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的负面形象已为人所熟知，“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明朝宦官专权的“开创者”，俨然已成为王振的代名词。王振究竟是英宗谕祭的功德忠臣，还是后人眼中的“篡权害国”者，本文欲以智化寺内所藏《英宗谕祭王振碑》祭文为线索，在史籍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王振、英宗和智化寺的相关史事进行考证分析，以期还原历史真实的面目。

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胡同内的智化寺，是明朝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所建，至今已有570余年的历史。目前智化寺中轴线上四进殿宇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整，堪称北京市内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1961年定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智化寺第一进殿院的智化门内，陈列展览的《英宗谕祭王振碑》颇为引人注目，石碑上不仅刻有英宗谕祭王振的祭文，还阴刻了王振唯一留世的人物形象。王振、英宗和智化寺的故事，每每都从此碑说起。

一、《英宗谕祭王振碑》简介
据碑文落款“天顺乙卯秋重阳日”，可知《英宗谕祭王振碑》立于大明天顺三年(1459)九月初九日。整座碑由底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碑身除与王振名字、官衔有关的部分碑文被凿以外，基本保存完好。碑身通高1.43 米，宽0.64 米，厚0.14 米。碑额中央阴刻“皇明恩典”四个大字，两侧刻有二龙及云纹作为底衬装饰，碑身中间阴刻祭文，下刻王振画像，其面目清秀，服蟒袍玉带。碑身祭文共计235字(包含被凿文字)，祭文如下：□□□□□□□□□□，□□□忠祠□□有曰，太宗文皇帝□□□大之器，可属倚任。仁宗昭皇帝凡有腹心之委，咸属于振。宣宗章皇帝违豫，独荷付托之命，正统改元，辅上承继大统。十五年间海宇宁谧，人民乐业，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有社稷之功矣。曩者，车驾北征，□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迫今皇上复登大宝，录旧劳，昭旷典，以笃君臣之义，以励侍从之节。即诏招灵祭葬，蟒衣玉带，致赙建祠，撰碑颁勑，以旌忠义，尚全始终。猗欤盛哉！诚激劝涵煦万世纲常之圣典也。天顺乙卯秋重阳日，勑命继嗣香火僧录觉义智化住山旌孝然胜拜与顿首述录，宗师住持性道□□□立石。

通篇碑文都是对王振的歌功颂德，字里行间均透露出英宗对王振的主仆情深。这显然与史料记载和世人眼中的王振形象大相径庭。王振究竟是祭文中的功德忠臣，还是后世留名的“篡权害国”者，本文欲以《英宗谕祭王振碑》祭文为线索(以下简称祭文)，在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王振、英宗和智化寺的一些史事进行考证论述。

二、王振的入宫始末
祭文载：“太宗文皇帝□□□大之器，可属倚任。仁宗昭皇帝凡有腹心之委，咸属于振。宣宗章皇帝违豫，独荷付托之命，正统改元，辅上承继大统。十五年间海宇宁谧，人民乐业，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有社稷之功矣。”
其一，据智化寺内智化门前所立《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称：“臣(振)窃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岁，获入禁庭，列官内秩，受太宗文皇帝眷爱，得遂问学，日承诲谕。既而俾侍仁宗皇帝于青宫，复蒙念臣小心敬慎，委以心腹之任，暨登大宝，屡加显庸。宣宗皇帝临御，猥以久在侍从，眷顾有加。龙驭上升之日，遂荷付托之重。”这段记载与《明史.宦官传》的记录“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基本吻合，[1]可信度较高。又有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赐太监，专门颁布敕文称赞王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诚益至。肆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郑左右。”[2]《罪惟录》记载：“宣德中，使(王振)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为东宫局郎。”[3]对照以上几则材料，与祭文的前半段记载基本吻合，因而祭文前半段的可信度较高，可见王振应是入宫以后得到太宗赏识，遂得以读书。*多有史料记载王振入宫前曾为教官之说，何孝荣先生持反对意见，对其进行了考证，见何孝荣·太监王振曾做过儒学教官吗？[J].文史知识，2010(10).
学成之后被选到仁宗身边，“小心敬慎”，委以重用。至宣德时，宣宗顾念王振受仁宗眷爱，特命其入侍英宗东宫，为东宫局郎。英宗时期，提拔王振为司礼监太监。
其二，祭文称王振辅佐英宗第一次统治期间，海宇宁谧，人民乐业，有社稷之功，是有意夸大了王振的功绩。据记载，英宗第一次统治期间(1435-1449年)，赋税、徭役、自然灾害等因素时常引起民间动乱和起义。从1439年至1449年近十年交战的麓川之役，耗费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方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4]1449年发生的“土木之变”更是“旷世所无之奇祸”，*于冕在《于谦行状录》中指“土木之变”为“旷世所无之奇祸”，参(明)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明嘉靖刊本影印，1984.119.造成英宗被俘下野，朝廷易主的局面，着实不符祭文中社稷之功、太平盛世的祥和景象。

三、王振与“土木之变”
祭文载：“曩者，车驾北征，□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
关于“土木之变”祭文未提王振的任何过错，仍然赞扬他以腹心扈从英宗车驾北征。然而后人对王振的评价确已定性为“论十恶莫如其罪，虽万死犹有余辜。”这些关于王振的负面评价起初见于正统、景泰之际，在明中期以后反复出现并载入史册，逐渐固化为一种明人对宦官形象的典型性描述。[5]其实通过对“土木之变”整个事件的细节分析，关于王振的评价仍有许多可商榷之处。
(一)“土木之变”的成因
明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明英宗及司礼监太监王振率领当朝文武大臣和数十万明军北上亲征瓦剌部*关于亲征部队人数，有考证称25万。参见李新峰.土木之役志疑[J].明史研究，1999,(06)：109-115.。八月十五日，明军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扈从大臣阵亡者数十人，王振亦死，史称“土木之变”。关于“土木之变”发生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正统十四年(1449)“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6]《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的记载也大致相同：“正统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北使录》中也曾提到“近因王振专权，减少马价，也先渐怒，逐谋大举”。可见很多史家持也先南下是因王振减少马价所致。
近来有研究者持反对态度，*郝黎·智化寺相关史事考辨·北京文博：http://www.bjww.gov.cn/2005/8-23/141718.html，2005年9月1日.李沛沛·重评王振[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笔者也认为王振减少马价只是当时态势的一种借口，而非直接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瓦剌部作为北元的一支，14世纪40年代以后势力逐渐崛起，太师也先逐渐统一了草原，构成明朝巨大的边防压力。而这种压力，最终以也先四路南下攻掠的形式，变成了现实威胁。[7]而王振的砍减马价不过是也先南下的托辞罢了。之所以王振成为“元凶”，更多的是当时的人们对恶贯满盈的王振所持的一种愤恨情绪,或者是士大夫文官集团对王振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排斥情绪的表达。[8]实则王振在减少马价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过失之处，而是站在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制高点,虽不至称为有功，却也无过，更不是也先出兵的直接理由。

(二)“土木之变”的过程
“土木之变”的过程处理使王振被定性为“篡权害国”者载入史册。首先是王振“挟帝亲征”，其次是亲征招致明军的覆师土木，让朝臣们对王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随着近年来对王振和“土木之变”研究材料的增多，对传统意义上王振的负面认识有所逆转，王振虽恶名昭昭，却不至于如史籍所载的罪不可恕。
1. 王振的“挟帝亲征”
关于土木之变英宗亲征的说法，《明英宗实录》记载：“......迩者胡寇犯边，止宜命将讨罪。缘(王)振乃山西人，因见大同有警，逼协圣驾亲征......”[9]认为英宗亲征是受王振考虑家乡大同受警逼胁所致。《明史》继承该说法：(正统十四年，1449)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廷臣交谏，弗听。[10]在“逼胁”之外，还有“劝成”一说。《明英宗实录》卷180称：“车驾发京师亲征，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11]李实在其所著的《北使录》中指王振“请上出征迤北”[12]，而刘定之在《否泰录》中只记王振“劝上亲征”[13]。关于王振是否“挟帝亲征”，有学者进行了详实的论述，作者称翻检明廷的官方记录，王振在正统朝的昭彰恶迹被史家尽情揭露，却无英宗亲征出于王振“挟迫”的任何记录，认为王振在英宗亲征这件事上至多扮演了劝成的角色，[14]“逼胁”“挟持”云云乃是被告王振在缺席永无申辩情况下的控告。[15]
实际上，明英宗和朝廷大臣对瓦剌一直以来的威胁是有清醒认识的，当英宗得知瓦剌南侵情报后，明廷即展开积极的备战。[16]“(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是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诰迎战，败死；脱脱不花王寇辽东，阿刺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据守。报至，逐议亲征。”[17]可见，因明军猫儿庄战败，英宗可能意识到局势恶化，认为有亲征的必要性，于是颁布了亲征诏令。按照事情的发展脉络来看，英宗下诏亲征也算有理有据，王振作为英宗的贴身侍臣，应该是从旁给予亲征的建议，或者是基于战争态势分析，“劝上亲征”。似乎看不出“挟帝亲征”的轨迹。另有“英皇(英宗)追慕先烈，才一启行，六师俱覆，谋虽发于王振，断必决于圣衷”的说法。[18]英宗的御驾亲征本身就是对祖先武功的效仿与致敬，王振只是从旁劝成而已。

2.“土木之变”的过程
“挟帝亲征”是王振被指责的罪名之一，其罪名之二就是因王振的个人错误指挥和回师绕道导致了土木之变的败局。当时的评判者们完全不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各个环节所出现的问题，而将满腔的怒恨全部清算在王振的头上，这未免有失公允，尽管王振对“土木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应该是全责。
据史籍记载，土木之变的过程是：七月十四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亲征队伍出发，“命下踰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19]。不日“至大同，振欲进兵北行”，遭到廷臣反对。后雷雨大作，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密报前方的危急，“势决不可行”[20]，“行则必堕虏计”[21]，王振震惊之下才准备还师。在回京的途中，王振放弃了由大同经紫荆关入京的既定路线，转行蔚州，“振，蔚州人，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 “十三日，驾至土木，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以王振辎重千余两未至，留待之。廷臣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而严兵为殿。不报。遂驻土木。旁无水泉，又当敌冲......”。[22]此时遇到瓦剌军队的明军完全没有战斗力，明军彻底溃败，英宗被俘，朝臣阵亡数十人，王振亦死。
从以上记载来看，似乎确实是王振的指挥失误和种种个人因素导致了明军的覆败。近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即使权威的《明英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者，难免有错简乱丁，尤其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相关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3]作者认为这些记载多有日期和地理上的错误及前后矛盾，并将回师过程按照时间系列和空间位置进行了还原，得出结论：其一，自大同回师是原定计划，并非王振一时畏惧作出的决定。其二，《明史》载“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谷应泰所言“行四十里，复转而东”，均有误，实际上，“四十余里”是回师路线相对出师而言的绕道里程，对英宗行军作战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回师比出师多花一天的时间，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和王振没有关系。其三，所谓的回师绕道，是英宗一直在试图找寻瓦剌执行原定计划，而王振的一己之私肆意改变行军路线的记载，其历史真相很可能是王振为主子打圆场作出的顶缸姿态。[24]以上结论，笔者以为尽管有些观点有推测成分，但是作者从“天时、地利、人和”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较之史籍将矛头只指王振的说法更为客观。事实上，英宗本人的意志决定了政局的走向，主要责任在于英宗，而非王振。[25]加之天气原因，战场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都可能成为战败的原因。另外，当英宗亲征军到达土木堡时，包括怀来城在内的宣府镇北东路十一座城早已被弃防，因此在明军被瓦剌大军包围时，既无法进入怀来城凭城自保，也无法获得侧翼支援。[26]这不得不说是明军覆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到当职朝臣的失职，进而理解了王振被推向风口浪尖的缘由可能更多的是推卸外廷自身无能失职的责任。

(三)王振形象的成因
现今所见对王振形象的描述，散见于明清各种官方与私人编撰的史籍，皆是专权误国，千古罪人诸如此类。通过以上论述分析可知，王振并没有史籍描述的那样罪大恶极。之所以王振形象被定性化，应有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王振得势后的贪酷行为，激怒当朝官员。据史籍记载，正统七年，太皇太后驾崩后，王振仰仗英宗的荣宠，逐跋扈不可制。比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待王振无加礼，时勉尝芟彝伦堂树旁枝，振遂言时勉擅伐官树入家。取中旨”，“枷国子监前”。[27]王振迫害忠直大臣，大肆引进邪佞之徒，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员“无大小皆望风拜跪，举朝以父翁称”[28]。由于王振本人的贪酷作为，招致多数官员对其表面恭顺，实则仇恨的心理。这无疑成为王振身荷恶名的原因之一。
第二，王振被作为平息“土木之变”的终结者。一是土木之变的发生，大明举国上下受到震动。为了稳固局势，安定人心，将王振作为突破口(王振昔日的恶贯满盈成为安抚人心的最佳人选)，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因战事失利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危机时刻国家统治上层刻意制造的舆论导向，用来化解内部危机的一种手段。二是朝臣们在王振缺席的情况下，极力将罪名推向王振，撇清自身甚至是推卸本应担负的责任，以求自保。三是王振代英宗承担罪名。亲征战略本是英宗的决策，结果造成土木之变的惨败，朝臣们无法指责英宗，只能将矛头对准英宗的亲信宠臣王振。
第三，王振被士大夫文官集团作为典型无限放大，成为排斥宦官集团的集中表达。从更深层次讲，当时的士大夫群体有意将罪过归于王振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对王振个人行事的愤恨情绪，而是将王振作为宦官典型，以其形象的标准化认识作为制约皇权倾向宦官一派的重要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当朝的士大夫群体有意夸大了王振对朝局走向的影响力，宦官干政形象有被建构的虚拟属性。[29]
总之，王振在缺席被告席的情况下，以干政祸国的形象被逐渐固化，更多的是体现出士大夫文官集团争夺话语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以及清朝统治合法性的现实需要。

(四)王振的死因
关于王振的死因，最常见的说法是“护卫将军樊忠者，从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并曰：‘吾为天下诛此贼！’”[31]《国史唯疑录》也称“闻振实为护驾将军懋忠以所持瓜锤死”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不可靠，“如果确实为樊忠或者懋忠杀死祸国殃民的王振，以弘扬正义的史家绝不会吝啬自己的笔墨对这位英雄大书特书，然而在明朝的史籍中却并未见到这位将军的英雄事迹。文中还提出《明书》载王振死于敌方之说”。作者还认为王振死因最不可能的就是自杀，祭文所书的“引刀自刎”只是英宗为了掩盖历史真相，保全王振的名声而已。[32]笔者恰恰认为自刎可以成为王振之死的一种解释。其一，从王振与英宗情感的层面上讲，王振眼见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自己没有尽到保护主子的责任，愧对英宗的恩德，甚至是愧对前朝几位皇帝对他的厚爱，无颜苟活于世，于是“引刀自刎”。其二，从王振考虑当朝对他处置的层面上讲，王振面对“土木之变”的惨败局面，尽管只是从旁劝成英宗亲征，但自知难逃罪责，与其回朝受审被处死，不如自行了断。《明史》有记载：“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尚书邝野、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五十余人死之，振亦死。”[33]从上述记载可以判断，王振是死于也先发动的突然袭击，然而是敌是我，被杀还是自杀，仍然尚难判断，自然也不排除存在自杀的可能性。

四、英宗与王振的主仆情深
祭文载：“迫今皇上复登大宝，录旧劳，昭旷典，以笃君臣之义，以励侍从之节。即诏招灵祭葬，蟒衣玉带，致赙建祠，撰碑颁勑，以旌忠义，尚全始终。”
此段祭文基本与史籍记载吻合。《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元年(1457)冬十月，太监刘恒等称王振“恭勤事上，端谨持身，左右赞襄，始终一德，陷没土木，岁久未沐招葬”，英宗命赐“葬祭”[34]。刘恒等言不过是摸准了英宗“悯念”王振之情，做顺水人情罢了。经历了“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诸多变故后，复辟的英宗不仅没有清算王振在“土木之变”中的罪责，反而对王振念念不忘，且在复辟的当年就对王振进行葬祭。天顺三年(1459)，僧录司右觉义兼智化寺住持僧然胜，奏请为王振赐旌忠祠并立碑，英宗“命礼部议之”[35]，祀之智化寺。[36]至天顺六年(1462)，英宗又因龚然胜的奏请，赐智化寺大藏经及敕谕，“以慰(王)振于冥漠”[37]*智化寺的如来殿内现存有存放明英宗御赐《大藏经》所用的曲尺形藏经柜及《英宗颁赐藏经碑》。。
对于英宗对王振“生死不替”的宠眷，让明代以来的史学家们无不困惑感叹。高岱说：英宗“追褒王振，赐旌忠祠，则诚不知其故”[38]。李维桢说：英宗“能诛石亨、曹吉祥，而卒不罪王振，则事之不可知者也”[39]。谷应泰更是感叹“(英宗)招魂榆塞，雕木浮屠，为振复雠，贻讥后世，何其谬哉。考直、瑾、忠贤，皆蒙主眷，而没后追思，惟振一人。”[40]《明史》有云：“王振擅权开衅，逐至乘舆播迁。乃复辟后，又追念不已，抑何其惑溺之深也。”[41]
通过前文分析，笔者认为，英宗对王振如此追念不忘，不仅仅是“惑溺之深”而已。其一，“土木之变”发生之前，王振尽心侍奉英宗二十余年，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英宗对王振“尝以先生呼之”[42]，对其宠信自不必说。其二，“土木之变”以后，英宗不仅没有清算王振的“篡权害国”，反而追思建祠，葬祭以慰王振在冥漠之灵。有学者认为，“英宗对王振的肯定，与英宗做皇帝的合法性密切相关”。[43]笔者认为此观点可以作为英宗谕祭王振的一种解释，然而英宗复辟后对王振的追念，笔者以为和“土木之变”当有关系。王振在“土木之变”中被冠以“挟帝亲征”、错误指挥、绕道回师等罪名，如若这些罪名成立，英宗因此而被俘漠北、丢掉皇位，即使英宗对王振有再深厚的感情，也不会就当此事没有发生一样，复辟之后依然感念他的“王先生”。土木之变的过程中，王振究竟做错了什么，英宗作为当事人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所谓的邀请圣驾临幸蔚州第宅又恐踩踏田地绕道而行，以等待王振的私人物品延误入城的罪名，很可能都是王振为英宗打圆场作出的顶缸姿态，毕竟英宗是亲征的决策者，在北上的过程中英宗也一直在按原定计划找寻瓦剌部队。[44]所以，英宗复辟后当年就对王振进行了葬祭，以追念王振的君臣之义，侍从之节；并于天顺三年赐建旌忠祠；天顺六年赐智化寺《大藏经》，王振家庙的智化寺在英宗的庇护下一直兴盛不衰直至清朝。天顺元年二月，英宗为王振的旧党马顺进行了平反，令马顺之子马升“世袭副千户，本卫带俸差操”[45]。七月，英宗又“命故太监王振家属在辽东铁岭卫充军者，放回京卫充军。”[46]如果说“葬祭”王振只是英宗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英宗只需作出一种姿态即可，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为死后的王振做事。
综上可见，复辟后的英宗对王振追思葬祭，其用意并不是不可知，很可能是土木之变中王振为英宗所作的顶缸姿态，让英宗“录旧劳，昭旷典，以笃君臣之义，以励侍从之节”。

五、王振与智化寺的兴建
兴建智化寺虽是作为王振的家庙，却也是他对报答英宗恩德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智化门前所立《赐敕智化禅寺报恩之碑》的记载：“悉捐己资，僦工市材，建兹宝刹......天地虽未尝责报于万物，而万物自不忘生成之德；圣人虽未尝责报于臣下，而臣下之心自不能忘恩德之重......"由碑文可知，王振自己出资兴建智化寺，是因受到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皇帝的厚爱，故而建智化寺以报答祖先的庇护和皇帝的恩宠，并且借机为国家祈福，教化民众。
碑文的记载应当可信，王振能够担任司礼监太监，就是在成祖、仁宗、宣宗，尤其是英宗皇帝的提拔实现的，感恩之情实属自然。今人多论王振擅权，指责他侵夺英宗的皇权，如若事实如此，英宗和王振何以相处自得，实则王振势起反而是英宗权力强化的一种表现，对王振的批判只是士大夫文官集团争夺权力的表达方式[47]。王振借势可能有戕害大臣的行为，但是对于英宗应该是心怀恩德之情的。有学者从佛教文化角度研究认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陈捷教授在智化寺的讲座：古建解码—智化寺佛域空间构成解析。，智化寺现存的如来殿、藏殿及其他各殿形成的建筑群体，共同构建了智化寺的佛域空间，如来殿二层等级最高，藏殿次之。藏殿供奉的是毗卢遮那佛，如来殿二层作为整个佛域空间的最高等级位置，理应供奉地位更高的佛。实际上在如来殿二层顶部装饰的蟠龙藻井成为了核心，这不仅反映了智化寺佛域空间构建受到了皇权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王振对明四朝皇帝尤其是明英宗的敬仰和感恩之情。
总之，王振为报答英宗的恩德而兴建智化寺，英宗为悯念王振，在智化寺为其建祠立碑。智化寺成为英宗与王振主仆两人情感寄托之地。在英宗的庇护下，智化寺一直兴盛不衰，直至乾隆七年(1742)，时人沈廷芳目睹智化寺香火不绝，逆臣之像，俨居高座，遂“奏请仆毁王振塑像”[48]，智化寺从此由盛转衰，《英宗谕祭王振碑》的残缺碑文即是在此背景下被凿去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英宗谕祭王振碑》祭文为线索，对王振的入宫始末、王振在土木之变中被定性的负面评价以及英宗与王振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考证论述。其一，王振是入宫以后才得以读书，因其小心敬慎，被仁宗委以重用，宣宗特命王振在东宫侍奉英宗，为东宫局郎；英宗时期被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其二，“土木之变”的真正原因是14世纪40年代以后瓦剌势力崛起，太师也先逐渐统一草原构成了明朝巨大的边防压力，王振减少马价不过是瓦剌出兵的借口；关于史籍将土木之变的失利原因归于王振个人有欠公允，王振负面形象的定性当是危机时刻国家统治上层制造舆论导向化解内部危机的一种手段，也是士大夫文官集团争夺话语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王振死于也先发动的突然袭击，尚难判断敌我，也不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其三，英宗复辟后，不仅没有清算王振在土木之变中的罪过，反而为王振葬祭、建祠立碑，以告慰王振在漠北的亡灵，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土木之变中王振为英宗所作的顶缸姿态。其四，智化寺成为英宗与王振主仆两人情感的寄托之地，在英宗的庇护下智化寺一直香火不绝，直至清朝以后由盛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