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王辉斌教授的著作《杜甫研究丛稿》为主，介绍王教授的研究成果。

杜甫出生地在何处?对此，元稹《杜君墓系铭》、两《唐书·杜甫传》等，均无明载。前者仅云：“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旧唐书·杜甫传》则为：“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两相比较，《旧唐书》虽然较元稹《杜君墓系铭》要具体一些，但其并没有说杜甫的出生地乃河南巩县。与《旧唐书》说法大体相同者，另有《北史》卷八十五《节义·杜叔昆传》。
这三起材料，所载虽有详略之分，但所指均谓杜甫曾祖杜依艺在任洛州巩县令时，乃开始自襄阳迁居于巩县。
也就是说，自唐初杜依艺这一代始，巩县即成为了杜甫家族的新的籍贯。

那么，巩县为杜甫的籍贯是否就意味着杜甫的出生地亦在巩县呢?建国后所出版的各种关于杜甫传记的著作，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对此进行了肯定回答。如冯至《杜甫传》在《家世与出身》一章中即写道：“……史书上说他是襄阳人；他的降生地点则在河南巩县。”而该书于《童年》的开首则说得更为具体：“公元七一二年，杜甫生在河南巩县东二里的瑶湾。”所以，后于冯著近30年出版的陈贻掀《杜甫评传》上册，在第一章的开首亦如是写道：“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由于持说者之多，因而巩县为杜甫出生地的说法，也就成为了学术界公认的一种定论。

然而，当我们通过手工的途径，在对现存的全部杜甫之作，以及自唐迄今的有关杜甫生平的资料进行较为全面检验后，其结果却使我们对杜甫生于“巩县瑶湾”的定论，产生了极大怀疑，因为其中并无只字言及杜甫的出生地是在今河南巩义市(即巩县)的。这应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与重视的事实。这一事实的存在，所表明的是杜甫的出生地当非如定论所言是在今河南巩义市，而所谓的“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云云，也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据两《唐书·杜审言传》，可知杜审言在“进士举，初为隰城尉”后，其宦历的概况为：由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在吉州系狱后因“杜并案”免官还东都，未久即召拜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年坐与张易之兄弟交往流配峰州(今越南境内)，后召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寻卒。
从这一宦历中我们可以获知，杜审言晚年的生活地分别为洛阳、吉州、峰州、长安，其中，吉州与峰州为他政治上受挫后所贬所流之地，洛阳与长安则乃其主要的居住处。杜审言始任洛阳丞的时间虽不可确考，但其由洛阳丞贬吉州的年月，则可据陈子昂《送吉州杜审言司户序》一文准确获知。是文有云：“天子以桓潭之非，谪居外郡。苍龙阉茂，扁舟入吴……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具题爵里。”(《四部丛刊》本《陈子昂集》卷七)其中的“苍龙阉茂”所指，为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
以此度之，似杜审言始任洛阳丞的时间，就当在神功元年或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前后。如此，则杜审言在此期的家，便可肯定是在《旧唐书·职官志三》载为“京县”的洛阳，因为其于吉州因“杜并案”的免官还洛阳，乃可对此证实之。

杜并是杜审言的二儿子，杜甫的二叔。所谓“杜并案”，实属是发生于杜审言贬吉州期间的一桩案中案。据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铭》、刘肃《大唐新语》卷五、两《唐书·杜审言传》等材料的记载，杜审言在贬吉州的第二年(公元699年)，因与僚佐不睦为司马周季重等人系于狱而欲杀之，其二子杜并时在吉安，为报父仇，于酬宴间以怀刃猛刺周季重，而被当场击杀。此事由吉州传至朝廷后，杜并的行为不仅未遭非议，而且被“诔教童”，写于国史，杜审言亦因此而免官还洛阳。杜审言释囚后所还之地为洛阳而非巩县的事实，足以表明，他此前是已将家迁居于洛阳的。而下面的两起材料，又可对此佐证。

其一为《大周故京兆男杜并墓志铭并序》一文。据此文，知杜审言出狱后，乃将杜并“瘗于建春门东五里”，其时则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四月十二日。建春门的所在，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知即洛阳外郭城的中门，由此门出外郭城便是唐代洛阳城的郊野。杜审言“瘗”杜并于洛阳建春门东五里的事实，既可直接证实其贬吉州前的家是在洛阳，又表明了他至迟在长安二年四月前后已于洛阳城郊购置了一块墓地。
其二是《旧唐书·食货志上》中的一段文字。其云：“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凡天下为人户……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唐会要》卷八十五亦有此记载)这条材料表明，“三年一造户籍”，乃是唐廷“律令”的一种硬性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得违反。杜审言当时虽然为从七品的洛阳丞，但他与其家仍属“天下人户”之列，故其户籍亦应“三年一造”即予重新登记，而其既在洛阳为丞，则洛阳理应为其当时所“造”之户籍所在地，也即他的户籍应在洛阳以“造”。
这样看来，杜审言在任洛阳丞时，不仅已将全家搬迁至洛阳，而且根据唐律的规定，其全家的户口也应是在洛阳入籍的。

杜审言全家既在武则天圣历元年前即已迁居“京县”洛阳，而作为其长子即杜甫父亲的杜闲，斯时也自然是随乃父一道生活于洛阳的，这是因为，这时的杜闲尚不曾入仕。对此，我们可从两个方面获得证实，
一为其年岁，一即其家庭环境。关于杜闲的生年，在《杜甫之父杜闲考略》一文中，已考订其生于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即其作为杜审言的长子，乃比大弟杜并约长两岁。据此，知杜闲在杜审言由洛阳贬吉州时为18岁，于杜审言自吉州免官还洛阳时为22岁。前者的年岁表明，杜闲在乃父为洛阳丞期间是不可能入仕的，因为唐人人仕一般要经过科举考试，且年岁大都在20岁左右，而杜闲当时尚未及“弱冠”。另外，徐松《登科记考》无其名，亦可对此佐证。杜闲后者的年岁固可应试，但在圣历元年至长安二年的四年中，正是其父杜审言与大弟杜并系狱和蒙难吉州之时，家庭的这种不幸遭遇，显然是使他不具备应试条件的。其原因在于，唐代科举考试对考生的资格审查甚为严格，知贡举者是绝不可能让一个父亲尚在狱中的考生参加省试的。
所以，长安二年及此前的杜闲，只能是以布衣的身份居住于洛阳。

长安二年后，杜审言虽因武则天之“召”而被授职著作佐郎，且俄迁膳部员外郎，但他在三年后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却又因坐与张易之兄弟的交往而被“配流岭外”的峰州。这是一次比贬吉州更为严厉的打击。当时与杜审言同遭受此打击者，尚有房融、崔神庆、李峤、宋之问、沈俭期、阎朝隐等(见《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附)。而据沈俭期《初达骓州》诗中的“流子十八人”(《全唐诗》卷七十五)，又知当时被“配流”者共有18人之多。另，沈俭期的《峡山寺赋序》有云：“神龙二年夏六月，予投弃南裔，承恩北归，结缆山隅，周谒精舍，为之赋焉。”(《全唐文》卷二三五)这段文字表明，沈俭期在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六月即已遇赦北还，杜审言既与沈俭期属于同案坐连，则其北还亦当在此之前后。
杜审言还归京师后，所授职为国子监主簿，两年后的景龙二年，加修文馆直学士，同年冬病卒。

从长安三年到景龙二年，是杜审言人生旅途中的最后六年，以上的考述表明，杜审言晚年至少是有整三年的时间在长安度过，揆之情理，他这时是应已将续弦卢氏与子女等接至长安同居的。但洛阳既有他自任洛阳丞时就经营的那个家，他斯时当不可能将其变卖而应留人以照料的，更何况，在建春门外东五里处尚有他“瘗”之未久的二子杜并的未寒尸骨。留谁在洛阳照料这份家产呢?在杜审言众子女中最合适的人选，当然非长子杜闲莫属，因为杜闲当时的年岁、阅历等，较之几个弟妹自然是更为适宜的。
对于卢氏等人由洛阳迁至长安，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乃略有记载，其云：“君之将亡，其言也善。……命子诫妻，既恳且辨。”(《全唐文》卷二四一)其中的“妻”，所指即卢氏，而“子”则当是指包括杜闲在内的诸子女。杜闲是时在杜审言的长安居处听其“命”，揣度之，当是在获知乃父病危后由洛阳而至。杜审言卒后，其居于长安的这个家，很有可能为卢氏与杜闲等人因料理其丧事而变卖，原因是这时的杜家已无可靠的经济来源，这从杜审言的丧葬仪式极为简朴即可略获之(具体详下)。要之，杜审言北还后供职长安根本不曾购置私第，即其所居乃为官宅，因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长安》中并无杜审言宅的记载。

以上的考察表明，杜闲因乃父的不幸遭遇与变迁不定的供职情况，使其错过或者说丢失了一年又一年的应试机会。那么，当杜审言从峰州赦放长安任国子监主簿后，杜闲又是否可因乃父的供职关系而入国子监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唐代“国子六学”中的“国子学”所收为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而“太学”则“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者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且年龄限制在“十四以上，十九以下”。杜审言当时所任的国子监主簿，据《新唐书·百官志》三，知其品阶仅为从七品下，则杜闲之不具备入此二“学”的资格，已是甚是清楚。至于“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虽然可收七品、八品、九品等低级官吏和普通人家的子弟，然其年龄限制亦均极严，唯“律学”的学生人学年龄可放宽到“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但在杜审言始任国子监的神龙二年，杜闲已为26岁，故其连年龄限制最宽的“律学”也难以就读。
这就表明，杜闲的入仕绝非是在杜审言在世之时，更不是因科举考试中第的结果。

在父亲杜审言死后，据张柬之《驳王元感丧服论》一文，知唐人所遵从的服丧期为“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全唐文》卷一七五)，以此合勘杜审言之卒的景龙二年冬(十月)，知杜闲的除丧之时，就应在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春三月。是年，杜闲29岁。
如此，即可知：(一)29岁的杜闲一直不曾入仕；(二)杜闲在景云二年至万岁通天元年这一时段内，一直是居住于洛阳的。

藉此我们可以获知，杜闲与妻子崔氏的结婚地点在洛阳，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一文，又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证实。其有云：“某等夙遭内艰，有长自太君之手者，至于婚姻之礼，则尽是太君主之。”这是杜闲婚事为卢氏一手操办的明证。固然，据杜甫此文，可知卢氏在天宝三载卒于陈留私第，说明卢氏后来曾一度由洛阳迁居陈留，其迁居的时间虽不可考，但绝不可能是在杜审言卒后的景龙二年至开元初年之间。因为此期卢氏不仅要在洛阳服夫丧之期，而且作为其非腹生的“腹生子”杜闲尚未婚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