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恻隐之心，是道德的底线，人性的天良
最近，反对虐待动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呀？
这就先得说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虐待”。为什么呢？就因为人性中有一条道德的底线，同时也是起点，叫“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的善心，所以又叫“不忍之心”。按照孟子的观点，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天良，故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只要有这份心，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相反，如果没有，就麻烦大了。弄不好，会“**不如”。
但，这跟不虐待动物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其实有一个心理依据，即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一个人，为什么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说到底，就因为自己不想受这活罪。比方说，自己不愿被烧死，才不忍心烧死别人。这就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问题是，“己所不欲”易，“勿施于人”难。这就需要培养。而且，为了保证培养成功，还得把这善心和天良，从“勿施于人”扩展到“勿施于物”。当年，孟子讲“恻隐之心”，举出的例证，就是齐宣王对一头将死的牛，表示“不忍其觳觫（吓得发抖），若无罪而就死地”。牛如此，狗和熊，也一样。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动物侵犯了人权，威胁到人的生存呢？也要善待吗？也要。即便万不得已，比如出现了鼠疫、鼠灾，也不可虐杀。为什么？因为虐杀即虐待，虐待即残忍。不仅是对别人或动物的残忍，也是对自己的残忍。你想嘛，虐待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把虐待当回事，下一步，就有可能以此为乐。这时，他就会完全丧失了人性。所以，必须反对虐待，反对虐杀。比方说，在不得不保留死刑时，坚决废止凌迟、腰斩、砍头等方式；在无法避免战争和执刑时，决不虐待俘虏和犯罪嫌疑人。当然，也不虐待动物，哪怕它“丑恶”如老鼠。
二、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写到这里，我想起刘瑜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
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
但我们，不，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三、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
的确，连老鼠的惨死都于心不忍的，还会虐待人吗？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相反，一个人，今天能虐待老鼠，明天就能虐待狗，后天就可能虐待人。因此，为了保证人不受虐待，必须反对虐待动物。这不是什么“动物福利”或者“狗权”（动物权），反倒是“人权”，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问题。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比方说，国际社会一致公认不能虐待俘虏，不能虐待犯人，不能虐待动物。我永远不能忘记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医学院的学生们带着担架，拎着兔子牵着狗，走向实验室。解说词说：担架是为狗准备的，兔子没有，这意味着兔子将不再生还。
影片的结尾，是师生们为实验动物建立了纪念碑。每年清明，他们会去献上鲜花。这不是虚伪，而是人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生命尽可能的尊重。要知道，只有尊重一切生命，才能最后真正尊重人自己。
因此，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而且，只有当所有人都不再忍心虐待动物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否则，下一个被按倒在床，挖肝取肾抽胆汁的，没准就是我们自己。
虐待动物的事件在拷问着我们。拷问着我们的天良和人性，也拷问着我们的国民性！
最近，反对虐待动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呀？
这就先得说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虐待”。为什么呢？就因为人性中有一条道德的底线，同时也是起点，叫“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的善心，所以又叫“不忍之心”。按照孟子的观点，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天良，故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只要有这份心，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相反，如果没有，就麻烦大了。弄不好，会“**不如”。
但，这跟不虐待动物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其实有一个心理依据，即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一个人，为什么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说到底，就因为自己不想受这活罪。比方说，自己不愿被烧死，才不忍心烧死别人。这就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问题是，“己所不欲”易，“勿施于人”难。这就需要培养。而且，为了保证培养成功，还得把这善心和天良，从“勿施于人”扩展到“勿施于物”。当年，孟子讲“恻隐之心”，举出的例证，就是齐宣王对一头将死的牛，表示“不忍其觳觫（吓得发抖），若无罪而就死地”。牛如此，狗和熊，也一样。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动物侵犯了人权，威胁到人的生存呢？也要善待吗？也要。即便万不得已，比如出现了鼠疫、鼠灾，也不可虐杀。为什么？因为虐杀即虐待，虐待即残忍。不仅是对别人或动物的残忍，也是对自己的残忍。你想嘛，虐待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把虐待当回事，下一步，就有可能以此为乐。这时，他就会完全丧失了人性。所以，必须反对虐待，反对虐杀。比方说，在不得不保留死刑时，坚决废止凌迟、腰斩、砍头等方式；在无法避免战争和执刑时，决不虐待俘虏和犯罪嫌疑人。当然，也不虐待动物，哪怕它“丑恶”如老鼠。
二、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写到这里，我想起刘瑜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
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
但我们，不，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三、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
的确，连老鼠的惨死都于心不忍的，还会虐待人吗？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相反，一个人，今天能虐待老鼠，明天就能虐待狗，后天就可能虐待人。因此，为了保证人不受虐待，必须反对虐待动物。这不是什么“动物福利”或者“狗权”（动物权），反倒是“人权”，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问题。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比方说，国际社会一致公认不能虐待俘虏，不能虐待犯人，不能虐待动物。我永远不能忘记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医学院的学生们带着担架，拎着兔子牵着狗，走向实验室。解说词说：担架是为狗准备的，兔子没有，这意味着兔子将不再生还。
影片的结尾，是师生们为实验动物建立了纪念碑。每年清明，他们会去献上鲜花。这不是虚伪，而是人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生命尽可能的尊重。要知道，只有尊重一切生命，才能最后真正尊重人自己。
因此，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而且，只有当所有人都不再忍心虐待动物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否则，下一个被按倒在床，挖肝取肾抽胆汁的，没准就是我们自己。
虐待动物的事件在拷问着我们。拷问着我们的天良和人性，也拷问着我们的国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