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本土偏居西方，至武王克商，始得东方即原殷商地区 ，这种疆域地盘上的扩张，必然在政治以及地理上带来如何进行控制的新问题 。

武王灭商后两年病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发生了三监和武庚叛乱。周公花费三年时间，虽最终赢得东征胜利，但严酷的现实也使西周统治者更加明确：丰镐对已经拥有广大东方和天下四土的西周王朝来说，位置相对偏西。如果东部缺乏较大的行政管理中心，单凭渭河平原的力量来遥控东部平原，实属鞭长莫及。

西周国家的政治中心与东部平原实际上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三监叛乱后为有效控制东方，客观上需要周人的政治中心东移，兴建一个新的政治、军事中心，此即武王所说的“定天保，依天室”。

成王和周公遵照武王遗愿，开始大规模营建新都洛邑。
《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洛邑因其位于“天下之在，四方入贡道里均”，便于对四方的统治，可以弥补丰镐远在西方，远离主要威胁源和可能的扩张方向的地理缺陷，而被营建为东都。
《汉书》卷28《地理志下》云：“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通鉴地理通释·历代都邑考》亦载：“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土中，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洛邑。”

东西两京都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和行政中枢、军事指挥中心和军事基地，贡赋聚集之地以及举办大型典礼的政治宗教中心。周王往来其间，适时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统治重心。
如清人严杰所说：“四面环峙，而王畿则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覆方千里。无事则都洛阳，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内，阻四塞以守，竭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

同时也是最能彰显洛阳都城地位的。西周王朝又在东西两京同时设立中央政权最高官署“卿事寮”，由朝中重臣太师或太保主管。

图为湖北省博物馆展示图，其中标明周原、丰镐、成周皆为西周都城

周原和丰镐都已开展了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从遗址规模来看，周原的面积约33平方千米，是商周时期超大型的城市。沣东遗址的面积约9.2平方千米，沣西遗址的面积约8.6平方千米，两者相加17.8平方千米，是周原的一半。从中心区域城址的规模来看，周原小城的面积约1.75平方千米，远大于同时期的琉璃河、姚家原等诸侯城市。大城的面积约5.2平方千米，与同时期的成周城相当。丰镐遗址目前都还没有发现城址，估计将来应有发现，但沣东、沣西8-9平方千米的遗址内不太可能容纳5平方千米的城址。

从遗址内涵来看，周原调查发现有上百座夯土建筑基址，已发掘的凤雏三号建筑面积超过2180平方米，是目前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丰镐遗址在客省庄、花园村、落水村等处发现有27座夯土基址，规模最大的4号基址面积1800多平方米。周原调查、发掘的带墓道大墓已有9座，丰镐只在张家坡发现有4座带墓道的井叔墓。周原已经出土700多件西周各阶段的青铜器，王器7件（早期至晚期）；丰镐有记录的铜器400多件，未见王器出土。周原的各类遗存都比丰镐丰富，背后是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贵族官僚、更多的财富。

就出土文物来看
周原遗址记录到西周早期铜器174件，西周中期铜器237件，西周晚期铜器294件；丰镐遗址记录到西周早期铜器143件，西周中期铜器176件，西周晚期铜器100件。丰镐出土的铜器在各个时期始终少于周原。
并且，由于丰镐遗址存在长年系统的考古工作，墓葬发掘数量远超过周原，主动发掘所获的铜器（198件）比重很高，占全部出土铜器近半数（47%）；周原发现的铜器大部分是偶然原因出土的，主动发掘所获只占16%。可以想见，如果两个遗址墓葬发掘工作的程度相同，出土铜器数量的差距肯定会更大。

铜容器是贵族官僚阶层的重要财富形式，是他们的物质反映，尽管也会转手易主，但最终会埋藏在这个群体的居地附近。纵观青铜时代的中原文明，集中大量青铜容器的地方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
或许有研究者会设想西周以丰镐为首都，贵族只是在周地旧都建有宗庙或归葬周原，但这样的解释不仅太过迂曲，也意味着周原应缺乏生活遗迹，这与考古证据反映周原的繁盛情况并不吻合。
考古证据显示，丰镐在西周早期的地位比较重要，中期以后严重衰落；周原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即使在丰镐最繁荣的西周早期，周原出土铜器的数量也多于丰镐。在西周绝大部分时间内，周原的地位始终重于丰镐。

《诗·大雅·文王有声》记载了文王灭崇而迁丰、武王居镐，丰镐遗址也出现了和周原相似的先周晚期遗存。文王迁丰的目的是向东方继续扩张。尽管形势迅速变化，但文王、武王不可能预知历史的发展，不可能预知周能够克商，因此迁都丰镐与其说是选择正式都城，不如说是建立临时的前进基地。
克商之后，为统治新征服的广大领土，一个更靠近东部的政治中心成为必需。按《逸周书·度邑》和何尊铭文记载，武王时已计划在洛阳盆地建立东都，只是未及实施。《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征商“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武王征四方之后“朝至燎于周”“告于周庙”；《度邑》记载“王至于周”；《作雒》记载“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这几件事说明武王时期的统治中心虽然在镐，但周原仍非常重要。在文王、武王离开周原、以丰镐为都城期间，周地可能分给了周公管理。周公之得名正是由于其封地在周。因此当微氏先祖投靠周人，由周公在周原为其“舍寓”便顺理成章。

一方面，随着灭商的完成，丰镐作为前进基地的作用不复存在，而为了统治东方，丰镐的位置还不够靠“前”，成周才能真正实现这个功能。
另一方面，西周时期关中东部还有大面积湿地沼泽，尚未充分开发，丰镐的区域条件不如周原优越。定都丰镐是周人扩张过程中的选择，在新的形势下，丰镐对于巩固本土、统治东方两项任务都难堪大用，变得有些鸡肋。或许有研究者会认为，周原虽然重要，但不妨碍丰镐作为都城。但实际上在成周建成后，周原和丰镐两地只会有一个真正的都城，不会同时并重，这是因为两地相距只有100千米，区位作用大致重叠。汉唐时期长期依靠东西两都统治，关中地区只有一都，可以佐证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