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古今长期被认为是弑君的奸臣，这是从封建伦理和不正确的历史观评价的。先从古代伦理讲，古人说执政者对皇帝被杀承担责任是有条件的，董狐说“归不讨贼”为弑君，是没有太后摄政的前提。司马昭仅仅没杀主谋，杀了弑君者，不能说“不讨贼”，况且从历史实情看，在曹髦夺权要杀摄政和执政的政变中，司马昭的处境、地位都证明他是冤枉地承担了弑君罪名。

宫廷的宿卫是郭太后的兄弟，太后党与帝党相持时，司马昭接到报信后入宫，要阻止内乱，可曹髦却又转而帅人攻打司马昭，从司马昭的上奏中可以看到他当时是很尴尬，曹髦是他丈人王肃的家乡郯城诸侯，他反对哥哥司马师要拥立彭城王，主张立曹髦本来是为巩固自己地位，为此甚至对郭太后让他废黜曹髦表示拒绝，结果曹髦恩将仇报要杀他。当时他自称是四处传令不要伤害曹髦，实际躲避曹髦对他追杀。贾充此时到了宫中，他和司马昭、郭氏都是姻亲，与曹氏又有父仇，让宫廷官员太子舍人成济去杀了曹髦，结果司马昭知道了大惊，扑倒在地上说“天下其谓我何！”

事后司马昭哭着问陈泰该怎么办，陈泰要求杀了贾充，司马昭没有接受，他只是上书要求将成济治罪，郭太后痛恨曹髦，要求以庶人礼葬曹髦，并把王经治罪，她对司马昭要求治罪成济表示准奏。司马昭和司马孚等人又上奏要求收回以庶人礼葬曹髦的太后令，请求以王礼安葬曹髦，也被准奏。司马昭对成济没有按谋逆灭三族，成济兄弟登上房顶怒骂被射杀，司马昭也没有株连成济家属。这点在《晋书》中有记载，荀勖说“成粹刑止其身”，成氏中的成粲还担任了执政侍中，可见在这次宫廷内乱中，主要仅是曹髦和成济兄弟被杀，王经被治罪。这次宫廷事变对政局的影响是深远的，曹髦的莽撞和幼稚再次严重削弱了曹氏的声望，除了少数人（包括司马昭）有同情的眼泪外，多数人无动于衷，百姓听说天子被杀仅观望，就像张悌说的“曹髦之死，四方不动”。

国内再次掀起要求司马昭继任晋公，他又固辞，但是从司马师去世时曹髦不让他护送丧事，把他解除兵权外放许昌，到这次曹髦恩将仇报攻打他，都使司马昭对曹魏的忠心动摇。尽管他依然辞让晋公，却对同样遭受曹髦打击的郭太后表示了支持，在司马师与郭太后立帝争执时，司马昭对岳父王肃同乡曹髦支持，这次他赞同立司马师派系的幼主为皇帝，依然保留太后摄政的地位。司马昭对曹魏忠心动摇，体现在他不对贾充、成济治罪深究，但是不能据此说他弑君和对曹魏不忠，司马昭没有做逼宫和迫害皇帝的罪行，仅仅是最终像曹操那样称公称王。

尽管司马昭长期执掌大权，但是他毕竟出身士族，崇尚书礼，连毋丘俭都称赞他有君子风度，岳父王肃又是最主要的经学家之一，他的政治理想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就像他给孙皓的书信中说的：“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此昭心之大愿也，”当时他依然在信中表示忠于曹魏，陆凯赞同司马昭的和平主张。曹操要代汉时，尽管民心不拥汉，但朝廷大臣多数拥汉，还经常反曹，仅许昌大火曹操就杀了很多大臣，西南还有刘备割据打着汉室旗号。在司马昭时期朝廷和民心都拥护他代魏，王经说天下人都为司马昭“效死”是评价民心、士心。所以司马昭忠于曹魏，不该把弑君的罪名加在他头上。这次斗争郭太后受益，权位改令为诏，继续在幼主的名义下摄政，仅损失了宫廷部下成济。司马昭受损，不仅自己拥戴的曹髦被杀，还株连了部下成粹，被迫立幼主，长期蒙受弑君的罪名。

失败的是曹氏集团，社会威望和权势进一步削弱，司马昭维护曹魏社稷的最后心理防线也动摇，使不久后代魏成为现实。现代人要是还像封建学者希望的那样把愚忠的枷锁套在人民头上，用弑君的罪过贬低进步政治家，就显得可笑了。司马昭这样被冤枉的英雄，我们应该重视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看他对百姓的态度，尽管他有统治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有缺点、错误，但是他主要的历史言行都是仁义和进步的。