国人也的确具有内外向性、神经质等稳定的特质[20, 2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遵循西方的人性假设对特质结构进行研究？如果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人人格中文化普适性成份（如内外向性）与文化特异性成份（如人际关系性）的关系？按照McCrae和Costa的说法，两种不同的成份在人格结构中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与西方人所共有的那些人格特质是否会受到文化特异性成份（如关系取向）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求证特质在何种程度或何种层面上存在、探寻文化特异性成分与文化普适性成分的关系，也应该是特质结构研究过程中需要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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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研究者将各自的模型界定到人格不同层面的做法仍有待证实和商榷，但是这种思想却渊源已久，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人格也颇有意义。在此之前，Cattell就对特质做出了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的区分[23]。在五因素人格理论中，McCrae和Costa做出了更清楚的阐释：特质这种特殊的基本倾向（basic tendencies），是由推断得到的、不可观察的、内在的抽象倾向，是不受环境或文化因素影响的，是个体的“所有”（having）；适应性特征（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则是个体在与环境作用过程中习得的技术、习惯、态度等，是特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个体的“所为”（doing）[5]。因此，明确自己要研究的“特质”的内涵及其所处的层面，应该是研究特质结构前要首先明确的内容。如果认可上述区分，在探索McCrae等定义的“特质”时，是否有必要考虑文化因素对特质的影响？而在研究词汇学定义的现象型人格时，是否有必要再深究它们的遗传或生物学根源？所有这些都将指导我们在研究中国人人格结构时的走向和思路。
     在借鉴国外的思路对特质结构进行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尤其注意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回避西方研究中的不足。在西方研究中，无论词汇学研究还是理论取向的研究，研究对象多是大学生群体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群体，而研究表明这些群体的自我描述不仅不同于较低阶层的被试，而且具有更高的个体主义倾向[24]。国内的研究也显示，居住环境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个体的开放性程度也越高[21]。因此，在未来的研究时，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抽样对我们探索转型期这一特殊时代的中国人人格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虽然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为我们研究人格结构提供了两条相对成功的经验，但从本质上说，两种取向的研究都是对Allport和Cattell所说的共同特质的研究，采用的也是Cattell的R技术，而得到的也是一个“陌生的平均人”，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研究用Cattell的P技术对人格结构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五因素模型或“大五”结构仅在少数个案中得到了证实[25, 26]。因此，在对人格结构的进一步探索过程中，采用个体内（intra-individual）研究策略（如P技术）和质化方法分析人格结构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刻画出更为生动的中国人人格的全貌。
     最后，虽然从总体看特质心理学在西方人格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该如何对中国人的特质结构进行探索仍是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根据Markus的观点，无论是“大五”结构还是五因素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个体的行为由潜在的特质决定，可以并能够不受社会经验或角色的影响。而这些假设又是以西方哲学或西方宗教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而不是实证观察的结果[27]。此外，研究表明，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往往将自己的内在特质看作是固定的，在东方文化下，人格则不仅更多地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而且更多是通过关系或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被人判断的[24, 27]。与上述研究一致，关系取向、家族主义、他人取向等行为倾向，不仅开始逐渐被国内外的研究者所察觉和接受，而且得到相当的实证证据的支持[21, 28]，可以说已经被看作了中国人稳定而独特的行为倾向。然与此同时，根据经验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国家或种族的人相同，中国人也的确具有内外向性、神经质等稳定的特质[20, 2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遵循西方的人性假设对特质结构进行研究？如果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人人格中文化普适性成份（如内外向性）与文化特异性成份（如人际关系性）的关系？按照McCrae和Costa的说法，两种不同的成份在人格结构中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与西方人所共有的那些人格特质是否会受到文化特异性成份（如关系取向）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求证特质在何种程度或何种层面上存在、探寻文化特异性成分与文化普适性成分的关系，也应该是特质结构研究过程中需要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