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藩校和弘道馆为中心的藩政教育改革的详细内容如下：
文政二年（1819），古贺穀堂向当时的新任藩主齐直提交了旨在以学治藩的著作「学政管见」。学政管见中不但有各种管理方面的建议，也包含了对藩主齐直的諌言，但是条陈并没有被齐直采纳。在古賀穀堂提出的「学政管见」一文中，提到了培养佐贺藩的人材、革新士风、振兴教育、从弘学馆中选拔优秀的人才、采用西洋技术提高长崎港警备等内容。「学政管见」提到了藩本身和藩士的各种问题和解决办法。但是，对改革不感兴趣的齐直却将穀堂从工作了十四年的弘道馆教授的位子上“拉”了下来，降职成为当时年仅六岁的下任藩主直正的御侧头，负责教育工作。穀堂在江户藩邸的文武训练所和明善堂给直正与侧近藩士们讲课，鼓励他们接受教育。请役锅岛茂义也多次指示，要穀堂抓好直正的教育工作。现在想来，在当时穀堂被降职录用的时候，茂义派的重臣没有提出异议，恐怕也是认为穀堂能胜任这一职务的缘故吧。
古贺穀堂于天保二年（1831）向新藩主直正呈上了《济急封事》一文。此后，深受侧近穀堂影响的直正成了改革的强大后盾，并允许在藩内设立弘道馆进行改革实践。《济急封事》一文提到用学术来促进藩改革，这与学政管见大体相似，但是相对于后者在细节上更加具体。文中提到了要克服佐贺藩风的三大弊病——「嫉妒、优柔寡断、嘴硬」，特别对「叶隐」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济急封事》中指出：“这种病在高贵之人和高官身上很普遍，这些不学无术的文盲自己没有学问，又嫉妒那些有学问的人。平日里只是不断地回忆过去的辉煌，却不做学术调查和研究，只凭耳闻和一些零散的兵书就以为彻底了解了天下之事。「叶隐」这本书看起来似乎能预知未来，大言不惭地夸大枪剑这种小技术的作用，好象所谓的武事就是学会其中一种就够了，这简直是把如今的兵道当作儿戏。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受到这种错误言论的影响而荒废一生的人很多。实在是太可惜了。”古贺穀堂向武学精深的藩士们陈述学术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通过在弘学馆的学习成为文武兼备的人才。同时，古贺穀堂也希望通过充实弘道馆来克服「叶隐」带来的各种问题。同时发展生产、恢复财政、革新士风推动藩政改革。
天保七年九月（1836），五十九岁的古贺穀堂去世。他所倡导的「学政管见」与「救济封事」作为天保改革的中心，并通过弘道馆教育的实践成为佐贺藩近代化的源动力。藩组织也在这基础上继续发展。至天保十一年（1840），弘道馆的规模扩大至原来的数倍，藩内的请役也开始在弘道馆内兼职。天保十二年（1841），弘道馆中设立了新的规定：成绩差的学员必须上交部分年贡米者，实际上也就是减俸。这种措施对那些因各种原因学习不良的人是极大的惩罚。对于武士、手明鑓、步行者、走卒、小道具以及中间身份的人，弘道馆都根据他们身份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拥有独立身份的手明鑓在佐贺藩大约有两百人，在没有职务的时候俸禄约十五石，他们在战场上以一本枪的身份出现，地位在武士与足轻之间。弘道馆的学习内容非常多，不管是三十石以上的武士，或者是不足三十石的手明鑓，如果不认真学习的话，想要完成课业要求是不可能的。弘道馆要求学员文学和武术两方面都要合格，对于生病的个体在武道方面可以放宽，相对的在文学方面要求更高。整个学习过程一般到二十五岁结束，也有人过四十岁仍然在弘道馆接受教育，这种倡导强制教育的体制在其他藩是极少见的。曾经在弘学馆学习的大隈重信因为不满这种排斥自由的教育方式，后来创立了东京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日本最著名的私人学府早稻田大学，是很多近代东亚仁人志士的母校。


早稻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