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总共才二十四岁。那时我的生活就落落寡欢，杂乱无章，孤寂得近乎孤僻。我跟谁也不交往，甚至避免同任何人说话，越来越龟缩进自己的栖身之所。在办公室上班，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而且，我非常清楚地注意到，我的同僚不仅认为我是怪人，而且看着我都似乎觉得恶心。

我常常寻思：除了我以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感到别人对他觉得恶心呢？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楚，由于我的无限的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因此，内心里也就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强加于每个人。

比如，我恨透了自己的这张脸，认为我面目可憎，我甚至怀疑在我的这副尊容上有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我每次去上班，都痛苦地竭力装出一副独立不羁的样子，以免别人怀疑我下流无耻，而脸上则表现出尽可能多的高贵。但是我清楚而又痛苦地知道，所有这些优良品质我这张脸是从来表现不出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我发现这脸其蠢无比。但是只要它能显得聪明些，我也就完全知足了。甚至这样，即使脸上的表情无耻下流，我同意，只要别人认为我这张脸同时又非常聪明就成。

我恨透了我们办公室的所有的人，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而且所有的人我全瞧不起，可是与此同时我又似乎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把他们看得比自己高。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变成这样：一会儿蔑视他们，一会儿又把他们看得比自己高，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但是，无论蔑视也罢，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高也罢，我几乎在遇到的每个人面前都低下了眼睛。

我生怕被人耻笑，而且怕到了病态的程度，因此有关外表的一切，我都奴隶般地墨守成规；热衷于随大流，打心眼里害怕奇装异服，害怕有什么异乎常态的地方。

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也是这么被安排好了的。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自慰，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惟一而永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中，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

我有时候很讨厌到办公室去上班，以致发展到多次下班回家时都像大病了一场。但是我的情绪又会忽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一阵怀疑和冷漠（我的情绪总是一阵一阵的），于是我自己也嘲笑自己的偏执和吹毛求疵，自己也责备自己犯了浪漫主义。

要不是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要不就是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仅开怀畅谈，甚至还想同他们交朋友。所有的吹毛求疵又忽然一下子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谁知道，也许我从来就不曾对别人吹毛求疵过，它是佯装的，从书本里学来的？

一般说，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愚蠢的超然物外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任何事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哪怕天崩地裂，哪怕全法国的人都在街垒战中牺牲——他们仍旧岿然不动，甚至为了做做样子都不肯改变一下，依然高唱他们超凡入圣的歌，可以说吧，一直唱到他们进棺材，因为他们是沙瓜。可是在我们俄罗斯就没有沙瓜；这很自然；因此我们才不同于其他国家。因此，那种纯粹超然物外的人在我国是没有的。

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看见，而且常常看得远比我国最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对任何人和对任何事都不能容忍，但与此同时又不择手段；什么都绕着走，凡事都退让，对所有的人都礼貌得体；从来不放过有利可图而又实惠的目标——他是通过热情洋溢的讲稿和一册又一册的抒情诗集来逐渐看到这一目标的，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心中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美与崇高”，就像用棉花细心包裹着什么珍珠宝贝似的顺便保护好自己，哪怕是，比如说，哪怕就为了他心中的“美与崇高”吧。

我打心眼里瞧不起我现在做的这份差事，我之所以没有唾弃它仅仅是因为不得已，因为我自己在那里当差，而且食人俸禄。结果呢——请注意，我终究没有唾弃它。我国的浪漫主义者宁可发疯，也绝不会贸然地唾弃什么，假如他没有考虑好其他职业的话，除非他疯得太厉害了，人家才会把他当做“西班牙国王”送进疯人院，否则人家是绝不会让他滚旦的。

我在家里多半是读书。我想用外来的感觉压制住我内心不断翻腾着的冲动。而这种外来的感觉对于我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获得。读书虽然很起作用——它使我激动，使我快乐，也使我痛苦。但有时候又觉得无聊透了。真想活动活动，于是我突然陷入黑暗的、地下的、卑劣的——不是淫乱，而是寻花问柳，小打小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